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秋收起義耀乾坤 第18章管窺迎接和平解放起義

    無量頭顱無量血。

    曆史承載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1925年3月，為革命耗盡畢生精力的孫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的諄諄囑願，溘然長逝。中國共產黨忠實地繼承了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偉大精神。

    毛澤東同誌曾經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

    掀開瀏陽的近現代曆史，走讀革命先輩的心路曆程，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縮影。

    瀏陽是革命老區。瀏陽曆經的革命風雲變幻，具有持續性、多樣性和典型性。

    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將軍，在中國共產黨英明政策感召下，審時度勢，再加上我地下黨工作人員的努力，最後致使他們決然起義，通電全國：“脫離廣州政府驅逐白崇禧，各革命階級一致聯合起來，建立真正人民的民主政府。”

    解放大軍不費槍彈武力，在廣大群眾熱烈歡呼和編炮聲中進入長沙城。從此，化幹戈為玉帛，湖南人民開拓了曆史的新紀元。

    湖南的和平解放，主要是黨中央、毛主帝製定的政策和策略的勝利；是民心所趨；是湖南地下黨長期堅持鬥爭的工作成果；當然，也是程、陳兩將軍及其起義人員愛國正義所致。

    湖南的和平解放，對促進大西南、大西北地區的和平解放，縮短解放戰爭，統一全中國，都起了積極作用。

    愛國不分先後，凡是為人民做了好事，作了貢獻的，都應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愛護。

    ——回眸瀏陽和平解放

    瀏陽是1949年7月19日和平解放的。可以說，它為湖南和平解放揭開了序幕。

    解讀瀏陽和平解放，不能不研讀焦達悌、魏逸群、陳樹良等幾位相關當事人。當時，他們都是“白皮紅心”的人物，後來策劃組織起義，做出了應有貢獻。鑒於曆史原因，他們3人分別於五十年代初，先後被錯殺。1981年全部撤判平反，按起義人員對待，恢複名譽。

    掀開瀏陽縣政協、長沙市政協文史組1984年8月和1989年6月編輯的資料，《天亮前後在瀏陽》，《焦達悌在瀏陽率部起義經過》，以及《記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的活動和改編》和《簡述父親焦達悌的一生》，可以作比較清晰的了解。

    2009年8月，筆者瞻仰焦達峰、焦達悌的故鄉後，找到了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戰士焦傳愛同誌，通過暢談，他為我提供了部分公開發表的上述珍貴文史。

    此後，又找到了曾參加“三一三○”第七總部江南地下第四軍唐拔部任獨立旅政委陳樹良的兒子——陳清晏。2012年1月，經多方努力，還找到了住在婁底市的魏子吾同誌，他是曾任瀏陽縣縣長、省政府參議，後隨程潛在長沙起義的魏逸群之子。

    因為辛亥革命百周年，回眸曆史，管窺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令世人警醒，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今天，特別是在新時期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需要人們為之不懈地努力奮鬥。

    焦達悌

    他是一位“幼秉庭訓，置身革命，思有以繼先人未竟之誌，不計其他”的血性漢子。

    1952年2且2日，瀏陽縣人民法庭在瀏陽縣城老操場坪召開萬人大會，宣判焦達悌死刑，立即執行，焦達悌從容不迫地麵向萬人，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主席萬歲”，令觀看者無不感到奇怪。

    他把自己的理念、人生，留給了後人。

    焦達悌，字島鬆，1903年（農曆三月初二）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上北鄉均嘉坊大屋場，距省城長沙130華，今屬瀏陽市龍伏鄉均嘉村。

    其父焦舜卿（1864-1928）從事教育，曾任團總，爾後轉入工商界，曾在江西萍鄉某煤礦入股為董事。

    焦傳愛（焦達悌四子）說：他父親生前同胞兄弟共六人，大伯焦達峰辛亥革命後任湖南第一任都督，1911年10月31日在立憲派兵變中慘遭殺害。

    少年時期，焦達悌在焦家祠堂設立的家塾讀書，1921年報考長沙平民大學，1923年輟學，次年赴廣州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平定陳炯明叛亂的戰鬥。

