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秋收起義耀乾坤 第15章管窺湖南辛亥起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炮聲響了，不到兩個月，全國先後有十四個省舉起了義旗，宣布獨立。

    湖南是最早響應武昌首義的省區，領導人焦達峰、陳作新分別擔任了新成立的湖南軍政府正、副都督。這兩位叱吒風雲的英雄，都是瀏陽人，可惜隻執政10天，便被製造流血政變的立憲派殺害了。

    麓山垂首，瀏河墮淚。

    長沙各界民眾收斂了焦達峰、陳作新的遺體，厚葬於嶽麓山。追悼會場懸掛的巨幅對聯：“三湘二傑，十日千秋”，對焦達峰、陳作新與湖南辛亥起義作了真實的記錄和準確的評價。

    1986年10月，斯圖爾特·Ｒ·施拉姆著《毛澤東》，《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在介紹不滿18歲的毛澤東時，1911年10月22日傍晚，佇立在故鄉湖南省首府長沙市內一個高地上。他度過了極其激動人心的一天。

    “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漢首舉義旗反對清王朝的革命在長沙也爆發了，幾小時之內就推翻了舊的帝製政府。”現在毛澤東看到，城內白旗林立，迎風招展，上寫“大漢民國萬歲”幾個大字。

    在一定意義上，這段話概括了當時中國的形勢，以及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為改造中國而奮鬥的前進方向。“民國”一詞，當時是用來翻譯西方的“共和”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國家”。

    查閱《長沙文史資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第七輯，1988年12月），中南工業大學老師曾長秋先生撰寫：“三湘二傑，十日千秋”——焦達峰、陳作新和湖南辛亥起義；以及湖南師大老師周學舜先生撰文“焦達峰的一家”，可以作比較翔實的了解。

    焦達峰參加“洪福會”、同盟會

    焦達峰（1886－1911），號大鵬，字掬森。湖南瀏陽縣焦家橋人。

    在長沙讀書時，又稱焦煜，流亡日本時，改名岡頭樵，回國後，曾化名左耀國，自署焦達峰。

    1902年，焦達峰於瀏陽縣立南台高小畢業不久，由瀏陽會黨首領薑守旦介紹，加入了“洪福會”。

    次年元月，在焦家橋附近的黃家橋，秘密成立會黨機關，開展反清活動。後因機密泄漏，出走長沙，進入長沙高等遊學預備科學習。

    同時，又入黃興在小吳門所舉辦的東文講習所，加入黃興所建同仇會，從事聯絡會黨的工作。

    1905年春，焦達峰浮槎東渡，進入日本東亞鐵道學校。8月，同盟會成立，焦達峰參加了同盟會。

    在同盟會改選時，他被推舉為調查部部長，負責聯絡國內會黨的工作。

    1906年，焦達峰奉黃興指示，回國參加萍瀏醴會黨起義，曾任瀏陽會黨鐵血軍總司令李金奇的聯絡參謀，起義失敗後，亡命日本。

    1907年，焦達峰在日本東京組織“四正社”，入東斌步兵學校學習軍事，與張百祥、鄧文輝、劉公等倡組共進會。8月，共進會在東京清風亭成立，焦達峰任交通部長。仍事聯絡會黨之責。

    1909年，焦達峰奉令潛回國內，從事反清武裝起義。

    4月，焦達峰與孫武一起，在漢口法租界設立了共進會國內總機關，策劃長江流域會黨舉行兩湖暴動。

    接著，孫武在武昌黃土坡開設同興酒樓，作為共進會湖北分部機關。焦達峰則化名左耀國回到湖南，在長沙太平街同福公棧密設共進會湘部分會。他們通過各州縣會黨首領，秘密聚集了十萬徒眾。

    湖南會黨，以洪江會名義統一在共進會的旗幟下。

    8月，焦達峰在瀏陽普跡鎮主持召開有湘、贛各縣共三十多個會黨龍頭大哥參加的山堂，被推為總龍頭大哥，成為湖南會黨的魁首。

    陳作新參加“南學會”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同盟會將起義的重心轉向長江流域各省。

    5月間，同盟會中部總會派譚人鳳赴兩湖，在武昌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起義。當時，風傳黃興在廣州陣亡。

    焦達峰繼孫武發言之後，於會上慷慨陳詞：“中國假如沒有廣東，我們就不革命？假如克強死了，我們就不革命？就從我們兩湖幹起來，再不要依賴別處了。”

