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秋收起義耀乾坤 第14章管窺萍瀏醴大起義

    佇立瀏陽文家市秋收起義紀念館，拜謁譚嗣同烈士祠，令人沉思。他們之間，有一種什聯係？筆者感悟，走讀瀏陽文化這個殿堂，深深地感受到——秋收起義是瀏陽特色的大文化。

    仰望軍旗

    自從毛澤東打出第一麵中國工農革命軍的軍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才在這麵旗幟下凝聚、發展、壯大，譜寫出我們的黨魂、軍魂，奏響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走向勝利、繁榮、富強的凱歌。

    仰望軍旗，走讀瀏陽。追溯淵源，秋收起義的文化影響，如同瀏陽河水，奔湧而出。

    探索其文脈，早在毛潤之遊學瀏陽之前，他就有深入的了解。

    因為，他所處的青少年時代，正是中國人民變法維新，變法圖存的歲月。特別是許多前仆後繼的仁人誌士，他們那種勇於在黑暗中頑強奮鬥，不怕流血犧牲的精神，使毛澤東打下了深刻烙印。因此，他曾對第一師範的瀏陽籍同學說，“貴縣是一定要去的”。

    毛澤東早在長沙求學期間，就有鴻鵠之誌。他一直對軍事感興趣，有過半年新軍的經曆，在第一師範參加過學生誌願軍活動。他閱讀胡林翼的《胡氏兵法》等書籍，還將字詠之改為潤之，與林翼相同。尤其對中國農民武裝反抗壓迫、剝削，他更為關注。

    瀏陽，在曆朝曆代中，就有抗侮反暴的鬥爭傳統。特別是近現代的萍瀏醴秋收起義，與華興會、興中會、同盟會，乃至辛亥革命，都有密切聯係。自然，相對毛潤之而言，正是他關注的重點。

    1917年至1918年期間，他前後在瀏陽遊學40多天，專程拜訪譚嗣同烈士祠，深入民間調查研究，耳聞目染多少事情，雖無從詳考。但是順著他的足跡梳理，聚焦部分重點曆史和人物，抑或我們可以感悟些許聯係。

    ——瀏陽人民抗暴圖存

    “瀏陽”，以縣治在瀏水之北得名，而這條瀏水，後世也轉名為瀏陽河了。

    瀏陽境毗湘贛，屏蔽長沙，山多隘險，攻守鹹宜，素為兵家必爭之地。舊誌載，自唐至清，兵亂迭起，特別是曆次更換朝代，戰事無不波及瀏陽。劫後均有移民入瀏，以實其地，尤以宋末元初之劫為最。

    至今，四境風俗各異，方言有湘、贛、客家之分，是其佐證。

    瀏陽賦稅之奇重，素冠全省。

    相傳，元末，朱元璋與陳友諒爭戰，“大漢”參政易華截繳瀏陽糟米4萬石（擔，下同）資諒。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怒加瀏賦至8.1萬餘石，較宋元增倍，舊誌稱之為“墮糧”。瀏陽人民不堪重賦，紛紛逃亡，“或十甲之內絕二二甲甚至六七甲者，或一甲之內絕三四戶甚至六七戶者”。至嘉靖十年（1531）清理絕戶，行“倒甲法”，全縣80坊僅存50。

    清朝建立後，對瀏陽賦額有所核減。而在獎勵墾荒中，一些知縣為圖孔遷，又不惜虛報墾畝，致使瀏賦複增至7.7萬餘石，舊誌稱之為“捏墾”。至乾隆四年（1739）始核減賦額為6萬餘石，長達371年的重賦雖有所緩解，而較之宋元所征之數，仍高出一半。

    民國複援清代舊額，且不斷增征附加。民國29年，附加竟超過正供4倍。是年，全縣賦稅及附加總額（折實）競超過清代減賦後總額的2.22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民不聊生。