    畢業後，分配在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在程潛手下任連長、營長、團長等職。北伐戰爭中，他作戰英勇，立有戰功。

    參加過李濟深先生為首組織的反蔣活動

    1927年，焦達悌任南京總司令部侍從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警衛三團團長。1929年至1930年任浙江二淮鹽務緝私局局長，後因經理股長黃明謨，拐走一個月的軍餉二萬餘元而被撤職關押。

    當時，焦達峰女婿黃佛（曆任湘潭市政協委員）正在南京任教，得知此消息後，隨即多方奔走，想方設法籌集錢財，如數償還軍餉，才使焦達悌免受牢獄之災。

    1931年，焦達悌因前妻病故，加之一度失意，經朋友勸慰，在南京與文淑華結婚。爾後，得到張靜江的同情和幫助，與浙江省保安處處長朱世明磋商，才得以安排任保安二團團長。

    1932年，又經黃埔軍校湘籍同學李覺、李默庵、蔣伏生等人疏通，出任第八十九師某旅副旅長。後因他參加了以李濟深先生為首組織的反蔣活動，被捕在軍人監獄關押了10個月，經李濟深先生出麵聘請江一平律師進行辯護後保釋。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被調任四川省達縣任巴中團管區司令，搞征兵工作。同時在縣城和農村各處張貼抗日救亡的宣傳畫。但是，當他目賭當時的現狀，征兵工作由抽壯丁變為賣壯丁、抓壯丁後，他就打了辭職報告，要求調離工作。

    1939年底，他獲準調任重慶兵役署任上校附員。

    在重慶時，國民政府號召軍民捐獻救國。焦傳愛說，“父親把家中當時僅有的五千元積蓄取出，以祖母閻少陵的名義，捐獻給了政府。”當時《國民日報》曾報道焦閻氏為國捐款的消息。

    焦達悌在重慶與友人談吐中常露出不滿之辭。如見國民黨軍官麋集重慶，就以“將官滿街走，校官多似狗”來譏諷。

    不久，他打報告申述要求到前方去。1941年得以批準離渝返湘，在當時湖南省政府所在地耒陽，任軍管區上校附員。以後又調任第九戰區長官部任少將高參兼長沙防空司令部參謀長。

    積極組織湘北抗日挺進縱隊

    1944年春，日軍4次進犯湘北，湘北地區隨即淪陷。

    焦達悌和友人李亞南、弟弟焦達巔，在瀏陽家鄉積極組織籌建瀏北的自衛力量，打擊日軍，保衛桑梓，成立了湘北抗日挺進縱隊。

    為了擴充抗日力量，他還收編了一些地方武裝和國民黨散兵遊勇等。在收編張森部時，焦達悌那時已兼任瀏陽縣自衛總隊副總隊長。他帶領李亞南、周佛生等人冒著生命危險，3次去張森部隊談判，最後以哥老會名義和他們為首幾人，歃血為盟結拜成兄弟，才達成協議。

    他們曾在瀏陽上北鄉九峰山與日軍激戰，擊斃日軍數十人，繳獲了一些武器和馬匹等軍用物資。

    抗日戰爭勝利後，焦達悌於1947年調到南嶽二十七軍官總隊任五大隊大隊長。二十七軍官總隊解散後，又調任中央訓練團講師。

    組織自救會

    1948年，焦達悌由南嶽返回長沙，和一些國民黨失意軍人一起組織自救會。

    焦傳愛說，當時，有一個邵陽人叫劉華嚴（聾子），經常帶人來我家和父親商談，每次來家中，父親總是叫我和哥哥在外間房做功課，並囑咐我們如有客來，就要我們事先稟報。

    1948年秋末冬初之時，焦達悌又調長沙綏靖公署任少將高參。

    焦達悌在瀏陽率部起義

    經過程潛暗示

    1949年5月，焦達悌以國民黨國防部少將部員的身份回到湖南。

    當時，由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委任，焦達悌任湖南省第一區行政專員，兼第一區保安司令，兼瀏陽縣縣長。