    旋即，湖北共進會、文學社、《大江報》等革命團體合組同盟會湖北分會。湖南分會也成立了，由焦達峰、楊任、曾傑、謝介僧、鄒永成負責湖南革命黨人回湘後做出決策：加緊聯絡會黨和新軍，定期起義。如果湖北方麵先發動，湖南必在十日內響應。

    準備工作分三路進行，南路由焦達峰、劉菘衡負責，中路由謝介僧、鄒永成負責，西路由楊任、餘昭常責負。發動新軍的重任，就落到陳作新身上。

    陳作新，字振民，湖南瀏陽縣永安鎮人。他出身農村知識分子家庭，自幼隨父讀書，熱心科舉功名，從十四歲起，先後六次參加鄉試落第。考場上找不到出路，便開始教書營生。

    1897年，譚嗣同在長沙主持“南學會”，陳作新閉館離家，入“南學會”研討國是。

    次年六月，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在北京遇害，湖南的維新活動也煙消雲散。

    不久，陳作新聽說唐才常在武漢組織自立軍，號召勤王，反對後黨，便化名程秉越到了武漢。因他能文善武，頗得唐才常器重，被派到湖北崇陽，通山等地招兵買馬。

    此時，設在漢口的自立軍總機關被兩湖總督張之洞破獲，唐才常立遭處決。陳作新也受到通緝，隻得扮作勞學先生逃回家鄉。

    陳作新參加“同盟會”

    1903年，陳作新經人介紹，進入培養新軍下級官佐而設的長沙弁目學堂，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畢業時，謝介僧、劉承烈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被分發到新軍第二十五混成協炮隊營作排長。

    從此、他秘密地在新軍中宣傳同盟會的綱領，介紹《民報》上的重要文章，還將《猛回頭》、《警世鍾》、《革命軍》，《黃帝魂》等革命書刊貼上《目兵須知》的封皮，推薦給新軍士兵閱讀。

    不久，又調他去第四十九標第二營擔任隨營特別班和測繪班的教員，發展了安定超、彭友勝等數十名列兵加入同盟會。

    1910年，長沙發生搶米風潮，陳作新勸說擔任第二營管帶的同盟會員陳強趁機起義。陳強畏懼事不成功，禍及家身，尋了個借口將他解除軍職。

    陳作新離開新軍後，寄居在長沙壽星街培元橋的，“李培心堂”，借教書授徒為名，常邀新軍列兵到嶽麓山秘密開會。為健全新軍中的革命組織，在各標、營，隊設立了聯絡代表。爭取廣大新軍士兵轉到革命方麵來。

    焦達峰等從武昌返回長沙後，找到了陳作新，委派他召集新軍代表，成立起義的指揮機關。

    長沙起義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義，給湖南革命黨人以極大的鼓舞，同時也給官方很大的震動。

    湖南巡撫餘誠格，深恐辛亥革命的烈火蔓延，即找巡防營統領黃忠浩商議應變措施。他們認為新軍有革命嫌疑，擬調各縣分散駐紮，並將駐省軍隊的子彈一律收存軍械局，每營隻準留十箱作防衛之用。

    湖南革命黨人原準備10月20日起事，履行十日內響應武昌首義的諾言。但會黨的力量分散，一時不易召集。

    焦達峰、陳作新立即在太平街賈太傅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起義推遲到23日舉行，城外新軍分兩路撲城。

    可是，起義卻在21日事泄。

    餘誠格限令新軍於22日前，悉數開往株洲，並準備將革命黨人一網打盡。

    時迫事危，千鈞一發，起義隻得提前發動。

    10月21日晚，焦達峰給各界代表頒布了十六道特別命令。10月22日（夏曆九月初一）7時40分，第二十五協總代表安定超通知吹哨，新軍士兵迅速在城外協操坪（今東風廣場）集合，每人領到十發子彈和一塊白布臂章。

    安定超演說了革命的意義，宣讀了焦達峰、陳作新簽署的起義命令。傳達了三點禁令：“一，各隊由代表指揮，官兵一律不得擅離隊伍，違者以臨陣私逃論罪；二、嚴守紀律，進城時，未遇反抗，不準隨便開槍；三、不準取民間物品，違者就地正法。”

