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關何處：浮世的悲歡

    前言後語

    作者：王耀文

    某天接到秀奇兄的電話，他要把準備出的書稿用電子郵件傳來，讓我為他的書寫序，我真有些惶恐得不敢當。他所事的學校時有人物出沒，如先有鄭義後出謝泳。於此間，磨刀霍霍的秀奇兄，也在那教著寫著活著愛著，用他幾近宗教般的熱情，持久地關注著當下的中國文學。

    秀奇兄在五十歲之前是不怎寫書的，隻是勤勉地教書，與學生廝混得其樂也融融。五十歲之後他終於耐不住寂寞，連寫了好幾本研究金庸和莫言等有關著作。你知道這樣長期默然、甘坐冷板凳的狀態，可是在踐行黃侃的治學方法——“五十歲以前不著書”。這本書之前，他出過一本《走向輝煌——莫言記錄》，麵除了莫言小傳，更多的是按體例蒐集編輯有關莫言宏富翔實的資料，有了這樣紮實的前提性研究，現在他要開始進入他對莫言文本的闡釋。

    這本宏富的學術著作，對莫言的長篇小說進行了全方位、立體、動態的考察和闡釋，作者企圖把莫言所有的大型作品放在這個世紀之交的大環境逐個解讀。作者使用的仍然是傳統的知人論世的方法、曆史與美學的方法。這樣樸實的研究既著眼於微觀的檢視而又不失其宏闊的視野，與某些後學們印象感悟式的大言無當有所不同。他說他自己的研究不能靠才氣和靈感，不喜歡標新立異，而是孜孜以求地專研作品，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有時寧願有所保留，也不願說過頭話，他一向不屑於所謂的以意逆誌的過度闡釋。穿行於莫言小說世界的語詞密林，對每個文本的幾番細讀精研，再把這些研究轉化為課堂教學在講台上反複地講讀演示；有時組織讀書報告會和對莫言創作某些症候的專題討論，也是他走進莫言的方式之一。讓莫言走向課堂，莫言作品與研究者和學生的多邊互動對話，科研和教學對莫言作品的反複互證、切磋，莫言的作品在這經曆著多重的拷問——他的學生有福了，成為他闡釋莫言的重要合作者和最初的聆聽者。鑒於莫言小說的前衛性，為了適應更多莫言愛好者學習的需要，作者從莫言作品的導讀開始，有作品精彩回放、故事簡約梗概，再到作品欣賞，最後歸結到學理上的闡釋。如此用心的體例安排，呈現出“材料”→“欣賞”→“闡釋”等多層遞進、拾級而上的結構。這種體例嚴格履行著論從史出的學術規範，在導讀與闡釋的淺出深入的兼顧中，時有創見。因此，這本著作實際上也就兼具了莫言現象在大學普及的人文讀本，和研究者案頭的必備參考書的雙重品格。

    莫言獲獎引發的種種言行耐人尋味，作為文化事件去考察可以窺見當下的世道人心。鄙人隻說那些自己理解能力夠不著的部分，有些吃著現代科技飯講著自家迷信的暴發戶畢竟有些不服水土。例如有些批評家的言論更像是具有道學氣的文化警察在維權執法；有人對莫言挖祖墳式地講述故鄉不習慣，說那些獵奇式的土得掉渣的故事是專門投老外所好；有人提議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比諾獎金更豐厚、更具權威的什文學獎，讓那些老外來這領獎吧，如此“皇帝不急、太監急”的言論，都有一種很深刻的文化背景，一個有過創傷性記憶的民族，其心理的敏感脆弱是可以理解的。莫言直麵鄉土的寫作姿態確實觸犯了一些衛道士的心理底線。在多元匯聚，九流分派與盛世繁華表象的當下文明夾縫中，莫言不止於享受著榮譽帶來的竊喜，更多還該是熱鬧中惶恐的落寞和孤獨。

    誠然，莫言是個農民的兒子，但首先是一個如福柯定義的現代知識分子。莫言的專業是寫小說，他的思想就是他高貴的頭顱和獨立的人格。管家的血統與基因、農民的立場與小說家在二十一世紀的身份構成了莫言的前世今生，他似乎扮演著這個土地的行吟詩人。莫言對知識分子的理解與福柯所定義的知識分子十分接近：“我認為的知識分子，指的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第一，有強力的社會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有了為理想和正義而獻身的勇氣。第二，有科學思維的頭腦，有分析社會的能力、發現問題本質的能力。第三，具有獨立人格，善於獨立思考，與體製保持著一種對立的狀態”〔1〕。以本土的傳統而言，鄙人固執地以為，莫言的生命激情，或者也可以說就是他的寫作野心，可以上溯到中國的詩騷傳統，莫言筆下的鄉土世界，我們不妨可以用詩騷傳統這個藝術精神結構來概括。詩騷傳統作為一種藝術精神結構，是中國文人長期被壓抑的生命意誌的外延，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藝術境界。詩騷傳統作為本土固有的傳統，是與正統文以載道的傳統彼此心照不宣、異軌同奔的另類存在。莫言的文學實驗一再表征著這樣的中國式生命哲學。

    技術主義製造的浮華，已掩蓋了曆史的真相，人們正在為這個虛假物質繁榮的時代狂歡不已，老鄉們已由自我感覺良好走向自我欣賞的沉醉。艾略特曾預言，這是一個隻要物質不要基督的時代；米蘭·昆德拉曾說“當黑格爾為瓦特蒸汽機發明大唱讚歌的時候，福樓拜卻大談人類精神的愚昧”。莫言深諳鄉土經驗的特殊與複雜，他有權利也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聲帶發音，同樣也知道自己該怎樣運用自己的專業去藝術地闡釋他所理解的鄉土。因此，莫言的作品語義曖昧，敘事詭異，詞氣厚重，想象迷狂，承傳了蒲鬆齡的基因，洋溢著魯本斯式粗豪的快樂，履行著一個小說家言的職責。而莫言自己卻隻是一味地放低身段，說自己寫小說是為了一日三餐能夠吃上餃子——這種敘事策略透漏著農民式的質樸與狡黠；生活中夾著尾巴做人，與小說狂傲的酒神做派構成的反諷，表征著中國式的黑色幽默。不管是莫言的反對者還是擁護者，都必須承認他就以這樣的姿態，直麵了苦難的鄉土中國，觸犯了當代文化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經。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曆史與美學的內涵，莫言超越了以往的鄉土寫作，賦予鄉土小說以另類的藝術形式，從而，使他的鄉土小說有可能提升，並凝定為藝術闡釋後現代鄉土中國的經典文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