捫虱而談下事

    藥、酒與名士風度

    前麵我提到魏晉士族的精英分子在當時叫作名士，名士這個詞開始是有嚴格定義的，能夠稱為名士的人，都是在人品、學問、操守各方麵有很高的名望，為大家所公認的傑出人物。東晉時候袁宏寫的《名士傳》，把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稱為正始名士，把竹林七賢稱為竹林名士，把裴楷、樂廣、王衍、庾敳、王承、阮瞻、衛玠、謝鯤稱為中朝（西晉）名士，從曹魏到西晉百年間，一共隻有十八人，可見選取的標準是很高的。這些名士除了有人品和操守之外，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善清言”，就是很會清談。而要會清談，除了學問好口才好之外，重要的是對魏晉的新思潮（即玄學）有很深的理解。以上十八人實際上就是魏晉玄學的創建者、鼓動者，都是魏晉清談和玄學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名士的稱號後來越用越濫，好像今的博士貶值一樣，水貨很多，以至於有人講：“名士不需要什奇才，隻要有時間，盡情喝酒，熟讀《離騷》，就可以叫名士了。”這個話的是王濛的孫子王恭（見《世新語·任誕》第五十三則），那時已經到了東晉的晚期了。王恭也算當時的一個名士，但是無論學問能力都遠不如前輩了，至於玄學和清談，王恭簡直就是個門外漢，所以才出這樣的話。但這話也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很多所謂名士多半就是像王恭的，出身於門閥大族，借著父祖的餘蔭過著富裕浪蕩的生活，成隻會喝酒，以為會喝酒就是名士，本領卻是沒有的。東晉時號稱“八達”之一的畢卓就：“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見《世新語·任誕》第二十一則）為了表示自己的放蕩不羈，還借酒裝瘋，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為—有人甚至跟豬一起喝酒（見《世新語·任誕》第十二則）。

    為什名士跟喝酒會連到一塊呢？這可能跟竹林七賢有關。竹林七賢所處的時代，正是所謂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大權在握，準備篡奪曹家的政權，用極其虛偽殘酷的手段，誅殺異己，尤其是殺害士族精英分子中不願意倒向司馬氏而又有相當號召力的人物。弄得名士們人人自危，於是一些人就靠喝酒來麻痹自己，或借酒裝糊塗，盡量離政治旋渦遠一點。《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的態度很有代表性，在竹林七賢中，嵇康、向秀、劉伶、阮鹹都差不多是這種想法，不過嵇康最終還是沒有躲過去，隻有山濤和王戎比較滑頭，一麵喝酒，好像不關心世事的樣子，一麵其實是在等待時機，看看到底鹿死誰手再來決定自己的去向。但這些人心都不平靜，他們的喜歡喝酒都是麻醉自己、解憂解悶、減輕壓力的手段。後來司馬氏跟曹氏之間勝負已定，晉朝建立，士族知識分子不倒向司馬氏的已經殺光了，剩下的不是司馬氏的附庸就是被迫臣服的，再過若幹年，士族知識分子中對司馬氏的反抗已經不存在了。這個時候其實已經不需要靠喝酒來麻醉自己了，卻有些人把竹林七賢喜歡喝酒這種表麵做派繼承下來，稱為“竹林遺風”，而竹林名士反抗醜惡現實的靈魂則完全被忘記被遺棄了。這就有點像西方的嬉皮士，開始何嚐沒有反抗現實的意味，到後來就純粹是一種對墮落的掩飾了。這一點當時有眼光的人就已經指出來了，例如東晉的戴逵寫了一篇《竹林七賢論》，其中就有這樣的話：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見《世新語·任誕》第十三則劉孝標注所引）這是，竹林七賢的行為雖然也有放蕩之處，但並沒有真正違背禮教，而到了西晉元康時代那些仿效竹林七賢的人（比如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號稱“八達”），就已經沒有什寄托（“玄心”），隻是拿來做頹廢、放縱的理由（“利其縱恣”）罷了。