    三聲信號槍響，隊伍跑步攻城。彭友勝率一路從北門攻入，城內已聯絡好的巡防營士兵洞開城門，並協助占領了荷花池軍械局，獲得了大批槍支彈藥。

    安定超率另一路攻小吳門，守城軍官下令閉關射擊，但手下士兵不開槍，雙方僵持到中午時分，直到彭友勝派來的援軍從城內登上城牆，才迫使守城軍官讓城。於是，兩支隊伍合兵一處，會攻巡撫衙門（今中山路青少年宮）。

    巡撫餘誠格聞變棄城逃跑。

    巡防營統領黃忠浩等反動頭目被活捉，押到小吳門城樓斬首示眾。

    這時，巡撫衙門前坪旗杆上的滿清黃龍旗被扯下來，升上了象征革命勝利的“漢”字白旗。革命黨人占領了長沙城。

    當天晚上，議局門庭熙熙攘攘，議局禮堂歡聲雷動。焦達峰、陳作新在新軍代表的護衛下、步入大廳。

    焦達峰神采奕奕，換上了留學日本時的西裝，頭帶青呢禮帽，手提彎頭文明棍，清瘦的麵孔掛著微笑。

    陳作新又是二番打扮。身著軍裝，足登快靴，腰佩軍刀，氣宇軒昂。

    會上，當即致電湖北軍政府，電文是：“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一日，湖南全省人民宣告獨立，公推焦達峰、陳作新為正副都督，特此電聞，湘軍政府全體叩。”頃刻，大廳內外歡聲四起，鞭炮鼓樂齊鳴。

    次日早晨，焦達峰、陳作新到巡撫衙門辦公，巡撫衙門上高懸“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匾額，出榜安民。

    這時，革命氣氛繼續高漲，各路捷報飛抵長沙：衡陽光複，劉菘衡上任南路招討使；常德易幟，楊任就職西路招討使；寶慶發生起義，成立軍政分府，謝介僧、鄒永成做正、副分都督；接著，嶽、郴、桂，永等州也先後豎起了“漢”字白旗。

    辛亥起義的風暴席卷全省，不僅穩定了武漢後方，而且隔絕了清廷與粵、桂的聯係，推動了各省的獨立。

    援鄂鑄千秋

    正當長沙起義勝利時，“武漢戰事緊急，求援之電，日必數至”。

    湖南軍政府成立後，即以援鄂為首要任務，在長沙城郊天符廟、判官廟、玉泉山、萬壽宮、開福寺、優級師範學堂，求忠學堂、協成商棧、宜春茶園設立新兵招募處，三日之內，募得六萬民眾，組成國民軍。

    正在都督焦達峰募兵援助湖北之時，龔春台忽率會眾數百人應招，駐長沙市順星橋。後由黃興給予“義勇隊”稱號，調往南京，編在陸軍部的留守警衛隊。正待北伐之時，忽報“南北和議”成功。不久，龔春台得重病，由南京至漢口時，吐血而亡。

    10月27日，第一批援鄂部隊“新編獨立第一協”出師。焦達峰、陳作新親赴碼頭送行，勉勵將士殺敵。

    當時，發布的《“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討滿清檄文》是：“為吊民伐罪，誓眾出師，……黃冠草履之民，誰無尊親之血氣？！四海九洲之內，何非故國之山河？！秉爾白旄，報爾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滅此朝食，與諸君同為黃龍之飲；建茲民國，俾萬邦共睹赤日之光。一念血成，千秋偉業；傳檄天下，用布煌言。”

    援鄂新軍出發後，長沙守備空虛，立憲派與同盟會的矛盾日益公開化。

    立憲派頭子譚延闓，對都督席位垂涎三尺。起義發生時，他就準備了“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都督譚”的布告。

