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街村、華西村、小崗村的實地調查和比較研究

    案例剖析

    作者：曹昭

    【摘要】 通過對比分析南街村、華西村、小崗村不同的發展曆程和發展經驗，可以使我們對農村基層組織的發展條件有一個較為清楚的認識，從而為我們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一些理論上的啟發。

    【關鍵詞】 外方內圓 集體經濟 規模優勢

    南街村、華西村、小崗村都是我國十大聞名村莊。但是，這三個村莊不僅有著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發展曆程。認真考查它們各自的發展路徑能夠為我們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一些新的啟發。接下來，筆者就在描述三個村莊不同發展曆程的基礎上，進行有關製度經濟學的分析。

    一、南街村的發展曆程和主要經驗

    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改革開放以前隻不過是一個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貧困村莊。然而，改革開放後經過短短數十年的時間，該村一躍成為河南省第一個紅色億元村。由於其如此驚人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特殊的文化、管理理念，南街村受到很多學者的青睞和關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南街村帶來了新的變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施行，使得南街村將村僅有的兩個小磚廠和麵粉廠承包給了個人，從此，南街村人結束了靠工分吃飯的生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深化農村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對促進廣大農民擺脫貧困、解決溫飽起到了重大作用，這一製度的最初實施，也給南街村人民帶來了實惠，推動了農業生產的而發展。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這一製度遇到了新的問題和矛盾。這主要表現為隨著農業生產邊際效率的下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影響，對農業的投入減少了，有的幹脆把土地轉包給親朋好友，更有甚者讓土地完全荒蕪。到1985年糧食畝產量隻有500多斤，農業陷入了全麵萎縮的局麵。不僅農業生產如此，南街村的工業生產也經曆了從集體經營到個體承包再到集體經營的曲折過程。1981年，南街村把村的兩個小磚廠和麵粉廠承包給個人。承包製的推行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企業承包使少部分人發家致富了，但廣大人民群眾連基本的工資都不能保證，村民怨聲載道。

    麵對這種局麵，以王宏斌為首的南街村黨支部一班人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考：為什承包製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為什群眾對黨組織不滿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黨組織沒有帶領廣大群眾致富，而是把企業承包給了個人，這不僅傷害了群眾的感情，也敗壞了黨組織的形象和聲譽。經過認真反思，大家一致同意，終止個人對南街村企業的承包權，由南街村黨組織施行集體承包。從1984年黨組織集體承包以來，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產值、利稅以連年翻番的速度遞增：1984年產值70多萬，1985年130多萬，1986年320多萬元，1987年730多萬元，1988年1400多萬元，1989年2100多萬元，1990年4100多萬元，19991年突破億元大關，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億元村”的桂冠；1992年2.1億，1993年4.2億，1994年8.02億，1995年12億，1996年15億，1997年16億。十幾年經濟增長了2100多倍。這就是黨組織集體承包的結果。

    南街村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大致說來，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麵的經驗性手段。

    首先，南街村堅持“外圓內方”的治村策略。所謂“外圓”就是根據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靈活機動地采取各種競爭措施；所謂“內方”是指在南街村加強內部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設，在各項建設事業中，與村情民意、村規民約接軌。“外圓內方”是南街村在發展經濟的新形勢下，探索出的一項治村策略。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打破了單純計劃經濟的製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完善的過程中，一些不值得提倡的競爭手段，如請客、送禮、塞紅包、回扣等乘隙而生。為了與大市場接軌，在有利發展經濟又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南街村製定了“外圓內方”的治村策略，使集體經濟得到了迅速健康的發展。

    其次，實行工資加供給的分配製度，增強了集體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相容性。工資加供給的分配模式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又促使共產主義社會按需分配的因素不斷增加。它不僅提高了村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且成為廣大職工和村民齊心協力發展集體經濟的力量源泉。實行工資加供給的分配製度，主要考慮到兩個方麵的因素：第一，在群眾覺悟還需提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工資製能夠體現差別原則，以便鼓勵先進、鞭策落後；第二，從南街村的發展實踐來看，供給製成分的增加，有利於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相容性，是增強集體凝聚力和防止腐敗現象的有效途徑。

    再次，實行“六定一賠償”的團隊監督和管理模式。既定設備、定人員、定產量、定質量、定時間、定消耗，完不成計劃任務者要賠償。責任往往定到車間和班組，而不是個人，這就為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監督提供了發揮作用的空間。在這種團隊管理模式下，團隊生產總產出的“帕累托最優”成了每個成員關心的目標，因為此時如果每個團隊成員有“搭便車”的行為，那將“害人也害己”。這勢必增加團隊成員的相互監督，比上級監督更為有效。