    受命之時，全國形勢急劇變化，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蔣家王朝土崩瓦解；湖南人民呼籲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如潮似浪。

    特別是在中共地下黨和進步人士的宣傳敦促下，在湖南的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的上層人士，紛紛覺悟起來，改弦易轍，追求進步，追求光明，產生了很大的離心力。他們心向共產黨、解放軍，選擇了起義的道路。程潛的政治態度也日益明朗化。

    焦達悌赴瀏陽就職之前，曾往謁見程潛將軍。

    焦傳愛告訴，當時他們一家，居住在二伯父焦達人的“止廬”寓所內（即今長沙市第一中學宿舍，清水塘附近）。

    一天，他父親回到家對母親說：頌公（即程潛將軍）委任他為湖南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署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和瀏陽縣長。

    焦達悌還說，頌公接見他時講：“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仗是沒有打手，好好去幹吧！”還送了他一張親筆題寫的“服務桑梓，多施仁政”的名片。

    爾後，焦達悌持頌公所贈名片，又拜會了當時頌公的秘書毛注青，毛秘書見頌公名片和手跡，也以“審時度勢，好自為之”作為臨別贈言。這些都暗示要焦作起義的準備。

    鮮明態度

    識時務者為俊傑。焦的覺悟隨著形勢的發展在提高，他在長沙暗地尋找門路。

    此時，中共中央華中局社會部所領導的江南地下第四軍長沙第七總隊部（代號“三一三○”的這些同誌大部分是國民黨的進步軍人），正在長沙做策動工作，察覺焦達悌的政治態度後，即通過劉棨（字：華嚴，邵陽人，當時任湖南省第一區保安副司令員）的關係，與焦聯係上了。

    通過多次交談，焦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時機成熟即率部起義。

    經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同意，任命焦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中軍區江南地下第四軍第十師師長。任命劉逸秋為副師長兼參謀長，秘密身份為“3130”第三小組組長，負責組織動員焦部，並發展吳劍、柳羽、蘆雨三等人為組員。直接領導瀏陽地區武裝起義工作。

    為了使劉逸秋工作方便，焦達悌又呈請省保安司令部批準，任命劉為區保安司令部上校參謀長。5月下旬，通過劉棨、劉逸秋引薦“3130”負責人劉建中在長沙焦宅與焦達悌會麵。

    通過分析形勢，講解黨的政策，曉之以大義，焦達悌正式聲明：一、堅決脫離與蔣介石的關係；二、堅決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聽從軍代表（指劉逸秋）的指揮；三、做好準備待機起義。會晤後，即去瀏陽開展工作。

    焦傳愛記得，那是1949年6月初，焦達悌帶領其二兒子焦宏昌和原在南嶽二十七軍官總隊五大隊的於培基，隨同陳明仁將軍派去護衛的武裝人員，分乘兩輛汽車前往瀏陽縣赴任的。

    掌握武裝

    那時，瀏陽已處於風聲鶴唳，動蕩不安的緊張局麵，東西、南、北形成了一種武裝割據的狀態。

    焦傳愛說，父親在瀏陽任內的四十七天中，除與白崇禧的特工處處長韓蒙軒指派監視父親的一個加強連進行周旋外，同時還要應付一二六軍張湘澤部隊的騷擾。在此期間，他收編四鄉遊雜部隊共1500餘人，收繳各種武器1300餘件。

    當時，縣城駐有區保安司令部，各大區設有聯防指揮部，所屬地方遊雜武裝部隊，加上縣直屬武裝，共有人槍千餘，但成分極為複雜。如東區的胡關，西區的彭誌堯，北區的周康侯、周複吾部隊，甚至公開搶劫殺人，性質與土匪無異，蔣軍嫡係部隊夏威兵團總部特工處長韓蒙軒，還親自率領一個加強連進駐瀏陽縣城，虎視眈眈，加強對瀏陽的控製。

