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審時度勢    【原典】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晚接弟十五日信，係從景德鎮送鮑公信繞來者。朱雲岩今早業已啟行，二十**可到東流，三十日必到弟處幫守濠牆矣。鮑公二十六日拔營，餘有一批抄閱。左軍破侍逆股十餘萬，可謂奇功，然其不可及處，隻在善於審機審勢耳。順問近好。    【譯文】    沅、季弟左右：    二十三日晚上接到弟十五日的來信，是專差從景德鎮給鮑公繞道送來的。朱雲岩今早上已經開始動身，二十**日可以到達東流，三十****一定到弟那幫助守護壕牆。鮑公二十六日開出軍隊。我有一批抄寫來的信件寄給你看。左軍攻破偽侍王的一股十多萬人的敵軍，真可以是奇大功績，然而這比不上他的善於審時度勢。順問近好。    下事當於大處著眼    曾國藩的長處在於他具有豐富的曆史經驗，具有超出常人的戰略頭腦，長於從大處落墨，長於整體的戰略謀劃。曾國藩：“軍中閱曆有年，益知下事當於大處著眼。”確實，曾國藩總是能總攬全局，抓住要害，能夠從戰略上勝人一籌，因而也就笑到了最後。    太平國翼王石達開曾經，曾國藩在兩個方麵幾乎沒有什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戰略謀劃。    曾國藩超出常人的戰略頭腦，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出來。    鹹豐三年(185年)，在太平國戰爭初起之時，曾國藩就寫信給王鑫，縱論當時的軍事形勢，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關係到下全局的安危”的觀點：“荊襄扼長江之上遊，控秦豫之要害，誠為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為吃緊。蓋賊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荊州為上鎮；武昌為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為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於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偽官，據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遂為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能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有累卵之危。然而鄂省之存亡，關係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尤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而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為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這個觀點，可以是獨具慧眼。當時清政府為了撲滅太平國，在南京周圍相繼建立了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然而清政府的注意力隻局限於東南一隅，用兵的重點也隻在南京一城的得失，而並沒有意識到必須著眼於與太平軍爭奪整個長江流域，才能最終攻下南京。曾國藩從全局出發，根據地理形勢，認為必須首先控製長江中上遊地區，先武漢，次九江，次安慶，隻有這樣，才能攻克南京。這個計劃，表現出他在戰略眼光上要高出清政府不知多少倍。    鹹豐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軍西征部隊由安徽向湖北挺進，先後攻克安慶、九江、漢陽。湖北省城武昌戒嚴，清政府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麵前無所適從，一會兒救東，一會兒救西，被太平軍搞得團團轉。曾國藩在這個時候給鹹豐皇帝上了一個奏折，認為不能光顧眼前的得失，還要考慮到大局的發展。他：“論目前之警報，則廬州為燃眉之急。論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遊，能固荊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如今之計，宜先合兩湖之兵力，水陸並進，以剿為堵，不使賊舟回竄武昌，乃為絕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將黃州、巴河之賊漸漸驅逐，步步進逼，直至湖口之下、孤之間，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南服猶可支撐。”    由此，曾國藩極力主張應該集中兩廣、兩湖、江西、安徽的兵力，與太平軍爭奪武昌，進而由上而下，沿江攻占兩岸重地。以著眼於發展為原則，鹹豐四年(1854年)九月，湘軍開始向武昌進軍，十月攻占武昌，而後沿江東下，連連突破太平軍在田家鎮、半壁山的防線，包圍九江，占領湖口，使太平軍遭受了重大損失。這是曾國藩以上製下戰略的初步勝利。    鹹豐九年(1859年)二月，曾國藩針對石達開率數萬太平軍入浙、入閩，又轉入贛南，使江西湘軍處於東、南、北三麵受敵的不利形勢，向鹹豐皇帝上了著名的《通籌全局折》。在這個折子中，他全麵論述了當前的形勢，和湘軍應當采取的應對之策。在這個折子中，他提出了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全局與局部的關係：“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根本。”第二個是要分清輕重緩急，在一個時期，隻能保持一個主要的戰略方向。從這兩個原則出發，曾國藩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並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以保全湖口，先固南岸”。於是湘軍收攏兵力，集中進攻贛北重地景德鎮，不僅改變了被動局麵，而且為後來進軍安慶奠定了基礎。    十一月，曾國藩從全局出發，又向清政府提出了全力進攻安慶，迫使太平軍進行戰略決戰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可以最充分地體現了曾國藩的戰略水平。太平國的首都是南京，清政府多年來一直盯著南京用兵，為此還先後組織了江南大營、江北大營，結果打了幾年，不但南京沒有打下來，江南大營、江北大營也全軍覆滅，清軍在戰略形勢上更加被動。曾國藩認為，之所以會造成這個局麵，從根本上來，是戰略指導上的錯誤。    曾國藩：“餘於大利大害所在，均悉心考究。”