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首徒 ()”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麵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麵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麵。

    乾隆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產作物的普遍種植。由於興修了農田水利，並且采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麵積的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南方的水稻產地，一般畝產二三石，多者達到畝產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乾隆時甘薯和玉米在我國南、北方較廣泛的種植，一方麵產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麵也反映隨著人口的增加，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這兩種高產作物正是適應這種需求而得以廣泛推廣種植的。其次是經濟作物種植更加廣泛。

    清代前期的主要經濟作物是棉花、煙草、茶樹、甘蔗等。棉花種植在明代已較為廣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當時，全國較為集中的產棉區有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乾隆後期，江蘇的蘇州、鬆江兩府植棉很廣泛。蘇州府的吳江縣吉貝（棉花）的種植麵積已經超過糧食的種植麵積。直隸“種棉花之地，約居十之二三”。寧津縣“種棉者幾半縣”。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較廣泛的省份之一，所產棉花除供本地織布而外，商販大量地販運到江南紡織業比較發達的地區。

    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他決意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首先廣泛征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諭旨。在這些諭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必須將求書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同時，還為征求遺書製定了具體政策：“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月，從全國各地征求的圖書已逾萬種，從而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館人員的共同努力，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庫全書薈要》首先告成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庫全書》亦先後抄寫完畢，並陸續入貯各閣。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也很發達，清朝進入了人們讚稱為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的“康乾盛世”時期，強大的中國屹立於東方。

    乾隆帝中年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不但大興土木，六下江南耗用國家人力物力，貪汙腐化又再開始盛行，整個清王朝亦在乾隆後期由盛轉衰。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遊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吏治敗壞也成為乾隆後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和珅原是內務府鑾儀衛中一個地位較低的拜唐阿，直至位居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和授大學士，前後專權達二十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