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開始對妻子撒謊

    百味人生

    作者：彼得·B·巴赫/文 阮東/譯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燈要比紐約的街燈暗得多，這是我們在阿根廷的6個月最深刻的體會。我們租用的車子老舊，車身落滿了這座城市的灰塵，前擋風玻璃更加遮蔽了射進來的光。當我們駕車離開當地醫院，在第一個路口等紅燈時，我打破了我對露絲許下的兩個最重要的結婚誓言：第一，我以一個醫生的口吻和她說了話；第二，我欺騙了她。

    從牛皮紙信封取出X光片，隻借助車頂上方微弱的燈光，我便已知道露絲體內發生了什。但我一邊發動車子，一邊說：“嗯，我什也看不出來，我們還是回家去詢專科醫生吧。”我當然是在佯裝，我是肺癌專家，即使對婦科領域不是很在行，但隻一眼我就已經看出，露絲的癌症已經擴散。

    那是6月初的一個夜晚，阿根廷已開始進入冬季。我的妻子是8個月後病逝的，那時我們已經回到紐約，回到我們的家，而冬天也降臨了北半球。

    露絲的X光片很快被傳到紐約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由那的醫生進行分析。我在這家癌症中心當醫生已超過10年，2008年，露絲也是在這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電話就響了，是露絲在癌症中心的主治醫生打來的。

    露絲和我並排坐在沙發上，各自拿著聽筒。她的醫生用了很多我無比熟悉的詞，比如轉移、緊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質量”而不是治療等等。我無法再顧及露絲的感受，直接使用了專業術語，“她會發展成脊椎壓迫嗎？”我問，露絲則在一旁茫然失措地看著我說：“那是什？”

    對方沒有采用掩蓋事實的委婉說法，也沒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還是可控的，我們還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說不定你還能維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延緩癌症擴散，盡可能給予你更有質量的生活。”這些話的潛台詞就是，從X光片上看，露絲的日子不多了。

    後來有一次，當我把那名醫生的話轉述給我一些同為癌症醫生的朋友們時，他們都無比詫異，認為這位主治醫生的做法極為不妥，因為他把壞消息直接告知了病人，還是在電話，在還沒有到必須知會病人的最後一刻前。那什才是告知病人死亡已經注定的合適時機呢？大多數醫生的看法是，最好是等到多次阻止癌症擴散的努力失敗後，隻有到那時，當病人被癌症逼得走投無路，才是告知他們真相的合適時機。

    可我喜歡直截了當。雖然我明白，當病人沒有準備好時，告知他們真相也許會產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讚同露絲醫生的做法。美國醫學研究所曾發表過一份著名的報告，報告中寫道，幾乎所有成年人都想要醫生和他們分享自己的真實病情，哪怕是壞消息。露絲也多次和我表達她的立場：“我不想看到這種事——我的醫生知道我的病情，而我卻被蒙在鼓。”

    坐在沙發上，露絲的右腿和我的左腿之間就隔了4英寸。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爾的摩交響樂團第一次遇見她一樣，還是那樣的美麗。可當我仔細端詳我親愛的妻子時，我又仿佛看到了這些年來，我曾在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10層看到過的病人們，那是乳腺癌患者病房。她們有的變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髒衰竭渾身發黃；有的病人全身水腫、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腎髒衰竭，以及癌細胞轉移到腦部而變得神誌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絲年紀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絲今年才46歲。

    我意識到現在我們夫妻之間有了一個不能討論的秘密。我能看到露絲的未來、看到她的生命將在哪終結、她將變成什樣子、將如何受苦，可我隻能無助地站在一旁，而露絲對這一切都毫無所知。

    當我們趕回紐約，露絲做完手術後，北半球漫長的夏天開始了。露絲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說：“就像一個拳頭在攪動我的腸子，一頭騾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著問她：“你怎知道騾子在你背上跳是什感覺？”露絲也笑了。手術一個月後，她有所好轉，掃描顯示，椎體上癌細胞已經消失，治療奏效了。

    可癌症並未消失，隻是從某個威脅她的部位被暫時鏟除。接下來，露絲的醫生開始給她用荷爾蒙類的藥物，這在許多女性癌症患者的病例中是常見的治療方法，因為她們體內的雌激素助長了癌症。他樂觀地表示，如果這種藥物管用，露絲要吃上一陣子，甚至可能吃上幾年。

    露絲開始上網搜索那些奇跡般恢複的女病人的故事，她經常提起一名乳腺癌轉移後還存活了據說14年的女性。作家瑪麗琳·格林伯格在一篇文章描述了自己患乳腺癌後的心理變化。她稱其他的女患者為“影子對手”。當格林伯格身陷病榻，感到焦慮、惡心時，其他乳腺癌病人竟然能一邊接受治療，一邊打網球、走T台、做愛。這名與癌症抗爭14年的女性正是露絲的影子對手，也是我的影子對手。她是我們的敵人，更是我們的希望。

    我們的生活漸漸恢複正常，隻不過對一些小事變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塊兒去海邊看日落，把腳趾浸在水，感受海水的撫摸。這是許多人患病後的生活細節，如今也成為我們的了。有些日子，露絲心情不錯，可有些日子，她心情會很糟，但不管怎樣，隻要我們還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滿足了。當露絲從手術和放療中恢複過來後，她又重新回到銀行上班。

    初秋時分，露絲的醫生告訴我們，她的“腫瘤標誌物”連續兩次上升。當這些血液中的化學物質上升時，意味著癌細胞可能在增長，也意味著治療已經控製不住癌細胞了。

    醫生給露絲開了新的處方，也就是所謂的“二階治療”。但內行都知道，從一階、二階到三階，每一次治療方式的變化帶來的是更多的副作用，正麵效應其實微乎其微。正如我同事所說的，癌症變得越來越聰明，治療卻越來越笨。

    二階治療還是吃藥，但這次露絲從一天吃幾顆，變成了一天吃幾把。露絲的醫生一如既往地直接，他表示化療也許根本不管用，或者即使管用，它帶來的副作用很快露絲就將無法承受。所以，我們有了另外一個目標——看露絲是否能在病情不加重的情況下，承受住大量的藥片——那就是我們在通向失敗的道路上取得的暫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