    魏晉名士跟喝酒的關係還與當時名士的服藥風氣有關。士族興起之後，個體意識覺醒，又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所以其中的許多人開始講究養生，希望自己珍貴的生命能夠活得更長久一些。中國的養生文化在魏晉之前隻局限在極少數的統治階級範圍之內，所以不成氣候，到魏晉士族興起之後，整個士族階級都有條件講究養生了，中國的養生文化才真正形成。第一篇認真討論這個問題的理論文章就是嵇康的《養生論》。嵇康在《養生論》提出了很多寶貴的論點，如他養生要同時注意養神和養形，而養神更重於養形，神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重要價值的觀點。嵇康在《養生論》還到，服藥可以延年，這大概也是當時相當流行的觀點。東漢以來特別是魏晉以來，講究服藥養生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於成了一時風氣。當時流行一種藥叫五石散，是用五種礦物煉製而成，五種礦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石硫黃，另佐以海蛤、防風、栝樓、白術、人參、桔梗、細辛、幹薑、桂心、附子等十種中草藥，搗篩為散，用酒送服。服用這種藥後，要吃冷食，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但是喝酒卻要喝熱酒，喝酒之後還要走路，以發散藥力，稱為“行散”或“行藥”—現在的“散步”可能就是“行散”演變的。五石散既然要用酒來佐服，那喝酒的風氣自然更盛了。服藥與飲酒在當時名士中很流行，據學者李修建的粗略統計，就有二十幾位名人的服藥飲酒是有記錄可查的【1】。

    五石散這種藥物是用五種礦物煉成的，而服藥的禁忌又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喪命。從留下來的曆史記載來看，有服了以後身體變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觸犯禁忌而喪命的，如裴秀。恐怕有更多的人雖未喪命卻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我很懷疑，那個時代之所以有那多性格古怪的人，可能就跟服藥有關。比如前麵所講的竹林七賢中的劉伶，有一次朋友來訪，因為沒有預先通知，居然撞見他老兄在家一絲不掛，他還自我解嘲，我是以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怎不打個招呼就鑽到我的褲襠來了？（《世新語·任誕》第六則）從前的人都這表現了劉伶的曠達，自然不能算全錯，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老兄正好服了五石散，全身發燙，穿衣服不舒服，便幹脆脫光了。

    人服了五石散會皮膚發熱，變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難受，所以當時服藥的名士都不喜歡穿新衣服，因為新衣服不夠光滑，也不喜歡穿剛洗好的衣服，因為古時洗衣都要用米湯漿，曬幹了就很硬。他們寧可穿舊的髒的衣服，而且很少洗澡，結果身上就容易長虱子。長虱子本來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那個時代卻變得光彩了，因為你必須是貴族是名士才有條件有知識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會常穿髒舊衣服，才容易長虱子，所以長虱子倒變成了有錢有閑有文化有地位的象征。就像今西方女人以古銅色的皮膚為美一樣，因為古銅色是曬出來的，有錢而且又有閑的人才可能常常到海邊或度假勝地享受日光浴，一般人是享受不起的，所以古銅色的皮膚就意味著富裕閑適，是上層階級的象征。

    看魏晉時候的記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長虱子，而且一點都不以為恥。嵇康在寫給山濤的絕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自己“性複多虱，把搔無已”。據《世新語·雅量》第二十二則，東晉初年的名臣顧和坐車上朝的時候，停下車來抓虱子，另一個大臣周 經過他的車子，他一點都不覺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動”。還有一個更著名的例子，是關於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後來當了苻堅的宰相。在他還沒有出山的時候，碰到桓溫北伐，他便去找桓溫，想試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他在桓溫的麵前一麵抓虱子，一麵侃侃而談下大勢，用文言文來就是“捫虱而談下事”。

    這“捫虱而談下事”後來就成了典故，常常拿來形容名士，但須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至於那些沒本事的假冒名士，就隻會服藥喝酒脫衣服抓虱子，卻不會談下事。沒有真本事的所謂名士，隻是一些水貨。但是社會上這些水貨多了，自然也會有些水貨出了名，而且因為他們的家世好，爺爺老子有名，所以他們還很可能碰巧做了大官。當社會平安不出亂子的時候，他們也可以穩居高位享盡榮華，一旦發生動亂群眾鬧事，這些水貨名士就會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後連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比方王導的孫子王廞，就是這樣一個的“名士”，他碰上權臣王國寶亂政，王恭興兵討伐，他以為機會到了，便起兵響應，居然任命他的女兒當將軍，還亂殺異己。不久王國寶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卻收不住了，又反過來要討伐王恭，最後被打得大敗，死後連屍首都找不到。

    後世一談到名士風度，差不多就隻剩下兩個特征，一個是喝酒，一個是不修邊幅，其實真正的大名士必須要有經邦濟世之才，像諸葛亮、王導、謝安、王猛這樣的人才算得上。宋代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叫《讀孟嚐君傳》，一共隻有八十九個字，全文如下：世皆稱孟嚐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嚐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麵而製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