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魏晉名士的養生文化

    在談藥、酒與名士風度的那一章提到魏晉的養生文化，但沒有多講，其實這個問題很值得提出來單獨談一談。

    中國傳統文化中比較有係統的養生理論首見於魏晉時期。有關養生的問題，雖然先秦已有零星論述，兩漢也續有發揮，但真正成為關注的熱點、形成討論高潮是在魏晉。魏晉時士族興起，養生文化在知識階層開始流行，並借由知識階層逐漸走向民間。所以魏晉時期在中國養生文化發展中是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養生意識緣自對自我生命的珍惜，所以早期的養生文化隻是局限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如皇帝（故早期養生術著作都假托黃帝與素女、神仙的問答），因為社會財富貧乏、貴賤懸殊，隻有頂端的人才有珍惜生命的需要與講究養生的可能。到了魏晉時期就不同了，門閥士族在社會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充足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皇權的全麵依賴，士族中的精英分子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生命之可貴了。前麵講過一則故事，出自《世新語·傷逝》：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於之愛，不能過也。”）王濛臨死的歎息和劉惔的悲痛，最能明魏晉士族精英分子對生命的留戀和對自我的珍惜。而且，這種對一己生命的留戀與珍惜，在魏晉名士中並不隻有一兩例，而是一種普遍的情緒。正如王羲之在《蘭亭序》中所表達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這種強烈的情感是擺脫了把自己定位於皇權的奴隸和工具—所謂“莫非王臣”—的心態，意識到我就是自己的主人的人才會有的。所以魏晉時代養生文化的發達是以士族社會為背景的，沒有士族階級的產生，就沒有個體意識的覺醒，沒有個體意識的充分覺醒，就沒有養生文化的逐漸普及。

    魏晉人珍惜生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剛剛經曆了一場社會的大動亂，而且還繼續生活在這個動亂的餘波中。這場大動亂就是漢末的農民大起義，以及由農民大起義所引發的軍閥大混戰，和隨之而來的饑餓、瘟疫、死亡。在這場大動亂，中國的人口幾乎減少了80%—90%。據金兆豐《中國通史·食貨》統計，漢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戶，人口是06萬，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隻有戶數149萬戶，人口剩下560萬，幾乎減少了90%。曹操的詩：“白骨露於野，千無雞鳴。”（《蒿行》）王粲詩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七哀詩》）這基本上是寫實，並不誇張。這場大動亂極大地消耗了這個國家的元氣和民族的精氣，所以接下來的魏晉南北朝不僅政權更迭頻繁，人的壽命似乎都普遍縮短，如果我們統計一下魏晉名人的壽命，就會發現那個時代享高壽者甚少，而短命的甚多。比如建安時代的三曹七子，除了曹操活到六十五歲，孔融活到五十五歲，其餘曹丕（187—6年）、曹植（19—年）、王粲（177—17年）、劉楨（？—17年）、徐幹（171—18年）、阮瑀（約165—1年）、陳琳（？—17年）、應瑒等人都隻活到四十來歲。魏時的荀粲（約09—約7年）、王弼（6－49年）隻活了二十幾歲，嵇康隻活了三十九歲，其餘如何晏（？—49年）、夏侯玄（09—54年）、鍾會（5—64年）也不過四十來歲。西晉的“二陸”：陸機（61—0年）、陸雲（6—0年）；“兩潘”：潘嶽（47—00年），潘尼（約—約11年）；“一左”即左思（約—約05年），也都隻活了四五十歲。這些人或死於疾疫，或死於政爭，善終的很少。魏晉士族雖然生活都相當優裕，卻無法避免早死，因此如何延長寶貴的生命，享受更多的榮華富貴，就成了他們心中的渴望與理想。這種心態造就了養生文化的肥沃土壤。

