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結束後，五代開始。溫韜在鎮7年期間，凡是在他管轄境內的唐陵，幾乎都被挖掘。據史料記載，他發掘李世民的昭陵，因為修築堅固，溫韜從墓道進去，見到地下宮室建築宏麗，簡直同朝內宮殿一般。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寢。正寢東西兩廂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開石函，內藏鐵匣。鐵匣麵盡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珍貴圖書。其中最貴重的當首推王羲之的真跡了。

    當人們發現它時，紙張和墨跡如新。這些珍貴藏品，全被溫韜取了出來。又據記載，隻有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因受風雨阻擋，沒有被發掘。到了明代，於慎行還在他所著的書中，世上所傳王羲之的《蘭亭帖》已葬入昭陵，但是，“以史考之，此本複出人間矣”。他認為，史書所記，其人其事，“此知蘭亭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遺憾的是，“第不知複淪沒於何代耳”。

    昭陵被挖掘不止這一次，但僅這一次就足夠李世民在地獄痛哭不已的了。我們在這要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盜墓。盜墓，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今都是一個恐怖的字眼，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對掘墓者的不恥程度，甚至比盜墓者還來得咬牙切齒。原因很簡單，在中國“養生送死”的孝道之下，挖別人祖墳的人是不尊重自己祖先的十惡不赦之徒，所以要“斬立決”。

    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故意破壞墓葬的情形。《呂氏春秋》，一時陵墓隨葬豐厚，“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於是“無不日之墓也”，“大墓無不日也”。日，就是發掘。

    公元1976年冬季，考古工作者參照《史記》關於秦國曆代國君葬地的記載，在陝西鳳翔靈山（陵山）一帶尋找秦公陵園，但一無所獲。後來根據一位農民偶然提供的線索，來到鳳翔南指揮村南側一片曆年生長情況不好的麥田勘察。這是因為古墓葬一般夯土堅實，不利於作物生長的緣故。通過鑽探，果然在這發現了一座規模空前的秦墓，定名為秦公1號大墓。

    這座迄今所發現的先秦時期規模最大的墓葬，從墓葬形製、隨葬品規格數量以及殉葬人數等現象看，是“厚葬”的典型。可能正因為如此，曾曆經多次嚴重盜掘。發掘工作開始時，一揭開墓上耕土層，即發現盜洞47個。發掘到槨室時，仍然有十多個盜洞。經過考古學家的檢驗，推測出盜洞的年代自漢代一直延續至唐、宋時代。

    《史記》中曾經記述，中山地方民間風行“掘塚”習俗。遊俠“鑄錢掘塚”的事跡，也受到司馬遷的注意。唐人顏胄曾經以這樣的詩句寫述民間盜墓的盛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骷髏，村童掃精靈。”“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韓愈對於東漢陵墓多被破壞的事實，也有“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的感歎。

    掘塚，也曾經是不法貴族官僚的一種遊戲。如西漢廣川王劉去，就有公開盜掘墳墓的嗜好。《西京雜記》劉去發掘古墓“不可勝數”，“國內塚藏，一皆發掘”，其奇異者就多至上百。

    王莽覆亡之際農民軍對西漢陵墓的破壞，是見於史書記錄年代較早的大規模的盜墓運動。《後漢書》也：“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後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由於當時屍殮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發掘所見往往容貌如生，盜掘者有汙辱女屍的行為。

    那，盜墓賊為什要盜墓呢？司馬遷在《史記》中論述社會行為往往為利益驅動時曾經到，“劫人作奸，掘塚鑄幣”等敢於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實都是出於財富的追求。他在列舉所謂工商貨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諸種致富方式時，又指出“掘塚，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田叔這樣的巨富竟然是因盜墓而發家的。

    對隨葬品的特殊追求，也是值得注意的。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到宋徽宗喜好夏商周青銅禮器，於是地方官發掘塚墓求其器以獻上的故事。宋人筆記《鐵圍山叢談》，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下塚墓，破伐殆盡矣。”

    但也有例外的時候。漢朝人京房的墳墓在東晉時被盜掘，遺體依然完好，“僵屍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之。”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代有“木乃伊”可治愈“損折肢體”的傳，與“僵屍人肉堪為藥”的迷信接近。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引用此，也值得注意。近世吳有如《點石齋畫報》有題為“群賊盜骨”的故事，其中寫道：“有匪徒將棺木撬開七八具，盜竊枯骨，有謂以之為悶香，有謂以之合藥餌。事雖出於擬議，然非專盜衣飾可比矣。”這種取枯骨“以之為悶香”或“以之合藥餌”的盜墓動機，實在令人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