    譚延闓詭秘地玩弄了一個絕招。他“模仿英國立憲之精神”，迫使焦達峰、陳作新設參議院，委譚延闓為院長，職員都以原議局議員充任。

    他還在都督下增設民政、軍政兩部。以譚延闓、黃鸞鳴分任兩部部長，使正、副都督形同虛設。立憲派逐漸控製了湖南的部分權力。

    10月27日，援鄂新軍剛離長沙，入夜，他們就在荷花池秘密開會，煽動收買來的舊軍官謀殺焦達峰，陳作新。

    10月31日，舊軍官梅馨在譚延闓的指使下，派出兩隊心腹，一隊去北門和豐火柴公司附近埋伏，一隊準備進攻都督府。同時，又鼓勵一批流氓地痞去和豐火柴公司製造擠兌風潮。

    到下午三時，一切準備就緒。立憲紳士常治便跑去都督府送假報告說：“亂民鬧事，滋擾秩序，請都督彈壓，”企圖引焦達峰、陳作新出城，讓伏兵狙殺。

    當時，都督府正在商討組織第二批援鄂軍隊事。焦達峰不能抽身，派陳作新往現場調解。

    陳作新麻痹大意，出門跳上一匹戰馬，便“單騎巡視”去了。途經北門文昌閣附近的鐵佛寺時，被叛兵包圍，刺落馬下。他仍奮力躍起反抗，被一陣亂槍擊中，倒地氣絕。

    另一批叛兵則借索餉為由，闖進都督府，要見焦達峰。

    焦達峰走下大堂，兩旁簽押房的槍彈齊發，他受傷倒在前坪飄揚著“漢”字白旗的旗杆下，又被凶手上前捅了幾刺刀，就躺在血泊中再也爬不起來了。

    焦達峰在湖南立憲派發動的血腥政變中，慘遭殺害，時年25歲。

    ……

    當日黃昏，梅馨派叛兵抬著轎子，迎譚延闓到都督府接印治事，譚延闓則提拔梅馨為獨立第二協協統，並賞叛兵五百銀元。

    居民驚變，紛紛舉家逃往鄉下，“凡焦陳所募國民軍，學隊、馬弁、衛隊，多逃散”。

    長沙附近的會黨聲言“將毀都督府，四城豎紅旗。”開往武漢前線的援鄂士兵，“聞變皆泣不成聲，”嚷著打回長沙去！

    可是，革命黨上層人物卻害怕後方不穩，危及武漢戰局，被迫承認了譚延闓的都督地位。

    全家支持革命

    焦達峰出生在一個開明紳士家庭。

    祖父焦添齡（1834－1920），幼年時因家貧，僅讀書二年半，便學製水煙。壯年在焦家橋開設水煙店，家境日富，置田產約百七十餘畝，並在南嶺建新宅，稱南嶺新屋，凡四十餘間。

    焦添齡深感幼年失學，發家後，便延師開辦家塾，並喜藏書，從而其子孫讀書成風。

    焦添齡有三個兒子，焦達峰父焦舜卿居長，焦翰芹次之，焦鳴琴最幼。他六十歲那年，將田產房屋平分給三個兒子，自己隻留下二十餘畝，作為周濟親房貧困戶之公產。

    焦添齡中壯年時，正值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時代。焦家橋地處長、瀏、平古道，南來北往人多，消息靈通，關於太平天國和瀏陽會黨響應太平軍的革命鬥爭史事，盛傳一時。焦添齡深表同情於太平軍。所以，他支持焦達峰加入會黨，從事反清革命。

    1903年，焦達峰離家出走長沙，他誤以為孫子是被兒子逼走的，痛斥兒子、兒媳。迨焦達峰出國留學，他才恍然大悟，並慨然將自己的養老金拿出，資助焦達峰革命。

    1920年，焦添齡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焦舜卿參加“南學會”

    焦達峰的父親——焦舜卿（1864一1928），幼年在家塾讀書，壯年則在家塾教書。他富於民族意識，對滿清統治中國，奴役漢人，大興文字獄等，深為不滿，積極參加維新活動。

    1894年，他們兄弟分家時，分得田產五十畝，南嶺新屋房子十二間，並負責管理家塾學舍及三間藏書室。

    焦舜卿原配沈葆貞，係瀏陽春田秀才沈榮全之長女，知書識禮。結婚後、生五女：木蘭、玉蘭、春蘭、五蘭、六蘭，二男：達峰、達人。沈氏四十歲時，難產去世。繼配閻氏少陵，生二男：達悌、達巔。

    1898年，譚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推行新政，在長沙成立南學會，焦舜卿前往參加。旋即在瀏陽發起成立南學分會——群萌學會及不纏足會，負責各鄉宣傳、發展事宜，並積極開拓公益事業。

    1898年9月，戊戌政變發生，譚嗣同等六君子殉難。1900年，自立軍起義又告失敗，唐才常等相繼犧牲。他非常悲憤，不再公開談論維新了，後來卻暗中支持兒子焦達峰、達人加入會黨、革命黨，投身反清革命。