    當時“3130”交給焦、劉的任務是：迅速掌握武裝力量，直接采取拉攏，說服乃至撤換幹部，調換駐地等辦法，把槍杆子抓到手。

    同時，以適當方式向官兵進行形勢教育，灌輸和平思想。經過這些措施後，各股武裝力量，基本上納入到焦達悌的統一指揮之下。到7月中旬，可指揮的武裝共有人槍兩千餘。

    恰在這時，“3130”總部聯絡員劉劍秋來瀏陽，傳達總部負責人劉建中的口頭指示：說解放大軍即將由江西進入瀏陽，要劉逸秋抓緊對焦達悌做好穩定工作，防止中途變節。焦當時的態度是很堅定的。

    隨即，對所屬各軍、政基層骨幹發布命令：一、解放軍入境，不得抵抗，嚴禁鳴槍引起誤會；二、對蔣桂軍過境殘餘武裝，應相機截擊繳械，並搜捕遊勇，收繳其武器；三、保境安民，維持治安秩序，並派蘆雨三，柳羽持公函在瀏陽邊境會見解放軍先頭部隊12兵團45軍133師胡政委。

    集結待命

    當時，胡政委除對焦的行為表示歡迎外，說他們還沒有得到上級的通知。要求焦的部隊必須從正麵讓開，集結待命，蘆等回瀏轉告了胡政委的指示。為迎接解放軍入城，焦達悌即率領所屬部隊，到青草市一帶集結待命。

    同時，焦還指派參謀長劉逸秋（三一三○長沙總部行動小組長）和縣政府主任秘書晏伯宸二人，以及縣政府教育科長焦傳統（焦達峰之子），共同組建瀏陽縣人民臨時治安支前委員會，組織各界人士迎接解放軍入城。

    劉逸秋率精幹20餘人，留縣城維持治安，並與解放軍直接聯係。

    焦達悌去青草市後，擔心產生混亂，未公開向部下宣布起義，為了麻痹白崇禧的部隊，還分別向長沙綏靖公署程潛，湖南省主席陳明仁，中華總部白崇禧發了三份電報。

    第一個電報內容，謊報瀏陽已陷落，焦巳率部在青草市一帶繼續辦公，相機開展遊擊。第二個電報內容，謊報部隊被困，死傷嚴重。第三個電報內容，謊報已經突圍：彈盡糧絕，急需援助。

    焦如此做的動機是因為：一、長沙尚未解放，不知程（潛）、陳（明仁）的情況怎樣，態度如何；二、唯恐白軍發覺焦部起義，不擇手段危毒程潛；三、害怕白軍部隊反攻，因為五十八軍軍長魯道沅經過瀏陽時曾對焦說，他們將在瀏陽與醴陵之線布防與共軍決戰；二十六軍撤離瀏陽時，因焦部截擊其傷兵及船上槍支等物，該軍長托口信警告焦說，注意留點餘地，以後還要見麵的，故焦虛晃一槍，以應付意外。

    承認焦部起義

    1949年7月19日，解放軍133師部隊順利進駐瀏陽縣城，劉與他們取得了聯係，承認焦部為起義部隊。指定南區荊坪為集結地點，待命整編，到8月中旬基本集結完畢。

    爾後，解放軍任命張立棟（縣委委員、公安局長）、劉興起（解放軍政治部科長）為軍事代表，率領一批政工人員，前往荊坪對焦部整訓。8月18日，命令焦部開赴瀏陽縣城改編，改編後，士兵編入解放軍133師，幹部集中審查。其中，一部分送湘潭幹校學習，不願幹的發給路費回家。焦達悌送南嶽軍大學習，劉逸秋請假回家。至此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就宣告完成了曆史使命。

    ——管窺焦部江南地下軍第十師

    陳新明釋疑解惑

    抑或是一種緣分，一個困惑了陳新明心中30多年的不解之謎，終於有緣親密接觸，還原於真實的麵貌。

    1952年2月2日中午時分，瀏陽縣人民法庭在縣城老操場坪召開萬人大會，宣判焦達悌死刑，立即執行，審判長問焦達悌還有什話交代，焦達悌從容不迫地麵向萬人，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主席萬歲”，審判長立即命執刑者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巴，綁赴到瀏陽河畔的狀元洲上，用二顆子彈結束了他的生命。

