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大概是陰，汨羅江邊一個披發老者，顏色憔悴，形容枯蒿，且吟且行，“…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風聲浪聲具寂，汨羅江很平靜。老者縱身一躍，地間隻有“咚”一聲，波浪泛起。浪花一翻滾，便過了兩千多年。

    我們知道那個老者就是屈原。他心懷下，而且有治國才能，可惜不遇明主，先被楚懷王疏遠，後被楚襄王廢逐，流放江南，眼看著國家走向滅亡，終於於公元前78年在絕望悲憤中以身殉國，投汨羅江而死。

    先秦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其中不乏曠世佳作，但太偏向於自己學術思想，對於自己感情的表達很模糊。雖然早就有詩歌流轉，但其作者幾乎不可考查。屈原，大約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公認的大文人，一篇《離騷》便已經傳唱千古。在屈原之前，不乏為國捐軀者，但他們似乎都缺少才情（至少目前的史料證明不了他們有才情）。屈原，大概是第一位總所周知的文仕了。

    什是文仕？我以為做官（或做過官）的文人就是文仕。在“獨尊儒術”後，中國的封建曆史上始終活躍著這樣一批人，（思想）領域有他們的身影，政治領域也有他們的身影。中國曆史上的文人，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出世者，也被稱為隱士，他們居安一隅，他們或者從來就不過問政治，或者是絕望於政治而出世；還有一類是入世者，也即文仕，他們不管經曆如何的政治際遇，都始終在為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在塵世中活著。當然，還有極少數人徘徊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然而我以為這一類人屬於後者，他們終究忘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負。文仕有著一些共同特點：傑出的文才，憂國憂民的情懷，普遍淒涼的政治際遇，懷才不遇，欲濟下而不得的悲憤，文仕中的傑出者往往在民間影響大，但官職卻不高。

    有時我在想，一個朝代或者王朝，主導者往往是政客，其中有人主，有人臣，他們這群文仕為什要過問政事給自己找麻煩，做做學問，安穩做官不是更好？那些文仕們，際遇好些的，還能一展抱負，如王安石、範仲淹等，際遇差些的則一直懷才不遇，甚至殺身成仁。但通觀中國曆史，文仕中居然沒有一個成功者，他們空有濟下之抱負，最終卻隻是“空有”。

    我不知道是否真存在著所謂的命，但興衰一直在更替，而文仕不絕。有雄才大略的霸主，也有昏庸殘暴的人主；有心有下之忠臣，也有危害下之佞臣，周而複始，一直循環。但仔細一看，不論盛世還是亂世，若若不願流合世俗，文仕是不得誌的。大約每位文仕心都有個理想國，而且都想實現它，但是又拋不開世俗理念，隻想著借助一位明主來實現它。然而自古伯樂不常有，就算有明主，也不見得能容忍文仕們的理想國，每位明主的心也都有著自己的理想國。況且明主又是何其之少，歎廉頗、馮唐、李廣、諸葛亮等人的作品又是何其之多。文仕們或恨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或者憤恨人主寵幸佞臣，聽信饞言。大約南宋初期的抗金將領嶽飛的一句話能概括所有文仕的心情：“臣子恨，何時滅。”是啊，臣子恨，何時能滅！

    當然，不排除文仕中也有敗類，也有披著文人外衣的權術政客。但基本上，且不論文仕們有沒有施政的才能，也不論入仕後的思想變遷，至少在初入仕途時，都有一顆兼濟下之心。這首先可以歸功儒學，歸功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但其後，隨著一位又一位大文仕的出現，影響後來者的更有前人的感召，有一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曆史的使命感。

    但文仕是一種特殊的曆史文化產物，它源於漢武帝以來的“文人治國”的傳統，它隨著清朝的滅亡而漸漸消亡。但是，文仕們的精神不應消亡，“先下之憂而憂，後下之樂而樂”的人文情懷不應斷絕！

    但當今畢竟不是文人治國了，實際上是政文分離。為政者不必為文，也不必心懷下，職業謀生而已；為文者也不必關注時政，也不必心懷下，寫意抒情而已，掙錢謀生而已。當然，為政者中也有不少寫文的人，若拋去他們的官位，大多是沒人看的；為文者中或有有不少關注時政的，但不為政，也就隻是嗶嗶而已，並不能造福一方，更別兼濟下。

    其實當下社會這繁榮和諧，關注時政也沒什用，看的多了不過是讓自己心煩，使自己心情不美好。杞人憂的故事傳了這多年，盡管地球幾十億年後會因太陽而滅，但於當下的人，又有什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