在中國傳統宗法社會，墳墓，曾經是能夠維護祖先精神權威，體現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護塚墓，久已成為一種道德行為的準則。唐人杜荀鶴詩所謂“耕地誡侵連塚土”，表明這種道德規範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也形成了約束。

    禁止盜墓的法律，在先秦應當已經出現。如《呂氏春秋》中寫道，當時對於“奸人”盜墓，已經有“以嚴威重罪禁之”的懲罰措施。《淮南子》到刑法有“竊盜者刑”，“發墓者誅”的內容。《魏書》記載，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塚毀廢”，詔曰：“自今有穿毀墳隴者斬之！”這也是“穿毀”塚墓已經被法令嚴厲禁止的證明。唐代法律包括製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唐律疏議》有關於對“發塚”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例如：“諸發塚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通過刑法的內容，可知王族貴戚的墳墓，受到特殊的保護。而看守者在盜墓現象發生後也要受到嚴厲處罰，也是值得注意的。從《明史》的記載看，當時法律有嚴治“盜墓之罪”的原則。而《大清律例》有關於“發塚”的內容，對6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計條，內容備極詳密。

    據《新唐書》記載，盧龍節度使張弘靖因安祿山、史思明於此初起反叛，而當地民眾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於是“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然而適得其反，以致“眾滋不悅”，使民意更為傾向安、史而背離朝廷。這正是因為“發墓毀棺”的做法過於極端，與民眾傳統情感習慣不相合的緣故。《舊唐書》也記載，張弘靖“發（安）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民眾的“不悅”，民眾的“失望”，都表現了一種對於“發墓毀棺”的作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傾向。

    《南史》記載，傳張騫墓有人欲盜發時，就聽到作戰時的鼓角聲，盜墓者不得不驚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編》：“史載溫韜概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史書又頻繁可見盜墓時遇大蛇圍繞、崩雷晦雨等異象的記載。如果有人不畏懼這種保護墓葬的靈異警示，常常會遭致嚴酷的懲罰。《異苑》寫道，士燮墓常蒙霧氣，屢經離亂，沒有人敢盜掘。晉時地方官溫放之前往發掘，在回程中即墜馬而死。袁枚《子不語》有“掘塚奇報”條，“以發塚起家”的朱某發富人墳，石槨堅不可開，於是糾同僧人誦咒開槨，“誦咒百餘，石槨豁然開，中伸一青臂出，長丈許，攫僧入槨，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墜地，王爭王爭有聲。”朱某後來也“以訟事破家，自縊於獄”。類似表現盜墓惡報的故事還有許多。這一現象，也是民間否定盜墓的社會輿論傾向的一種反映。

    回過頭，我們再來探討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得到被盜挖的下場。在昭陵上，我們引申出盜墓的問題，無非是因為昭陵符合了盜墓賊的心理。無論世界發展到什程度，盜墓賊的最初動機都是為了獲得財寶。由此想見，李世民為自己營建的昭陵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是愚蠢至極的。雖然，他依山而建，但世間萬物總有滄海桑田的那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