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沙俄一直依仗的是自己巨大的體量，動輒就是用上百萬人的陸軍來欺負歐洲諸國，尤其是在燧發槍和排隊槍斃的年代，源源不斷的陸軍兵力一直是歐洲諸國心頭的夢魘。

    或許生活在十九世紀末這個時代的人，還被曆史的迷霧蒙蔽了雙眼，無法預見到在用自動武器、速射火炮、塹壕、永固工事、地雷和鐵絲網組成塹壕戰體係麵前，如果沒有空地一體學說下的裝甲突擊力量，再多的士兵也不過是這座血肉磨坊的原料。

    而在穿越而來的喬伊麵前，自然不存在什戰爭迷霧，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戰爭模式演變，喬伊了然於心。

    為德國開發栓動步槍曆史上射速最快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就是應對戰爭模式演變的第一步，獲取智利的銅資源是儲備物資的第二步，而第三步，如果俄國人敢於在東線給德國製造麻煩，喬伊不介意加速自己的第三步，點亮自動武器中的王者—重機槍，以及人海戰術的克星—火力圈與塹壕戰。

    喬伊可以拍著胸脯打包票，絕對能讓喜歡人海戰術的俄軍與萬歲衝鋒法軍，真正見識下所謂死亡鐮刀屠殺的效率。

    喬伊的想法還是僅僅是停留在武器層麵上，而腓特烈皇儲卻從戰略層麵進行了思考，如果自己兒子口中的自動武器是存在的，隻要能獲得英國人的海上支持，那就完全可以仿效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的做法，與領土廣袤的俄羅斯打一場消耗戰，而不是殲滅戰。

    消耗戰這個想法是由喬伊的老師，或者說是1879年之前的家庭教師，漢斯德爾布呂克博士先生率先提出的，容克貴族家庭出身德爾布呂克博士，從1874年開始就擔任喬伊的家庭教師，直到去年為了接替父親在普魯士貝爾根斯特拉爾鬆地區的眾議員位置，離開太子宮去參加了普魯士地區的議員選舉。

    做為腓特烈皇儲夫婦為喬伊親自挑選的家庭教師，德爾布呂克博士同樣也是腓特烈皇儲的好友。

    德爾布呂克博士學術的主修方向是曆史學，尤其喜好德國十九世紀當代的曆史，這其中就包括對德國經濟史、軍事史的研究，在今年還曾經專門寫信給腓特烈皇儲，送上一篇專門討論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表現的短篇學術論文。

    這篇文章中，德爾布呂克博士創造性提出了，腓特烈大帝贏得七年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普魯士參謀總部所推崇的幾次殲滅戰，而是執行了一種名為消耗性戰略的方法。

    在同三位女士的七年戰爭中，與法蘭西波旁王朝、俄羅斯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這三家地表最強的陸戰國家相比，小小的普魯士掌握的資源異常有限，資源有限的腓特烈大帝總會明智的交替選擇外交或戰爭，無論是外交上的妥協退讓或者強硬的推行戰爭，隻要那個方式最適合腓特烈大帝自己的戰略目的，腓特烈大帝就選擇那個。

    何時戰鬥，何時迂回，何時退卻，何時冒險，何時節約兵力，何時快速募兵在腓特烈大帝心中，唯一能決定戰爭操作和戰略方針的隻能是政治。

    總之，腓特烈大帝成為偉大統帥的原因，不僅僅是他所贏得的戰役，更是因為他的政治敏銳及戰略意圖，符合當時普魯士政治的現實。

    腓特烈大帝可以說是霍亨索倫家族中所有男人的精神圖騰，也是普魯士軍事容克貴族們內心驕傲的源泉。

    做為歐洲四戰之地的德意誌，總是與各式各樣的強者為鄰，學習和研究腓特烈大帝的統治藝術，則是每一個霍亨索倫家族統治者必修的課程。

    在德爾布呂克博士提出消耗性戰略這個思路前，霍亨索倫家族在歐洲的戰略上一直堅持兩點，政治上靠攏英國人的同時與俄國保持友好，軍事上則強調對法國的快速殲滅戰。

    在今年夏初，俄國人舒瓦洛夫將軍訪問柏林後，為了應對俄國人可能出現的兩麵三刀，腓特烈皇儲特意與俾斯麥宰相討論了對俄政治與軍事應對辦法，期間就仔細的討論了德爾布呂克博士的研究成果。

    做為胸甲騎兵團榮譽上校的俾斯麥宰相，軍事上的建樹實在是乏善可陳，但是從政治角度，卻對決定戰爭和軍事戰略的因素隻能是政治，這個觀點大加讚賞。

    戰爭隻是政治的延伸，不能由軍事解決一切，解決複雜國際問題的始終應是外交，德意誌帝國的政治精英們掌握最鋒利戰刀，這是俾斯麥宰相一直以來堅持的政治觀點。

    老宰相認為，隻要能獲得英國人友誼的保證，德國人就能在歐洲大陸的衝突中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外交也好，軍事也好都要從屬於這個戰略之下。

    之前外交上大搞的“五球平衡”也好，還是今年推進德奧同盟，甚至謀劃新三皇同盟，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促成德英結盟這個根本戰略，可不管老宰相怎努力，英國人總是擺出一副冷傲的麵孔，就是不願意踏進歐洲大陸。

    或許，可以稍稍聽聽喬伊的想法，德國也嚐試著適當改變歐洲大陸格局，默許甚至縱容法俄同流，挑戰英國人的霸權，逼迫英國人向德國表態，如果英國人同意與德國結盟，那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