    尤有甚者：剝削階級直接和間接占有全縣57%左右的土地，人均10畝有奇；而貧雇農隻占有全縣12%左右的土地，人均僅0.3畝。在高額地租、廉價雇傭和高利貸等壓榨下，農民的微薄收入留不及半。而曆代政府為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複對窮苦人民進行政治壓迫和經濟勒索。全縣勞苦大眾被迫顛沛流離、賣兒鬻女者不可勝數。

    在多災多難的曆史長河中，瀏陽人民抗暴圖存的鬥爭此伏彼起。

    明有馬保、李大鑾聚眾起事於石馬洞，自隆慶二年（1568）至萬曆四年（1576），先後在大圍山堅持八載。

    崇禎十一年（1638）又有許長等起事於寶蓋諸洞，至十六年張獻忠部入瀏，遂從張以去。

    清有周國虞組織“征義堂”，於鹹豐二年（1852）響應太平軍起義，堂眾遍東鄉，舉旗逾半載，大舉進攻縣城，震驚省垣。

    ——瀏陽“征義堂”起義

    太平天國的起義，得到湖南人民的熱烈響應，尤其是太平軍進攻長沙之時，全省的反清鬥爭如火如荼。

    靠近省城的寧鄉和瀏陽，均發生了響應太平軍的起義，尤以瀏陽周國虞的“征義堂”起義勢力最強，規模最大。

    周國虞結識天地會首領

    周國虞，瀏陽縣古港鄉高遊村人。

    他的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的貼身侍衛周天賜。明朝滅亡後，周天賜隱居湖南瀏陽，以反清複明為己任。其後代子孫格遵祖訓，不忘反清複明大業。周國虞及其弟國材、國賢從小讀書習武，廣交四方友朋，圖謀大事。

    一次偶然機會，周國虞結識了天地會首領羅大綱。

    羅大綱帶著周氏兄弟拜見了天地會大頭領洪大全。於是，周氏兄弟參加了天地會，周國虞並成了天地會在瀏陽的首領。

    周國虞創設征義堂

    周國虞回到瀏陽後，於1834年（道光十四年）以賽社的形式，酬錢會飲，創設了天地會在瀏陽的組織機構——征義堂。

    征義堂明布仁施義，廣結良緣，暗發展會眾，鼓吹反清複明。貧苦百姓紛紛參加，會眾很快發展到數千人。

    19世紀中葉的中國社會，戰爭與災荒不斷，天災與人禍齊來，各地會黨活動頻繁。地方當局為防止和鎮壓會黨與不滿群眾的反抗，舉辦團練。

    周國虞創辦團練

    1842年，周國虞利用湖北鍾人傑起義軍攻入鄰縣平江之機，以“保衛身家”、“防寇”為名，與鄧萬發、曾世珍等人一起，創辦團練，聯絡村民，製造器械，使征義堂成為一個合法的武裝組織。

    征義堂取得合法的地位後，勢力日漸強大。

    在地主劣紳與貧民的糾紛和衝突中，征義堂對貧民嚴加保護，漸至發生械鬥，“藐不畏法”，遭到地主劣紳的強烈嫉恨，官府也對征義堂起了疑心。於是，征義堂被勒令解散，兵器也被收繳，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道光末年，征義堂又開始恢複活動。

    太平軍向湖南的進軍，給周國虞以公開複興征義堂的最佳契機。他利用清政府加緊團練的政策，使征義堂的人數迅速發展到2萬餘人，成為瀏陽縣最強大的民間武裝。

    周國虞與太平軍建立聯係

    征義堂再次興起後，即與進攻湖南的太平軍取得了聯係。相傳，太平軍石馬鋪之役的勝利，與周國虞提供的情報有很大關係。

    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對征義堂也很重視。曾派密使到瀏陽會見周國虞，策動征義堂助攻長沙。