    陳新明回憶，觀看者無不感到奇怪？一個國民黨的少將司令在臨刑前為什要喊這兩句萬歲呢？

    當時，他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瀏陽縣大隊部的保衛幹部參加了這個大會，也感到不解。

    30多年過去了。因為“文革”結束，平反冤假錯案，陳新明被任命為中共瀏陽縣委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辦公室副主任，焦達悌和他有關人員的案卷從法院的檔案櫃中搬了出來。他花了半年的時間調查研究，從而對焦達悌同誌和他組建的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的始末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後來，他將所掌握的史料，形成了《記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的活動和改編》情況。

    管窺“三一三○”地下第四軍

    華中局社會部關於代號“三一三○”地下第四軍的情況。據調查，湖南省委落實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辦公室保存有“關於三一三○的曆史沿革”資料。

    “三一三○”代號來由

    原中南局社會部於1948年秋，派何南禹（是解放軍官）、王乾一，化名英傑到武漢做策反工作，王在武漢以一警官為掩護進行工作，給他“三一三○”為代號，王自稱“中原軍區江南地下軍指揮處，”改“三一三○”為“三一三○總部”。

    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發展經過

    江南地下第四軍首先是由張威、言乃克、徐傳真、周士儀、唐拔等於1948年8月自發組織“湖南人民革命行動委員會”，他們的口號是爭取團結各階層民主人士對革命的認識，並組織領導四百多地方遊擊武裝活動於株洲、靖港一帶。

    “三一三○”長沙第五工作組小組長邢之康與湖南人民革命行動委員會軍事工作負責人劉建中是軍校同學，劉通過同學關係，認識了“三一三○”長沙的聯絡員湯立人（原名楊覺新），並被介紹去漢口與王乾一會晤。

    王乾一決定，將湖南人民革命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原局武漢區三一三○長沙第七總部。在湖南地區組織地下軍，並給予江南地下第四軍番號，任命唐拔為軍長、張威為政委。

    他們極力擴大武裝，從5月成立到長沙解放時止，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有十師、十一師、十二師、暫五師、暫六師等六個師的番號、號稱人槍二萬。

    軍部隨軍長唐拔活動於株洲婆仙一帶。長沙解放前，被長沙縣黃縣長及白崇禧特務率隊深夜襲擊，潰散大部，剩下幾十人潛入長沙。

    第十師師長焦達悌，有2000餘人，以偽第一區專員身份作為掩護。

    第十一師（師長楊健），前身為華東軍區湘贛縱隊，成立於1949年1月初，3月策動蔣軍三一四師起義失敗後，楊利用社會關係充任長沙縣屬靖港、新康、新壩、仁德、霞凝、銅官、九福等七區聯防主任，由偽十一兵團司令霍揆章授予暫二師番號。

    5月28日，取消暫二師番號，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軍區江南地下第四軍第十一師名義，活動於靖港、湘陰一帶。

    第十二師師長劉棨，該部以起義的國防部工兵營為基礎，劉以保安司令部司令身份作掩護策反各部隊，初有2000人槍，最多時為12550人。

    暫五師師長馬良驥。該師以張先正部為基幹。張係交警第一總隊總隊長，於3月22日在株洲起義，活動於益陽、邵陽、麻陽、常寧、桑植一帶。

    暫一師師長周士儀，活動於長沙、平江、寧鄉一帶，人數由數百發展到2200多人。

    暫六師師長蔣麟生，以國民黨保安二團為基幹，活動於湘鄉穀水一帶。

    主要領導人簡介

    軍長唐拔，長沙人，曾任國民黨旅長、師長，軍區指揮官、日本投降後退役，1949年4月由三一三○頒發任職。

    政委張威，長沙人，黃埔軍校五期畢業，1926年在黃埔軍校加入共產黨，1927年被捕，後赴武漢參加賀龍部隊工作，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後到上海，後在南京被捕囚禁八個月，出獄後在上海恢複組織關係後回湘。

