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首徒 ()”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製，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一夥。四月，對胤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被削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禎（胤）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禦製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胤先後囚禁致死，胤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黨人也遭到處分。

    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集團徹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自盡，同時削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查嗣庭試題案。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

    允禮所作雍正帝像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幹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

    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施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製地方橫征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汙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