    但是，太平軍密使及周國虞給太平軍的密函，均被瀏陽康生、王應蘋所部鄉勇獲得。

    周國虞見事機泄露，於是先發製人，派人前往獅山書院，將王應蘋擊斃，救出密使，並封存當地糧倉，強迫地主劣紳出錢添製武器，準備起義。

    對征義堂的活動，湖南官紳早就有了戒心。但因瀏陽鄉團尚未編齊，而長沙又處於危急之中，不敢貿然鎮壓。

    王應蘋事件發生後，當局開始了對征義堂的圍捕。

    周國虞帶領征義堂會眾奮起反擊。襲擊東門達濟團，但未能得手，前隊60餘人全部遇難，峰田、大坳等村準備呼應的人也相繼被殺。

    周國虞退至古港、穴山坪、寶蓋洞一帶，扼險自守。

    征義堂與地主團練的鬥爭，不僅驚動了湖南省最高當局，甚至驚動了清朝的最高統治者。

    鹹豐皇帝連下兩道諭旨，命湖南巡撫密查速辦。

    這時，太平軍已撤出湖南，巴陵曼仲武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張亮基接旨後，命令江忠源以搜捕曼仲武餘黨為名，率楚勇開赴瀏陽。

    1853年1月22日，江忠源率楚勇進駐瀏陽縣城東馮家山，布置就緒後，貼出告示，首先對征義堂實行分化瓦解。

    周國虞舉行起義

    周國虞得到消息，立即縫製白旗，大書“官逼民反”，並以周國偉為軍師，馬連為總頭目。朱聯石等為18分堂頭目，正式舉行起義。

    1月26日，起義軍3000餘人分為3路，主動出擊，直搗清營，殺死不少清兵。但起義會眾多為當地農民，戰陣不精，小勝後轉至大敗。

    征義堂退守古港，分6隊扼守三平洞、山口等處。江忠源乘勢進行政治攻勢，頒發所謂良民免死牌，分化瓦解起義軍，使起義軍散去不少。

    張亮基又派總兵經文撈防堵蘆洞十八盤險要，瀏陽、平江團勇數幹亦協同防堵各處要隘。

    周國虞起義軍陷入重圍之中。1月31日，江忠源進占古港，曾世珍、鄧萬發等率部反擊不利，至2月7日，損失殆盡，起義失敗。征義堂戰士700餘人戰死，670餘人被俘。周國虞逃往漢陽鷗鵝洲，後被清兵殺害。

    ……

    瀏陽征義堂10餘年的組織活動，特別是她所發動的反清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劣紳勢力，保護了貧苦農民的利益。

    征義堂起義，在近代長沙人民反封建鬥爭的史冊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戊戌維新，薪火承傳

    19世紀的末葉，中國社會進入維新變法時期。

    湖南，被譽為全國最富朝氣的省份。自然，省城長沙則是全省最有生機，最為引人注目的地區，各種維新活動蓬勃興起，聲色具備。

    長沙的維新變法，其最為活躍者、突出者，當首推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瀏陽縣人。他少時博覽群書，廣習西方自然科學，鄙視科舉，好讀王夫之著作，較早萌發維新思想。

    他是為中國近代革新事業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

    梁啟超題詞：“民國先覺”、“戊戌變法第一完人”。

    ……

    龍年元旦，筆者回到家鄉瀏陽，再次瞻仰譚嗣同烈士祠，內心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赫赫譚君故，湖湘誌氣豪。惟楚後來者，繼起誌勿灰。”這是革命先驅鄒容的感言。

    譚嗣同留下的“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偉大獻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萬愛國誌士。

    戊戌變法失敗後，領導自立軍反清起義的首領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護國、“再造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鍔，是他在“時務學堂”中最年幼的學生。

    ……

    衝決網羅的精神

    楊昌濟先生稱譚嗣同有“衝決網羅的精神”。

    譚嗣同雖幻想通過皇帝的支持實現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劇烈的社會動蕩。但其骨子卻充滿了對君主製的憎惡。

    他曾言：“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直斥“君為獨夫民賊”，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視為“大盜”，把曆代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思想家皆罵為“鄉願”，認為正是這些“大盜”與“鄉願”互相利用，互相勾結，才形成了一張“盡窒生民之靈思”的封建天羅地網。