    政治部主任言乃克，湘潭人，曾任國民黨連、營、團長。

    參謀長徐傳真，平江人，黃埔軍校六期畢業生，曾任國民黨連、營長和副團長等職。

    長沙第七總部的性質

    據1979年5月16日原參與接頭的齊一夫同誌（1980年任廣東省委調查部副部長）回顧證明：

    一、“三一三○”長沙第七總部是中原局社會部承認的一個組織，我在1949年8月4日進入長沙後，曾接到華中局社會部的一個電報。內容大意是：長沙有一個地下組織，代號為“三一三○長沙第七總部”，負責人是劉建中，要我找到此人，並要我處理此組織的善後工作，我得到指示後，找到了劉建中、楊覺新、戴建虹等四人，聽取了他們的匯報，並與有關部門一道對該組織成員作了安排。

    二、“三一三○”長沙第七總部，曾派人到武漢找黨的關係，找了江漢軍區派的一個人。給了他們這個代號，並交給三條任務：一搞策反工作，組織反蔣武裝；二收集敵人情報；三保護各種物資。這些情況是從劉建中他們的談話中以及我到廣東後從社會部的同誌那了解到的。

    三、從我了解到的情況來看，這個組織不能認為是特務組織，反革命組織，而且，因為他們是組織起來後，主動找我們的關係聯係的，與大軍壓境，被迫起義的不一樣。當然，他們的成分的確比較複雜，大多數是國民黨軍官，許多是被我軍教育釋放的，釋放時接收我們的任務。回長以後，他們就自動組織起來並主動找我們聯係，做了一些有利於革命的工作，但因時間短，加上長沙和平解放，他們的成績也不是很顯著的。

    1950年8月28日，時任湖南軍政委員副主任王首道同誌給瀏陽縣趙超山縣長、張國元副縣長關於陳樹良的案件的信件“原文”，給後人研究這一曆史，提供了翔實資料。輯錄如下：

    趙縣長：張副縣長：

    本年8月25日函及附件均悉。查陳犯樹良，作惡多端，殘害人民，殘害革命同誌，本應處以極刑；但念其於解放前1949年4月間曾參加“三一三○”第七總部江南地下第四軍唐拔部任旅政委，幫助我四十軍做了一些工作，應予將功折罪，著免死刑。並酌情議處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長期徒刑，以資教育改造。茲將原附判決及材料發還，希查收照辦為要。此致

    敬禮

    王首道1950年8月28日

    公元1949年11月4日，新湖南報湖南軍區訊分散在長沙、益陽、常德三個分區的原敵後遊擊武裝及遊擊部隊約數十股，有數萬人。為了把這些武裝整頓好，真正成為人民力量，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曾頒發整理這些武裝的布告。同時，按各部隊活動地區頒發命令，分別責成分區和野戰軍負責整訓改編，指定地點集中，進行整編。在一個半月短短的時間內，已勝利進行整編的有40餘股，計3萬餘人，長沙軍分區整編計有：

    江南地下第四軍暫一師周士儀部

    江南地下第四軍十一師楊健部

    江南地下第四軍十師焦達悌部。

    1949年9月25日，焦達悌寫給王首道同誌的信也可證實。采擷摘錄如下；

    王副主任：

    昔先父、兄為中國革命，傾家破產，辛亥首義，光複湖南，先兄達峰以身殉難。悌幼秉庭訓，置身革命，思有以繼先人未竟之誌，不計其他，雖處於封建獨裁統治之下，清白之身，未為所染，此足堪以告慰於先父兄者也。

    抗戰末期，日帝國主義者打開大陸交通線之侵犯——長沙三次會戰時，適悌回湘。如是號召社會固有民族革命意識之洪門團體，在不做順民、不當漢奸、不作亡國奴之原則下，發動遊擊。胞弟達巔被俘不屈，慷慨殉難，賊膽以寒，事實俱在。

