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北京推行遇阻

    往事錄

    作者：李守仲

    一、北京農村改革阻力重重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最早實行“包產到戶”（即所謂“單幹”）的是安徽鳳陽小崗村，時間在1978年11月。實際上，在此之前全國各地已經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區懷柔縣湯河口公社東帽灣大隊，對社員果永才一家就實行了“包（山）溝到戶”的政策，“單幹”15年，糧食產量增加21倍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北京市懷柔縣委員會改變過去用90%的精力去抓僅占全縣麵積10%的平原，用10%的精力去抓占全縣麵積90%的山區的不正確做法，大膽支持符合山區特點、對發展山區經濟有利的各式各樣的做法，社隊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

    1979年晚秋，我作為《北京日報》內參記者，和懷柔縣委宣傳部通訊幹事郭吉東一起，深入該縣北部山區一些社隊，采訪到不少新做法實行後效果不錯的事例，同時也就某些問題與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李明瑞同誌交換了意見。然後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為主標題，以“懷柔縣落實山區政策的一些見聞”為副標題，撰寫了一篇3700字的稿件，署名“本報記者李守仲、本報通訊員郭吉東”。文章重點放在“八仙怎樣過海，各顯什神通”，一共寫了八個方麵，領題分別是：“‘單幹’十五年，糧食產量增加二十一倍多”；“定產到戶，以產計工，超產有獎，減產有懲”；“隊戶合造薪炭林”；“隊有戶管栗子樹，效果顯著”；“隊戶合植桑樹林”；“夫妻牧羊，既是老伴，又是羊伴”；“戶養羊，隊代放”；“變‘隊繁戶養’為戶繁戶養，仔豬繁殖量增多”。此文開頭講的果永才的例子就是“各顯神通”中的“第一通”。果永才一家九口人，兩個半勞動力，住在離主村東帽灣大隊十地的砬子溝。1964年“四清”時生產隊將他家所在的一條溝交給他管理，他和家人不用每天來回跑20路去隊幹活了，平時自己幹活自己記工，收的糧食、果菜交給生產隊，年終全家參加集體分配。自己管理自己，果永才一家成了不是單幹戶的“單幹”，極大地調動了全家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十幾年來，果永才一家起早貪黑，打壩階，修梯田，耕地由原來的六七畝擴大到30畝，不算應季的瓜果蔬菜，光糧食產量一項就由原來的700多斤增加到16000斤，從1964年到1979年15年間，增長了21倍多。文章的其他七個方麵，內容具體而翔實，其中也不乏生動而典型的事例，可謂盡顯“神通”。

    這篇反映一個山區縣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中出現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情形的見聞稿件，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540期《內部參考》上，12月6日，時任中共**委員、中央秘書長和**部長的**同誌將這期內參批給了國家農委，並寫下了“非常能啟發我們考慮問題”的中肯批示。1980年1月8日，國家農業委員會編印的《農委簡報》第十七期，除標題和個別提法有改動外，幾乎全文轉發了這期內參。簡報的“編者按”中引用了耀邦同誌的批示內容。

    然而，這“非常能啟發我們考慮問題”的批示意見，卻沒見怎樣“啟發”北京市的領導尤其是負責農村工作的領導，至少我這個在《北京日報》多年從事“三農”方麵的內參情況反映和公開報道的編輯記者、“處級”幹部，沒有了解到什具體情況。相反倒是在耀邦同誌批示的“啟發”下，我們深入采訪後發現，京郊農村在落實經濟政策方麵存在不少這樣那樣的問題，當然也有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應當說，我們《北京日報》內參關注京郊農村經濟政策的情況是從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始的，1979年底學習了耀邦同誌的“非常能啟發我們考慮問題”的批示後更加大了關注力度。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10月開始到1984年9月的五六年時間，我們《北京日報·內部參考》先後刊發反映京郊農村各類經濟政策落實情況的內參稿件二十七八篇，涉及經濟種類有山區的畜牧業、林業，平原的農牧業有養豬、養雞、養奶牛及蔬菜種植和經營等，還有家庭副業、隊辦企業和農貿市場等等。所觸及的各種經濟政策形態有小段包工、三定一獎、聯產承包、包溝單幹、包產到戶及個體養殖、自營經濟、私人販運、包廠雇工等。而稿件的采寫與編輯手法多數是一事一報，同時也有深入調查和組合拳。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接下來的內參報道，引起耀邦同誌高度重視，不到四個月時間先後作了兩次重要批示。一次批示是1982年9月17日，已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同誌寫在我們內參部記者唐欣同誌采寫的、刊發在1982年9月15日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848期內參《一個“冰棍隊”的上和下》一文上，批示寫給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同誌，批示不長，但話語不輕，指出了問題的要害：“君毅同誌：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材料，建議你們例會議一議，連讀帶議，有二十分鍾就行了。如果有必要，還可以略加改寫，在北京日報登一下。據我看，北京郊區還有一些幹部對責任製不通，甚至以各種借口來抵製，這一定要教育過來。”