他用兵十分強調“審勢”，他“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勢則大局大計”。他還，“應該從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於處去剖析微芒”。這個大利大害、大局大計，就是戰略重心的所在。    由於曾國藩始終堅持站在戰略全局的高度，根據敵我各方麵的形勢來製訂戰略計劃和進行戰爭指導，把總攬全局作為製定戰略的出發點，始終具有強烈的全局觀念，所以湘軍雖然在局部的戰鬥中不斷吃敗仗，但在戰略態勢上卻越來越有利。而太平國雖然在局部的戰役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整個戰略態勢卻越來越惡化。這是湘軍最終能夠將太平國鎮壓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用兵如對弈，謀勢不謀子”，戰略的根本在於它的宏觀性和長遠性，如表現在力量的綜合運用上，就是計劃性和有序性。一個具有戰略頭腦的人，要能夠把力量的各種要素和各種製約條件加以整理，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進行排列，然後提出最有效的行動方案。    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局部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觀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別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    進兵宜穩，不應操之過急    【原典】    沅弟左右：    二日未接弟信，正深係念，茲接十九日信，慰悉一切。應複之事，條列如下：    一、守住廬江，餘已大喜大慰，再破泥汊口，更為心滿意足。以後神滕河、無為州縱不遽破，亦不要緊，弟進兵宜穩，不宜過急。    ……    【譯文】    沅弟左右：    兩沒有接到你的來信，正在深深惦念時，接到了你十九日的信，欣然知道了一切。應答複的事項，條列於後：一、守住廬江，我已是大喜大慰，又攻克了泥汊口，更是心滿意足。以後即便不馬上攻破神滕河、無為州也不要緊。弟進兵要穩，不應操之過急。    ……    穩字當頭，慎中進取    曾國藩用兵極其穩健，“臨陣之際，務宜穩而又穩。佯做敗不可猛追，孤軍不可深入。”“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傑出的軍事家，也是一個功罪鮮明，成就極大的人物。曾國藩的發家，主要靠湘軍；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軍有關。他所組建的湘軍“別樹一幟，改弦更張”，先後鎮壓了太平國和撚軍起義，既為維護封建統治建立了功勳，客觀上又為中國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難以有人可以匹敵的。在軍事方麵，他不愧為中國近代軍事家的第一人。蔡冠洛編《清代七百名人傳》，將曾國藩歸為軍事人才。    曾國藩用兵極其穩健。他稱讚李續賓，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    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曾國藩囑咐：“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勝，或僅挫，浪戰都會帶來嚴重後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士卒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於謹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以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曾國荃在圍攻江西重鎮吉安時，曾國藩曾經為他寫下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下聯是“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後來這一句對聯的上聯成為曾國藩和太平軍作戰的指導原則。不但在戰略思考上，同時在具體戰術紮營修壘上，也體現了這一原則。    太平國起義後，勢力很快就遍及長江流域，軍力發展到五六十萬人，占領了長江流域的許多重要城鎮。而湘軍編練成軍後，兵力最初不過一萬七千人，發展到最後也不過十二萬人左右，相差甚為懸殊，太平軍往往是湘軍的幾倍或幾十倍。麵對強大的太平軍，湘軍不得不進行防禦，先求立於不敗之地，然後乘隙製人而不製於人。    起初，湘軍不懂紮營要領，屢為太平軍所破。曾國藩力懲前失，努力吸取古代兵法的經驗：“攻城最忌蠻攻，兵法曰：將不勝其憤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屢次寄書，以蠻攻為戒。”此後，改變了戰略：“此後不可再行蠻攻，堅壘須扼紮要地，賊所必爭之區，致令賊來攻我，我亦堅壁不與之戰。待其氣疲力盡而後出而擊之，自操勝算。”    曾國藩還積極學習太平軍紮營之術，並博考中國古代紮營成法和曆代戰爭的得失，親定“紮營之規”，紮營修壘、圍而不攻、困死敵人成為曾國藩對付堅城的主要戰術。而太平軍為了打破湘軍的圍攻，又往往在內線組織反攻，在外線用援兵破圍，這樣湘軍又經常處在防禦地位，從而使自己的攻堅戰變為進攻中的防禦戰，形成攻勢防禦的態勢。    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達到圍困太平軍的目的，曾國藩對紮營修壘做了嚴格的規定。湘軍每進攻到一座城下，統領首先根據利於作戰的原則，選擇地勢險要的地方，要求湘軍“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即修挖牆壕，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敵搦戰。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內有子牆，為人站立之地。壕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此後湘軍都依照這個規定紮營。紮營修壘，築牆挖壕。正如曾國藩所指出的那樣：“惟當酌擇險要，固壘深溝，先立於不敗之地。”曾國藩對部下李元度：“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中國近代名將蔡鍔高度評價湘軍的這個築營措施“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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