    今我國家與人民在此八年抗戰、三年內亂之中，民窮財盡，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孰令為之，孰令致之，凡有良心血性者，莫不痛憤填膺，鹹思揭竿而起，反對國民黨反動派之貪汙無能，早登斯民於衽席。自和談決裂，吾湘民主人士，發出自救呼聲，悌後被推舉為委員之一，翼能縮短內戰距離，企盼真民主、真和平，真正獨立自由、富強、康樂之新中國，早日實現。

    此次回瀏陽工作，明知是跳火坑的事，但無目的、無意義、無任務與使命，誰願負此艱難。悌於本年6月1日接任偽一區專員職務，及到瀏之後，以當時嚴重局勢，兼理偽縣長職，雖在短暫工作期中，自問盡了最大的努力。瀏陽解放前夕，華民（中）局長沙七總部派員聯絡，一切行動悉依照決定指示辦理。及解放後，接奉人民政府辦事處吳主任指示，將部隊集結荊坪整編，歸一一九師指揮，並派劉興起同誌為軍事代表，協助整編事宜。近又奉瀏陽縣人民政府趙縣長通知，改派張立棟同誌為軍事代表，部隊歸人民政府指揮，並命將所部即日移駐瀏城，及到達後，旋即歸一三三師改編。在一切行動聽指揮之下，悉遵命令處理，雖無成績可觀，也足慰我初衷矣。

    自部隊改編後，專心處理移交工作，現所有偽專署及偽縣府之交代，在悌本人任內，一切手續，業經告一結束。

    ……

    悌協助之處，遇事開誠布公，自當謁能盡職以赴，何況是我鄉土之邦，桑梓義務，責無旁貸。生若個人問題，諺雲：“真金不怕火”，一切俱要憑事實考證，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毋待咄咄，餘詳“自我檢討過去與回瀏前後經過”中，伏希核查是本。附《告青洪邦會書》。

    敬致

    布禮！

    焦達悌上1949年9月25日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華中局社會部“三一三○”長沙七總部地下第四軍的麵貌。

    ——管窺焦達悌領導的第十師及其活動

    國民黨張湘澤、魯道源、韓蒙軒自瀏陽撤離以後，焦達悌已無後顧之憂，立即與劉華嚴、劉逸秋、歐亞南等人研究，決定將已收編的武裝組建為第十師的基本隊伍，公開的番號為第一區保安司令部直屬隊，對內公開為興達部隊，實為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