    譚嗣同認為，天地萬物，無不處在變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斷，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迭更？草木不新，豐縟者歇矣；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

    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以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梁啟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並指出：“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眾生無價之寶”，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慧星”。

    孫中山稱讚：“《仁學》，提倡排滿及改造中國甚力。”

    楊昌濟推崇《仁學》，影響毛澤東、蔡和森，他們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組建新民學會，《仁學》是會員們喜讀的哲學著作之一。毛澤東評價譚嗣同說：“衝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擬。”

    ……

    譚嗣同給力湖南維新運動

    據《星辰在線》2003年9月9日資料介紹：1895年譚嗣同自籌資金、在瀏陽成立的算學社是湖南維新運動的發端。

    自此以後，省城長沙的各項維新事業逐漸開展起來，維新人物紛至遝來，省政領導體製也令人耳目一新。湖南新的領導人——巡撫陳寶箴，長寶鹽法道兼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徐仁鑄都是維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

    在譚嗣同的極力推動下，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0月，專門培養維新人才的時務學堂，在長沙北門外侯家壟成立。

    湖南巡撫陳寶箴，委派熊希齡為學堂提調（校長），主持一切行政事務；梁啟超、李維格被聘為中、西文總教習；譚嗣同、唐才常等充任教員。

    時務學堂的學習內容，以融會中西，宣傳變法維新為主導。其中，梁啟超的宣講最為有力。

    梁啟超在講學中，一方麵借傳統闡發維新。撰寫了《春秋界說》、《孟子界說》，並將《長興學記》重印加序，以古代的聖賢經書來論證變法維新。

    另一方麵，他積極宣傳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撰寫《談西學書法》，向學生薦介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主議院之說，倡民權之義。

    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的激烈言辭，對推動湖南的維新運動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除講學外，時務學堂的教習們還通過批語向學生灌輸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變法維新思想，並對學生的新思想加以鼓勵。

    時務學堂前後招收的學生雖不多，存在的時間也不太長，但它對培養維新骨幹，傳播資本主義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特別是對於開拓湖南風氣，推進變法運動的開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湖南維新誌士在培養維新人才的同時，還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輿論宣傳。

    除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的教學與鼓動外，他們還在長沙先後創辦了一些宣傳維新的報刊，主要有《湘學報》和《湘報》。

    《湘學報》創刊於1897年4月，是湖南最早宣傳維新變法的陣地。主筆唐才常及梁啟超等人宣傳維新變化的文章經常見諸報端。他們主張在中國“開通政學”，發展資本主義，實行君主立憲，影響之大，竟使“一時學者風氣得以轉移”。

    《湘報》創刊於1898年3月，比《湘學報》影響更大。它以“開風氣、拓見聞”為宗旨，議論深刻，言辭激烈。梁啟超、唐才常、譚嗣同、楊昌濟等人在文章中，大膽揭露清朝政府“上權過重，民氣不伸”、“國勢亦因之而弱”。

    有的文章還公開鼓吹在中國設議院，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製度。《湘報》的宣傳，爭取了一大批湖南知識分子向維新靠攏，為變法運動的開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譚嗣同等建立南學會

    在湖南維新運動期間，譚嗣同、熊希齡、江標、唐才常等人還建立了許多維新社團。全省15個學會，有7個在長沙，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是1898年春在陳寶箴的支持下，由熊希齡、譚嗣同等建立的南學會。

    南學會是一個救亡禦侮的政治組織。

    南學會是湖南維新的總團體，她是全省各州縣南學分會和其他維新團體的指導中心，其成員遍布各行各業。

    南學會的主要活動方式是講演。然後，根據聽講者提出的疑問進行定期解答。講演的內容，始終緊靠維新變法這個中心，涉及政治、學術、輿論、外交、工商等等方麵，有力地推動了湖南維新變法運動的發展。