    在魏晉養生文化中，嵇康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的《養生論》是中國古代第一篇係統討論養生的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文章。嵇康寫了《養生論》以後，他的好友向秀寫了一篇反駁他觀點的文章《難養生論》，於是嵇康又寫了一篇《答難養生論》，更詳細地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養生論》和《答難養生論》合在一起看，才能更係統地看出嵇康關於養生的理論。這兩篇文章在古文中算是很長的，這隻扼要地介紹嵇康的主要觀點。

    首先，談養生得解決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即生到底可不可以養，或者生命的長短究竟是一個定數還是一個變數。儒家有一個觀點，“生死有命，富貴在”，這句話常常被一些人做庸俗的解釋，結果就變成閻王掌握人的生死簿，生死簿上記載著人的壽命，都是早就定好的，多活一刻少活一刻都不可能。如果按照這個觀點就不必談養生了，養與不養都一樣。道教則與此相反，不僅認為壽命可以延長，而且隻要修煉得法，人還可以長生，變成不死的神仙。嵇康的《養生論》首先就反駁這兩個極端，它們“兩失其情”，而提出自己的觀點：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

    就是，神仙有，但學不成，而普通人的生命不是定數，通過修煉可以延長，達到幾百歲、千把數都是有可能的。立了這個觀點做前提，嵇康接下去就談通過什途徑可以達到養生延壽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如何“導養得理，以盡性命”。嵇康提出了許多至今也沒有過時的重要觀點，簡括起來，我認為主要有下麵幾點：一，形神相須。嵇康把人的生命分為形（物質的）、神（精神的）兩個部分，認為這兩個部分互相依存，不可分離，“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

    二，神為形之君。形神雖然互相依存，但有主次之分，神是主，是君；形是次，是臣：“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所以在養生中，養神重於養形，養心重於養身，養生要“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三，養神養形，都要慎微。無論服藥餌（嵇康認同“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節飲食、慎寒暑、寡嗜欲，都不能忽視點點滴滴的努力，即所謂“一溉之功”（用給植物澆水做比方，每一次灌溉都是有功效的），避免“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

    四，兼養為功。養生要注意到各個方麵，哪個方麵都不能忽視，都必須兼顧到。而一般人很難麵麵俱到，所以嵇康：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

    除了這五難之外，還有各種來自其他方麵危害生命的因素，也不能忽視。嵇康就舉了一些例子。比如《莊子·達生》講到有個叫單豹的，養生養得很好，七十歲了還像個年輕人，結果卻被老虎吃掉了。又有個叫張毅的，外功練得很好，能夠飛簷走壁，結果卻得了內髒發炎的病死掉了。就我們今的情形講更複雜了，大至戰爭、自然災害、環境汙染，至人為事故、流行病、車禍，都可以奪人性命。如果養生不能兼顧這種種方麵，還是達不到延年益壽的目的。

    嵇康之後，養生問題進一步上升到哲理高度，變成玄學清談中一個重要的辯論題目。《世新語·文學》第二十一則：舊雲，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可見，養生問題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已經變成經常性的話題。此後，越來越多的人對它進行理論探討，自然也有不少人付諸生活的實踐。如東晉的葛洪（84—約64年）也有一篇《養生論》，大意與嵇康差不多，但遠不如嵇康深刻，不過有些地方講得較細。下麵擇要介紹幾點：一，養生要除六害。六害是：一名利、二聲色、三貨財、四滋味、五佞妄、六沮嫉。這跟嵇康的差不多，但增加了“貨財”，認為蓄貨貪財也是對生命有害的。另外“佞妄”“沮嫉”特別概括了幾種負麵心理，比嵇康得具體。

    二，養生要保全真氣。不消耗精氣神，做到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

    三，養生要注意飲食起居。不要久坐，不要久行，不要久視，不要久聽。不餓的時候不要勉強進食，不渴的時候不要勉強飲水。身體要常常活動，但不要過分，吃東西要少一點，但不要到饑餓的程度。冬的早上不要空腹，夏的晚上不要飽食。早上不起太早，晚上也不睡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