    何謂“冰棍隊”，“上”和“下”又是怎回事？這有必要介紹一下。唐欣同誌采寫的內參稿件中是這樣說的：“北京市大興縣和河北省固安縣交界處，有一個全北京市拔了尖的窮隊——南各莊公社石佛寺大隊。1979年，這個隊改為大隊核算，當年人均分配隻有五元三角七分，勞動日值是四分七厘。由於一個壯勞力幹一天活的收入還買不起一根冰棍（當時一根冰棍五分錢），人們就給這個大隊起了個外號‘冰棍隊’。”“1980年初，有位同行采寫了有關這個隊的一篇‘內參’，中央領導同誌作了批示，‘冰棍隊’問題才引起市、縣、社各級領導的重視。”上級重視，“一是肯給錢，這一年共貸給該隊三萬二千多元；二是副業上肯給支持，這一年縣外貿局、縣財政局和市有關外貿公司先後撥出周轉金共五萬元，幫助這個大隊建成了一個羊腸加工廠，並保證工廠的活源，當年全廠純收入三萬二千多元；三是肯給水，這一年這個隊供水有保證，六百多畝水稻收成好。到年底，奇跡出現了，全大隊糧食產量比一九七九年翻了一番，人均分配一躍達到一百三十三元，勞動日值提高到六角六分，還破天荒地第一次上繳國家三萬多斤糧食。”1981年，“興許大家都以為石佛寺大隊摘了窮隊的帽子，應該與其他隊一視同仁了吧，公社負責人不再住隊了。”其他方麵，貸款大幅度減小，羊腸廠活源不足，純收入下降一半還多。這一年又正逢大旱，水無法特殊供應，仍然堅持種了四百畝水稻，再加上大隊幹部推翻了上一年的水稻生產獎勵合同，幹部得的獎勵糧大大超過壯勞力，社員怨氣衝天，不再賣力氣幹活，水稻幾乎沒有收成。“這一年下來，僅農業一項，就虧了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九元。在跨空分配的情況下，全年人均分配為二元六角三分，勞動日值二分，比一九七九年還窮了一籌。真是，上來得快，下去得更快！”

    在刊發唐欣同誌采寫的這篇文章的同時，我作為當時內參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決定將手頭上的一份市統計局關於京郊八個區縣的45個生產隊實行農業生產責任製情況調查的簡報一起編發。情況調查簡報表明，被調查的45個生產隊中，實行當時效果較好的“聯產到勞”責任製的僅有4個生產隊。其他一些生產隊有的實行的是“小段包工”、“承包到組”，還有10個隊未實行生產責任製，仍在“吃大鍋飯”。這篇由簡報編發的內參稿件，除內容翔實、對比鮮明，並有綜合分析外，“四十五個隊僅四個隊實行‘聯產到勞’責任製”這一直白的標題也很醒目。在編印發送上我們動了點腦筋，此期內參與前麵的“冰棍隊”一期都在9月15日同一天印發，“冰棍隊”一期屬於一事一報的典型，排號在前，為第2848期。而由統計局簡報編發的這一期，帶有綜合調查、研究分析的性質，排號緊隨其後，為第2849期。兩期合裝一個信封，一同報送中央和市委領導。別看這小小的編輯技術處理，還真吸引了中央領導同誌的眼球。9月17日，時任中共**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萬同誌對上述兩期內參同時做出批示，寫在第2848期內參上的批示是：“希同同誌、王憲同誌：這個隊我曾在六十年代去過，就是因為窮，我才去看的，現在看來還沒有解決問題。從材料看，這樣的隊實行大包幹責任製為宜。從這兩個材料看，北京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還沒有真正執行，請檢查一下。”寫在第2849期內參上的批示為：“學習一下杜潤生同誌在十二大上的發言，登在16/9（9月16日）人民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