    建立武備學堂

    戊戌變法期間，湖南是全國各省推行變法法令最有力的一省，長沙在這方麵的“標新立異”更是功不可沒。突出表現為課吏館、保衛局等新政機構的設立，新式軍事教育和近代軍工企業的建立等。

    尤其在軍事上，湖南維新誌士還在長沙建立了新式的軍事教育機構和近代軍工企業。

    1898年3月，長沙求賢書院改為武備學堂。它仿照天津、湖北的有關規則，培養新式軍官。同年7月，陳寶箴又奏請設立製造機彈兩廠，購置機器、製造機彈，以備改造軍隊裝備之用。

    在長沙蓬勃開展的維新運動，遭到了封建頑固守舊勢力的攻擊、阻撓和破壞。對此，湖南維新派並沒有進行堅決的、持之以的鬥爭，往往動搖和屈服，對帝國主義也心存幻想；再加上湖南當時並不具備維新變法的廣闊的社會基礎，以及本地士紳的排外心理強烈，最終導致維新派在長沙的各項新政事業或停滯不全，或於無形中趨於解體。至慈禧太後9月21日發動政變，湖南巡撫陳寶箴革職，新政不得不匆匆降下它痛苦的帳幕。

    引人注目的湖南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開放了湖南的風氣，使湖南人受到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的洗禮，並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他們中的許多傑出分子，成為後來湖南社會政治變革的主導力量。

    ——唐才常與自立軍起義

    19世紀，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進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麵目。

    此時，一部分有誌之士逐漸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道路產生了懷疑；另一方麵，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所宣傳的革命主張，開始逐步地影響和深入到新的知識分子當中。

    唐才常及其自立軍起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唐才常

    幼從父讀，及長，與譚嗣同共學於歐陽中鵠。光緒十二年（1886）以縣、府、道三試冠軍入泮，為清代瀏陽連奪“小三元”之第一人。

    唐才常，字伯平，號紱，瀏陽縣人。貢生出身。先後肄業於長沙校經、嶽麓及武昌兩湖書院。

    他在武昌求學期間，時值中國慘敗於東鄰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

    “兵挫地削，國勢益危。”

    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公車上書”，維新變法思潮發展為變法救亡的政治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富於強烈愛國思想的熱血青年唐才常，於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回到長沙，積極參與湖南的維新活動，成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

    1898年9月，唐才常應摯友譚嗣同之邀去北京，幫助辦理新政事宜。

    誰知，他才到武漢，就傳來了戊戌政變、譚嗣同遇害的消息。

    唐才常悲憤不已，忍不住失聲痛哭，“滿朝舊黨仇新黨，幾輩清流付濁流”。他對頑固派切齒痛恨，決心“剩好頭顱酬死友”，“拔刀誓斬佞臣頭”，發誓報仇雪恨。

    此後，唐才常由上海輾轉香港、南洋到達日本東京。在此，他一方麵仍繼續追隨堅持改良道路的康有為，另一方麵又和孫中山等興中會人士頻繁接觸。受孫中山的啟發，唐才常產生了“樹大節，倡太難，行大改革”的政治主張。

    成立正氣會

    1899年，唐才常得到康有為的2萬元捐款，準備回國利用會黨在長江流域起事，並得到興中會和保皇會的共同支持。

    是年深秋時節，唐才常離開日本啟程回國，孫中山、梁啟超都來送別。在餞別宴會上，唐才常慷慨激昂，表示回去要“冒死發難，推行大改革”，聽者無不動容。

    唐才常肩負著革命與改良的雙重期望回到國內。他廣泛聯絡各方麵有影響的知名人士，於1899年冬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氣會。準備“糾合愛國正氣之仁人君子”，共圖救國方略。號召人們抵禦侵略，奮起救國；同時，又擁戴光緒皇帝，主張忠君。他這種矛盾的主張，折射出世紀之交革命與改良思想相互擅替交叉的時代特征。