    1903年，焦達峰在瀏陽黃公橋建立會黨革命機關，風聲走漏，謠言紛起。守舊派沈少白等謀密告衙門，焦舜卿遭受非難，處境危急，為解脫困境，乃對兒子的行為表示“赫然震怒”，揚言將兒子“驅逐家門”，暗地則鼓勵兒子“外出革命”。

    於是，假戲真演，達峰揚言“革命自家庭始”，表示與家庭決裂，奔赴長沙。

    焦舜卿生活儉樸，粗茶淡飯布衣裳，一件棉袍穿十幾年；但為資助兒子出國，卻十分慷慨，不惜傾家蕩產。不僅將父遺田產五十畝賣光，房屋亦隻剩下三間，而且連農具、家什也賣掉。以致後來一貧如洗、生活艱難。

    然而，焦舜卿不以為悔，且很樂觀地向外人說：“掬森這孩子變好了，深知以功名事業為重，迫切要求深造。他很聰明，大有希望，所以甘願把田賣光，以成全他的遠大誌願，免得他在國內跑江湖，不務正業，誤了大事。”

    1928年，焦舜卿謝世，享年64歲。

    巾幗英雄

    焦達峰夫人——沈菁莪（1887－1930），生於瀏陽縣綏和團春田一個世代書香之家。

    其祖父沈榮全，是瀏陽有名的秀才，曾官任奉政大夫，藏書頗富，門首懸一“奉政大夫第”金字匾額。

    父沈寅穀（1861-1890），也是讀書人。為人風度瀟灑，秉性豁達，無意功名。他能詩會文，擅長書法，字體秀拔，縣內外漆鈑金字匾額、對聯，招牌等，多出其手。處世開明和善，樂於濟貧，交遊甚廣。

    他家境小康，有祖業良田三十餘畝，可收租穀百石；而其潤筆收入，尚倍於年租。有人勸他捐官置田，他慨然說：“虛名不足為榮，田多未必是福，何況世變無常，富貴豈能長久！”其胸懷淡泊如此。可惜，隻活到29歲，便與世長辭了。

    菁莪母親焦詹蘭（1862-1930），是瀏陽焦家橋秀才焦琴喈之女。琴喈出身世家，思想開明，傾向維新，曾參與修纂《瀏陽縣誌》。

    丈夫早逝。她年僅28歲，即肩負著撫育一子一女重任。

    六歲的兒子名叫仙舟（1884－1944），三歲的女兒就是菁莪。詹蘭年輕守寡，寡婦孤兒，無人從事生產，坐食山空，家道遂微，每靠賣田典物度日。

    為生計所迫，十二歲的仙舟，不得不棄學從商，遂投身舅父的夏布莊當學徒。他聰穎伶俐，勤工苦學，不到幾年，便出師獨立經營。兒生財有道，母持家有方，幾年辛苦，又漸入佳境，重振家聲。

    菁莪資質聰慧。自幼半功半讀，知書明理，能文會詩，頗有父親遺風。

    菁莪九歲，便與焦達峰作文字遊戲。達峰出對：“菁莪眉翠”，她不假思索，立即應對：“掬森手高。”掬森，達峰字也。

    時社會等級森嚴，男尊女卑，女嬰被溺，司空見慣。菁莪疾惡如仇，對溺嬰事，非常憤慨，十歲時曾有詩雲：

    人道何存溺女嬰，呱呱墜地命歸陰；

    世間多少不平事，女賤男尊最不平！

    另一虐待婦女的惡俗，就是強迫婦女包腳，菁莪對此，深惡痛絕，決心抵製。她與焦達峰就是以反對包腳而結為夫妻的。

    達峰與菁莪原係表兄妹，達峰母與菁莪父乃屬同胞兄妹，他們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1896年，菁莪母35歲生辰，達峰隨母前去祝壽，舅母笑問達峰說：“把表妹嫁給你，願意嗎？”

    達峰含笑應諾，隻提出“不包腳”為條件，菁莪也高興地附和說：“包腳受罪，不包才好呀！”就這樣一唱一和，把婚約訂好了。

    舊時包腳不包腳的問題，事頗不小！

    這樁不包腳的婚事，曾引起了一場風波。沈姓族長、綏和團團總沈少白（1840－1911）和房長沈笏階聯袂登門問罪，百般指責菁莪，並威脅說：“不包腳是無法無天，如不改正，就要召開家族會議，按族規從事。”