    第十師序列

    1949年8月21日，劉逸秋同誌在寫下的匯報資料中記載，共分為六個大隊，一個警通隊、各隊領導人和活動轄區，以及活動的情況是：

    第一大隊，大隊長王俊，轄原中樞、中庸、中孚三鄉鎮之武裝。

    第二大隊，大隊長彭克蟠，轄原警察局所屬之武裝共130人，派李文叔進行協助。

    第三大隊，大隊長彭誌堯，轄原保安大隊所屬之武裝。派劉嶽南協助。

    第四大隊，大隊長潘啟文，轄原西區自衛聯防指揮所之武裝，派劉嶽南協助。

    第五大隊，大隊長周福吾，轄原搜索大隊所屬之武裝。

    第六大隊，大隊長胡關、轄原保安大隊之武裝，派歐亞南、周華漆、陳馬清三人協助工作。

    警通隊，隊長黃誠，轄原自衛大隊手槍隊和湘區保安隊步槍20餘人組成。

    第十師發布命令：

    1.解放軍入境，不得抵抗。

    2.蔣桂軍過境之殘餘，應相機截擊，繳其武器，武裝自己。

    3.保境安民，維持社會秩序。

    第十師活動情況

    三大隊彭誌堯、駐西區，十天內，先後在雷家衝、雞首州、何家灣、水洪廟、大三壩等地，襲擊五十八軍，一百二十六軍殘部、共斃敗50餘人，繳獲步手槍20餘支，輕機槍1挺。

    四大隊潘啟文，於7月19日、21日兩天在西鄉肖家坪、蒜州、鎮頭三地槍殺五十八軍2人，俘6人，繳步槍10支。

    五大隊周福吾，在山田和五十八軍作戰4次，繳槍10餘支。

    六大隊胡關，對一二六軍和湖北保安團在施家衝、滕家嶺、官渡、蔣埠江、雲山等地襲擊，繳獲步槍20餘支，輕機槍1挺。

    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到瀏陽解放時止，可指揮的武裝共1500餘人。

    作了曆史貢獻

    湖南省軍區1949年所做出的湖南地方遊擊武裝的性質與處理意見一文中曾明確指出：

    “華中局社會部城工部派出的被解放軍官，利用其舊關係，搜羅在鄉失意軍人，利用解放軍名義，拉攏敵人地方武裝（自衛隊等），封官加委組織起來的武裝，成分複雜，紀律很壞，如“三一三○”江南地下第四軍唐拔等部。

    這些武裝，不論怎樣，既來與我們接頭聯係，總比跑散為匪，或跟著白匪跑了，將來再去清剿要好些，所以隻要來，就表示歡迎。”

    焦達悌所組建的第十師，在國民黨正規部隊潰退瀏陽之時，對截擊敵人殘部，安定地方人心，為瀏陽和平解放是作了曆史貢獻的。

    製定整編計劃和整編

    1949年8月15日，羅其南以長沙地區首長的身份來到瀏陽，經請示四十五軍陳伯鈞軍長同意，派該軍政治部李主任協助瀏陽縣臨時人民政府擬定改編焦部的具體辦法，共三條：

    1.所有武器、彈藥、軍用品一律歸政府接收。

    2.私人財物，一律不動。

    3.排以上軍官集中訓練，其餘人員一律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一三三師和一五九師各派一個營參加接收工作。

    8月17日下午，焦達悌率部從荊坪回到瀏陽縣城，部隊集結在磨石街一帶。是晚，縣人民政府對焦部進行了晚餐招待，以示歡迎。

    8月19日上午9時，在原縣政府門口的操場坪內由焦達悌集結部隊，作了改編的動員，最後下達改編的命令：

    1、排以上官佐出列集中。

    2、排以下的原地放下武器，分別由一三三師和一五九師成班帶走。

    改編在12時結束。12時1刻，焦部參謀柳羽騎馬送來十二兵團政治部聯絡部公函二件：

    一證明劉逸秋是三一三○第七總部第三小組組長。

    二證明焦達悌為江南地下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並指示當地予以協助。

    當時改編事已既成，上述證明則交了陳伯鈞軍長。

    8月20日，羅其南給兵團領導的信如下：

    “肖、韓、唐諸首長：

    我十五日由平江到了瀏陽，當我到達瀏陽時，瀏陽縣委和一三三師謝政委研究好了準備改編焦達悌部，我亦同意他們的計劃步驟，詳細經過，瀏陽縣委有一個報告，特送來兵團審查，是否錯誤，如錯誤，今後要如何糾正，望指示。此致

    敬禮

    羅其南（章）8月20日

    “瀏陽縣社會部致十二兵團蕭司令員、韓副司令員、唐副政委、解參謀長：

    關於本月18日上午9時在瀏陽城改編偽一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又兼瀏陽縣偽縣長焦達悌部之經過呈報如下：

    一、焦軍之組成：

    焦達悌是偽一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又兼瀏陽縣長，是洪幫楚金山山主，黨團負責人之一，其部下皆為偽專署、偽縣鄉政府、公安局、警察局、國民黨、三青團的人員組成，如國民黨書記長陳樹良為其旅政委，其他團、營幹部多為原國民黨反動機構之人物，而其中有特壞者如中隊長邵毅，從十九年起即任鏟共隊的營長，屠殺我黨的工農群眾數百人，當時鏟共成績顯著，為國民黨所重用，在白匪撤退前幾天，仍向我地下黨進攻，很明顯，焦組軍之目的，即為在此形勢下，改頭換麵，取得合法保存，擴大其勢力，但不管焦的企圖如何，總之，他將零散武裝集中一處為我改編，這一點是成績。

    二、焦部改編之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