    最後，實行“十星級文明戶”評比，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實現兩者的相互促進。南街村十星的內容是：共產星、責任星、吃虧星、文化星、遵紀星、新風星、技術星、勤儉星、慈孝星、衛生星。符合十項內容的就是十星戶，九項的就是九星戶，以次類推。家庭的星數和福利待遇掛鉤，每扣一星就意味著少發一項福利。十星級評比關涉每個家庭的利益，南街村人對此十分重視，它是村民加強自我管理的一項舉措。這不僅增強了村民的自覺性，也提高了村民的素質。

    二、華西村的主要發展階段和基本經驗

    華西村北臨長江，位於江蘇省江陰市，被人們一致譽為“天下第一村”。1992年李鵬總理到華西村考察時，曾欣然為華西村提下“華西村，中國農村的希望所在”。讓人難以想象的是過去的華西村曾是“十年倒有九年荒，有女不嫁華西郎”的貧窮村莊。在黨和政府以及村委領導班子的正確指引下，華西村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富裕村。雖然華西村經過40多年的發展創造了中國村莊經濟史上的奇跡，但隻用三句話就可以概述其艱難而充滿傳奇色彩的創業曆程：抓農業起家，抓二三產業發家，建城鎮安家。

    首先是抓農業起家。在60年代華西村初建時，糧食畝產量隻有681斤，當年人均分配僅50多元。從1964年開始，華西村人民在老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發起了學大寨活動，製定了誌在改造華西村貧窮落後麵貌的十五年規劃。吳仁寶把規劃精神概括為“五個一”。具體包括：幹部群眾有一個愛國家、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開挖一條灌排兩用的華西河；建設一片高產穩產的農田；每畝年產一噸糧；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村莊勞動組織采用戰鬥隊的形式，每天工作12-18小時，終於使華西村提前7年實現了十五年規劃。1979年華西村獲得國務院授予的“全國農業先進單位“光榮稱號。

    其次是抓二三產業發家。農村興辦二三產業麵臨的主要困難在於沒技術，沒原料，沒市場。在1968年以前，由於農業發展遲緩，村莊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二三產業。1968年以後，農業收入迅速增加，他們就把農業和副業的積累資金全部投入工業，於1969年興辦了華西五金加工廠，隨後又創辦了板網廠、塑紡廠、藥械廠等。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華西村主動調整產業結構上了鋼鋁型材、冷軋、帶鋼、焊管、鍛造等項目，使華西村由單一農業經營向一、二、三產業綜合發展的轉變。1994年華西村一、二、三產業總值達16.16億元，其中工業生產總值占94%。

    最後是建城鎮安家。為了便於管理和服務，華西村從1965年開始新農村建設活動，他們以墩池河為中心，統一規劃涉、涉及、施工把原來的12個小自然村合並建設為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20世紀80年代中期，華西人又提出了“三化三園”的小城鎮發展目標。三化即美化、綠化、淨化；三園也就是遠看像林園、近看像公園，細看農民生活在樂園。到目前為止，華西村已經建成現代化的農業區、工業區、副業區、旅遊區、生活區等，“三化三園”的目標已經實現。

    華西村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根本秘訣在哪呢？簡要的說他們最大的法寶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集體經濟、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堅持共同富裕的道路。作為華西村的基本原則，40多年來幾種體現在“老三靠”、“新三靠”和“再三靠”上。“60、70年代的“老三靠”就是靠思想政治教育、靠黨的政策、靠幹部帶頭從而明確發展方向，鞏固了集體經濟；80年代的“新三靠”就是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靠事實求是的思想路線，靠自己有錯自己改，從而適時發展商品經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90年代的“再三靠”靠正確決策、靠科學管理、靠幫帶提高。這三個“三靠”是對華西村這些年來發展經驗的最高概括。

    三、小崗村的獨特發展曆程及其原因

    小崗村位於安徽省鳳陽縣，堪稱“農村改革第一村”。盡管它也是全國十大聞名的村莊之一，但這個村莊直至1998年，農民收入才1800元左右，遠遠低於同期全國平均水平。就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言遠遠低於其它十大名村，例如南街村、華西村、大寨村等。有人曾生動地把這一現象概括為：“一夜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未過富裕坎。”是什原因導致小崗村發展中的長期停滯不前呢？在筆者看來小崗村之所以發展緩慢，不僅有其自身的客觀地理環境方麵的原因，也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原因，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缺少經濟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原始的資本積累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沒有國民收入一定比例的原始積累，經濟發展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同是全國十大名村的華西村早在人民公社時期就通過發展“作坊式工業”積累了大量的集體資產。而小崗村由於地理位置、當地宏觀經濟狀況等原因的影響，使得農民沒有信心和能力去積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