    年幼的菁莪，不僅不為威脅所屈，並理直氣壯地反駁說：“不包腳，不僅不是無法無天，而是複興聖人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時代，哪有包腳的事情！這個惡習，隻是晉朝以後的昏君才興起來的，聖人複出，此種惡習必除！”

    菁莪的外祖父焦琴喈，是瀏陽著名的並具有維新思想的秀才。聞訊後，前往開導沈笏階等說：“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我們一同前去拜望沈少白先生吧！”

    焦琴喈義正詞嚴地向沈少白進言：“婦女放足、合天理、順人情，勢在必行。本來一雙健康的九寸天足，硬要強迫包成三寸金蓮，折骨傷筋，日難行路，夜不安枕，婦女何辜，受此折磨！誰無母親，試問良心，豈能安此！何況莪妹子所說，不包腳是複興聖人之道，不無道理。聖人以仁治天下，而包腳惡習，是昏君興起的。後世君主，相率效尤，摧殘婦女，莫此為甚！先生領袖名流，何以見不及此！不揣冒昧，直陳愚見，望先生賜教！”

    沈少白無言可替，一場風波，不了了之。

    到1898年，放足一事，已引起社會人士普遍地關注，維新誌士譚嗣同、唐才常等倡導成立“不纏足會”，指出纏足七害：廢天理、傷人倫、削人權，害家事、損生命、敗風俗，戕種族。從此菁莪的放足主張，進一步為社會所公認，並頌揚她：“年紀輕、有遠見、有膽識，帶頭放足，自救救人，不愧為先知先覺人物，巾幗英雄！”

    第一個天足新娘

    1903年，焦達峰創立會黨機關於瀏陽黃公橋黎家大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

    一時，謠言迭起，沈姓家族，因與焦姓聯姻，深感不安，擔心連累。以沈笏階為首的沈姓人士，紛紛威脅菁莪，說：“焦達峰是亂臣賊子，能與他解除婚約，免受牽連，乃為上策。”

    菁莪不為所動，並大義凜然地予以拒絕。說：“表哥達峰，是有道德、有學問、有誌氣、有作為的血性男兒、說他是亂臣賊子、證據何在？說他殺人。絕不可信！”

    後經黎尚薑、周海文向沈、焦雙方家族疏通，並分析利害。主張及時舉行婚禮。以轉移視聽，平息謠言，而安人心。

    於是，這年農曆三月，便擇日舉行婚禮。他們就這樣結為患難夫妻。

    菁莪成為瀏陽第一個天足新娘載入史冊，開婦女放足的先聲。

    菁莪結婚後，一麵將娘家陪嫁的金銀首飾，悉數獻出，資助達峰從事革命；一麵又排除困難，投入長沙第一所女子學校——周南學習。

    盈淚改“悲峰”

    1906年，焦達峰參與領導萍瀏醴會黨起義事敗。

    由於清政府追捕甚急，為亡命日本求取川資，焦達峰深夜潛行回家。

    菁莪淚眼汪汪，取下手上金戒指二隻，交給達峰。達峰充滿信心地說：“滿奴正要抓我，不能在家停留。我在外，四海之內皆兄弟，滿奴其奈我何？家就讓老爺子裝著和我決裂，你回娘家吧，我們暫不能通信了，有機會找朋友捎口信給你。別著急，革命一定會成功的，成功了再見吧。”

    武昌首義後，達峰領導長沙起義成功，首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都督。任職十天，慘遭殺害。

    噩耗傳來，正在歡欣鼓舞中的菁莪，如炸雷轟頂，萬分悲痛，含淚寫下更名“悲峰”的詩：

    兩字“悲峰”慟改名，遺篇展讀淚盈襟。

    成仁起義興邦事，忍死全孤繼誌心。

    此後，菁莪一名，遂為“悲峰”二字取代了。

    悲峰者，“悲”“達峰”為國家民族之存亡以身殉也。時悲峰年方25歲，尚未生育，過繼胞弟達人一子一女為嗣。子名傳統，寄意繼承光榮革命傳統；女名初華，寄意紀念開創“中華民國”之豐功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