    次年春，正氣會改名為“自立會”，印發“富有票”，廣泛聯絡會黨。

    自立會的會員稱作“會友”。每人持有“富有票”一張，作為會員憑證。會中設軍事、政治兩部。其中堅人物以湖南人為多，長沙地區的有不少。

    自立會聲稱：“變1日中國為新中國，我輩之責任也，我輩宜函謀皇帝複辟，而創立立憲帝國。”宗旨依然矛盾模糊。

    建立自立軍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挽救時局為辭，又在上海英租界張園邀集滬上“名流”召開國會（又名中國議會），準備起義成功後，以此作為議政的基礎。“國會”推容閡、嚴複為正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並以湘陰縣人林圭、善化縣人沈草為幹事。

    國會宣布以“保全中國自立之權，創造新自立國；絕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請光緒帝複辟”為宗旨。

    在此前後，自立會人士在長江流域奔走布置，以長江流域各省哥老會會員為基礎，組織自立軍，圖謀武裝勤王。

    自立軍組建了前、後、左、右、中及總會親軍和先鋒軍，共計10萬餘人。唐才常為諸軍督辦，總機關設於漢口。原定於1900年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同時發動。但因等待康有為匯款接濟，起義日期一再延誤。

    此時，駐大通的前軍負責人長沙人秦力山，因未得到通知，仍於原定日期起事。當天，秦力山率前軍以“討賊勤艾”的名義，占領大通縣城，因得不到響應，孤軍奮戰，於11日失敗。

    秦力山領導的大通起義失敗後，駐新堤右軍統領沈尊率領部分自立軍於8月16日進入湖南臨湘灘頭一帶。湖南巡撫俞廉三聞訊，急帶大軍前往鎮壓，自立軍寡不敵眾，最後敗散。沈脫險後，輾轉至北京被捕，死於刑獄。

    一腔熱血灑荒丘

    8月下旬，張之洞破獲自立軍設在漢口的總機關。

    唐才常當時不在總部，跟隨他多年的戰友李榮盛勸他走避。但他卻堅定表示：“我決心為國捐軀，你自己快走吧。”

    李榮盛感動得大聲痛哭，說“先生舍生忘死，我怎能做怕死鬼！”也留下不走。

    旋而，清兵趕到，唐才常神態自若，笑著昂首受縛。

    1900年8月22日，張之洞不敢白日公然加害，竟於夜半將他們押至武昌天府廟（紫陽湖）殺害。

    臨刑前，唐才常激動地大呼：“天不成我的大事！天不成我的大事！”然後從容就義，時年才33歲。

    他在監獄牆壁題詩“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荒丘”。真是何等的悲壯慷慨！

    唐才常弟弟唐才忠、望城靖港人譚翥等其他長沙義士，均被俞廉三先後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

    ……

    自立軍起義，發生於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之後不久。起義主要領導人唐才常，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存在一定的幻想，又沒有擺脫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影響和束縛，對革命派則是若即若離，起義宗旨模糊，客觀上失敗不可避免。

    但是，自立軍申明要廢除“所有清朝專製法律”，“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已印有新時代的烙印，而且，又采取了武裝起義的形式，因而自立軍起義是曆史新舊轉折點上產生的事件——既是19世紀末改良運動的繼續，又是20世紀革命運動行將高漲的征兆。

    唐才常、秦力山、沈尊等誌士殉難，給人們以巨大的震動。

    鮮血，使許多原先徘徊於改良、革命之間的人士幡然領悟到，想通過清廷來拯救中國，無異於“與虎謀皮”。

    他們轉而大聲疾呼，喚醒世人毋為奴隸，拋棄改良的幻想，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難怪，後來蔡鍔將軍有感：“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

    ……

    ——萍瀏醴大起義

    同盟會借力發力，乘勢而為。

    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的階段。

    這時，湖南的革命條件也日益成熟，革命形勢日趨高漲。於是，同盟會東京本部抓住這一時機，在以長沙為重心的湘贛邊界地區又策動和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即著名的萍瀏醴大起義。

    黃興派員聯係洪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