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我最大的客戶是共產黨

    ●徐麗憲／文

    英國人伊恩作為紅歌批判的帝國主義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種諷刺感，讓中國觀眾增強了身份自豪感。

    對伊恩來說，紅歌是他融入中國最好、最快的方式，還讓他獲得了政治資本，這種政治認同，也是他在中國生存的法則之一。

    伊恩最近比較閑。他呆在海南三亞的家，像是一個打了敗仗的戰士，顯得有些垂頭喪氣，“沒有紅歌唱了。”

    伊恩，是一位英國人。在中國，他因唱紅歌被人認知。成名，讓他很快在中國獲得了名譽之外的政治資本。而這種政治認可，也讓他接到了來自全國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請。在此過程中，他因紅歌逐漸找到了在中國的一種生存法則。但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他在多地的演出被無理由地取消。這意味著，他“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很可能就不能實現。

    另外，伊恩的紅歌生存法則也讓他陷入另一種困境：“到底還要不要唱？”

    “黃金時代的紀念品”

    伊恩的家，距三亞市區大約十公。在這個二室一廳的家，他把專門的一個房間騰出來，擺放著他從全世界搜集過來的關於社會主義的一切物品。伊恩把這個房間命名為“黃金時代的紀念品”。此前，這是他家的書房。

    這是一個大約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間。推開房門，牆上依次掛著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社會主義思想早期領袖的畫像。畫像下方的書櫃，擺放的書籍也多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比如，查韋斯和委內瑞拉，英文版的《毛澤東傳》，以及金日成與朝鮮。

    在這些人麵，查韋斯是伊恩最喜歡的。查韋斯去世後，伊恩還為此流下了傷心的眼淚，雖然“就隻有一兩滴而已”，那一刻，他特別擔心委內瑞拉人民的未來。

    對英國同胞，伊恩就不顯得那熱心。

    當我問她，撒切爾夫人去世他有沒有這種感覺時，他突然把頭抬起看著白色的房頂，愣了十幾秒鍾，輕輕回了一句，“哦。”　那一刻，時間好像停住了。過後，他又連忙解釋，“在英國，好像沒那受歡迎。”

    伊恩的家有很多領袖畫像。因為妻子餘燕伶的反對，這些畫像在他臥室的一個櫃子，過了好幾年黑暗的日子。餘燕伶允許伊恩在書房的一個櫃子，擺些“紅色小物品”。比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胸微和國旗，以及這些國家不同時期的宣傳畫冊。餘燕伶警告他，把“那些變態的東西，控製在櫃子麵就好了”，不然，她就翻臉。直到去年１０月，餘燕伶被學校派往澳門學習，伊恩才把鎖在櫃子好幾年的領袖畫像拿去裱了裝框，掛在書房。

    他學會的第一首紅歌是還未解體的蘇聯國歌。《社會主義好》則是他學會的第三首紅歌，也是他學會的中國第一首紅歌。

    愛上社會主義

    伊恩，１９７８年出生於英國。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告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時代。人們逐漸從第二波唱紅歌的日子解放出來，奔向經濟建設。

    伊恩從小就表現出了跟同齡孩子不同的興趣愛好。小時候，他對遊戲從來不感興趣，反倒是對國際新聞充滿了好奇。雖然很多時候，他也不是看得很懂。

    在“資本主義國家”長大的伊恩，對社會主義的一切都充滿了想象。他總覺得，世界的另一頭“一定很美好”。

    為了了解世界，伊恩１０歲時，請求父母送了他一張世界地圖，作為生日禮物。他把地圖掛在房間，在上麵把他所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用紅筆畫圈標了出來。他總想著，要去這些國家旅遊。

    在這些畫紅圈的國家，伊恩最鍾情蘇聯。伊恩學的第一門外語，就是俄語。極具語言天賦的他，僅僅用了１０天時間，就學得有模有樣。

    伊恩１０歲那年，從父親的書櫃翻出了一本學習俄語的書籍，便開始自學。父親見伊恩學俄語很有天賦，便幫他找了一個俄語老師。伊恩從俄語老師那學會了第一首紅歌——蘇聯國歌。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伊恩仍記得其中的三段。

    這首歌，徹底讓伊恩喜歡上了紅歌。

    “聽著就覺得很有力量。”蘇聯解體時，伊恩說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個原因是“不想換世界地圖，取下掛上的很麻煩”。

    蘇聯解體７年後，伊恩終有機會到俄羅斯留學。畢業找工作時，伊恩把社會主義國家都放在了自己考慮的範圍之內。其中包括中國。他想趁著工作的機會，更多地了解社會主義。但時至今日，他仍講不明白，社會主義到底是什。

    但在研究了一輪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後，伊恩發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資水平太低了。他終究把工作地點選在了同樣是“資本主義”的日本。原因就是，那的工資待遇可以滿足他。“人，總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說。

    在日本工作一年後，也就是２００３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飛往上海。這座城市讓伊恩覺得不可思議。“那發達，跟資本主義一樣了，怎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伊恩說，“但城市真的很醜，都是水泥森林，一點都見不到科學發展觀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個音像店，買了一盤中國紅色歌曲的碟片。那時候，伊恩的中文還不是很順溜，隻能在音像店對著服務員比劃，帶著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頓地說，“毛，主，席，毛，主，席。”還好，服務員總能領悟。

    這成了伊恩到社會主義國家買紅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隻要他一字一頓地喊出領袖的名字，服務員總能“穩、準、狠”地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在走過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後，伊恩也有些小鬱悶，他覺得“他們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初衷，走偏了”。盡管這樣，他仍然相信社會主義有一天可以實現。“也許是一百年，一千年，終有一天要實現的，隻要地球上還有人類存在的話，誰知道呢？”

    尋路中國

    就在上海飛往日本北海道的飛機上，伊恩認識了中國妻子餘燕伶。並於一年後，來到中國上班，在蘇州做一名外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