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中央於6月6日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製定了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為此紅軍又北上連續翻過了夢筆山、長板山、倉德山、打鼓山4座大雪山。7月18日，一方麵軍進行整編，一、三、五、九軍團改名為第1、、5、軍。8月日，兩個方麵軍混編成左右兩路軍，分頭北上過草地，約定在班佑會合。右路軍由一方麵軍的1、軍和四方麵軍的4、0軍組成，徐向前為總指揮，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一方麵軍的5、軍和四方麵軍的9、1、軍組成，張國燾與朱德、劉伯承領導的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自此，五軍團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張國燾不讚成中央北上的方針，擅令左路部隊停止北上，並於9月9日電令右路軍中的四方麵軍部隊南下回歸四方麵軍建製。9月10日夜，毛澤東及中央主要領導人率一、三軍團和中央直屬機構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的名義北上。

    兩大主力勝利會師，又遽然分裂，這出戲，看似迷茫，又淺顯自然，是中國人就能看懂。一方麵軍萬人，四方麵軍的8萬人，但雙方都很清楚：實力懸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權力要重新分配。於是張國燾便縱著自己的軍事將領喧鬧，向中央要權。張聞提出把自己的總書記讓給張國燾，毛澤東斷然反對。思量再三，不得已，把周恩來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轉給了張國燾，又在政治局增加了四方麵軍的席位。一場角力下來，雙方人員均很受傷，開始罵罵咧咧，積蓄惱火。此時的中央方麵竟在這個時候莫名其妙地開會清算起四方麵軍來了，批評張國燾要建立西北聯邦政府的做法，指責其放棄川北根據地、沒有控製鬆潘地區的失誤。又因四方麵軍幹部文化程度低，管理方法簡單，存在打罵現象而稱其為“軍閥”、“土匪作風”、“政治落後”、“老土”；張國燾則借此抗議中央“歧視四方麵軍”，認為“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麵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中央也要檢討自己的領導是否正確”。在有關戰略方向的爭論上，中央批評張國燾南下主張是“逃跑主義”、“機會主義”；張國燾則指斥中央北上方針是“喪失鬥誌”，“一昧避戰北逃”。中央的一些同誌視張國燾為“軍閥統治”，張國燾則反訴毛澤東“軍事上獨斷獨行”。從上到下，罵戰升級，雙方矛盾越演越烈。

    對中央的意見分歧，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清楚。5軍隨左路軍行動後，張國燾常找董振堂軍長談話。董振堂知道張國燾是中共黨內的老同誌，又是政治局常委，因而對他很尊重。有一次，張國燾又找董談話，董回來後顯得很高興，對我：“我是舊軍隊過來的人，這些年來，最怕的就是別人對自己不信任，不把我們起義部隊當做是自己人。張主席畢竟是老同誌，他了解我們的心情，相信我們，還是他有水平，今後我們5軍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了。”我聽了亦欣然。因為從我呆過的二十軍、紅七軍、紅五軍團，似乎就沒有好命，作為部隊領導人，不是被抓被殺，就是被貶被斥，令人氣喪；打起仗來不是啃骨頭就是當後衛，盡是苦差。而人員裝備的難以補充，隊伍越打越少，更是怨氣衝。我們是真希望改變這種命運。可是，沒過多久，董軍長就對張國燾失望了。

    9月初，5軍進入草地，走了55夜，來到了噶曲河邊。一夜暴雨。明，董振堂軍長聞報噶曲河發了洪水，擋住了我們北上的道路，便讓我帶上警衛排，隨他到噶曲河巡看水情。河水是大漲了，給我們渡河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噶曲河畢竟是河，與我們渡過的烏江、金沙江相比，那就是一條溪，根本算不了什。董軍長帶著我們尋找合適的渡河地點，忽見遠處一隊人馬向我們馳來，近前才發現是張國燾、朱德、劉伯承及總部警衛連。董軍長迎上前，立正向張國燾等人行了軍禮。張國燾點了一下頭，仍舊騎著馬，徑自到了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