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生前事與身後評

    人物頻道

    作者：孫英臣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極為特殊的人物。他不同於李大釗、陳獨秀，也不同於毛澤東、周恩來。看他早年的照片，清臒瘦削，文質彬彬，透著淡淡的書卷氣；讀他早期的文章，感情真摯，浪漫激越，給人一種文藝青年的印象。然而，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年代，投身於中國革命洪流的這位傳奇人物，迸發出極其強烈的革命激情，成為黨的早期領袖之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同時，他所犯下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他就義前撰寫的《多餘的話》，都給他帶來了非同尋常的浮沉與榮辱。

    前期建立的功勳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1899年1月29日生於常州一個破落的士紳之家。由於家境貧寒，他考入**辦的“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俄文專修館。1919年，他投身於五四運動，帶領同學參加了遊行示威和火燒趙家樓的行動，並加入了李大釗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次年，他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1921年，他兩次見到革命導師列寧，並與列寧進行過簡短交談。他還在這一年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黨組織，翌年轉為中共黨員。在蘇俄期間，瞿秋白寫下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本書，以嚴峻的絕無誇飾的態度和方法表現俄國的新生，如實描寫了新俄國的社會現實，並對新俄國作了深沉的思考。這兩本書可以說是閃耀著“理想之光”、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激情的中國現代散文的奠基之作。

    1923年1月，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馬列主義的宣傳，決定恢複出版《新青年》，創辦《前鋒》期刊。陳獨秀把籌辦、主編這兩個黨刊的重任交給了剛剛回國的瞿秋白，並讓他參與編輯中央機關報《向導》。 當時正是中國大革命由興起到發展的時期，思想戰線上的鬥爭非常激烈複雜。瞿秋白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形勢出發，用馬列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分析國民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提出和闡明革命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充分發揮了黨報黨刊在傳播馬列主義，指導和推進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1925年1月起，二十幾歲的瞿秋白先後在黨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瞿秋白同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劉少奇等領導了愛國反帝運動。

    1927年是瞿秋白人生中最為輝煌的一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他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2月25日至3月2日，他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3月，他從上海到漢口，負責第五次代表大會事宜；4月11日，他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序，安排出版單行本，並大聲疾呼：“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尖銳批評陳獨秀等人以及共產國際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月中旬，他和鮑羅廷秘密前往廬山，計劃武裝暴動；7月下旬，他回到武漢，代表中央支持李立三等人關於在南昌暴動的計劃，推動實現了八一南昌起義；“八七”會議後，瞿秋白被共產國際代表指定擔任臨時**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黨的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就在“八七”會議上，他和臨時**的同誌決定把領導農民進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最主要任務，指明了今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從而使全黨沒有在白色恐怖麵前驚慌失措，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為建立紅軍和根據地奠定了重要基礎。

    後期經曆的坎坷

    “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主要表現在對當時的革命形勢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許和助長冒險主義與命令主義的傾向（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對此，瞿秋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