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申辯和再檢討

    往事錄

    作者：張光年

    我參加了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二十日中顧委臨時黨委為了幫助我而召開的七個半天的生活會，聽取了十九位同誌的發言。我感謝黨委和同誌們對我的關懷和幫助。會上有些同誌的尖銳批評，引起我的深思。有些揭發和批判，我認為與事實不符，與我的思想行為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事關重大，我不得不作出申辯和說明；同時寫出再檢討，作為我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底兩次檢討的補充。

    （一）關於作協“四大”的幾個問題

    一、瑪拉沁夫同誌揭發：選舉結果宣布後，有人到張光年房高喊：“我們勝利了！”我鄭重說明：這是根本沒有的事！曾經有這樣的誤傳，說是劉賓雁到我房這樣高喊過，這離事實更遠了。我跟劉賓雁素無來往。他在選舉理事會的前一天，抓住大會工作人員熬夜工作中發生一件偶然性的差錯，借大會發言機會發表煽動性演說，攻擊大會臨時黨組“不合法”、“不人道”、“不民主”。散會後馮牧、王蒙、唐達成等同誌到我房氣忿地介紹了劉的發言內容。我非常生氣，決定在第二天的大會主席團擴大會議上指名批駁劉賓雁。這幾位同誌也讚成。當晚有兩位同誌先後來勸我，說劉賓雁認錯了，建議明天反駁時不必指名，免得把關係搞僵。所以第二天會上反駁時既未指名，措詞也較溫和。事後我感到我沒有堅持指名批駁是錯誤的。

    瑪拉沁夫同誌還揭發大會期間有個“516俱樂部”，每晚私下串連拉選票雲雲。這個聳人聽聞的“516俱樂部”，我是第一次聽到的。瑪拉沁夫同誌沒有作任何具體說明，我也就不必多說了。

    二、幾位同誌指責我將當選理事的票數拿到報上發表。我必須說明，我是第二天看報才知道的，我當時感到難堪難辦。所以，這天主席團選舉完畢，人民日報兩位同誌先後打電話問我：主席團名單是否明日見報？我回答說：你們既然問我，我就要求明天不忙見報，因為選舉結果不理想，我們要做些彌補工作，希望隔天連同書記處名單一同見報；而且，千萬不要再公布票數，就按姓氏筆劃排列好了。作協的同誌沒有不同意見。作協的報刊和作協出版的大會文集也都沒有公布票數。

    三、瑪拉沁夫同誌指責我在作協“四大”報告中“鼓吹沒有前提的自由創作”（創作自由）。林默涵同誌也提出類似的指責。我認為這種指責離開了我的報告的本意。實際上，隻要稍稍翻閱一下，就可以知道我所講的創作自由，包括兩個方麵的涵義，或曰主觀的和客觀的兩個前提條件。談到客觀條件，一則曰：“就是我們的黨和國家重視文藝，信任作家，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幫助作家獲得了創作自由。”再則曰：“我們黨在文藝思想、文藝政策以及文藝領導工作中做了大量撥亂反正的工作，為文學創作的自由活潑的發展提供了保證。”談到主觀條件時，反複強調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須和人民生活、時代潮流合拍；特別強調“社會主義時代的作家，隻有在真正學到馬克思主義，用藝術的方式掌握了客觀世界的時候，才有可能進入真正的創作自由狀態……”默涵同誌指責說：“我們的文學本來是自由的，怎說沒有自由？這是曲解，至少是誤解。既然沒有自由，何以有這樣大的成績？豈非自相矛盾？”

    關於第一個責問，從剛才的引文，可見他完全出於誤解。他的第二個責問，也完全出於誤解。因為我的報告的第二部分，包括這部分談到創作自由等問題，正是試圖總結經驗，探討和回答新時期文學的成績從何而來，其中當然包括許多作家善於利用了黨和國家提供的創作自由的客觀條件，發揮了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我在報告中還說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絕對的、抽象的創作自由。”默涵同誌在發言中提醒說：“作家寫什怎樣寫，有自己的自由。但不是說可以有絕對的、無限製的創作自由。”在這一點上，我同他的意見本來是一致的。

    四、朱子奇同誌指責說：“根本問題是脫離了黨的領導，特別是四大前後。”我對他的這項指責也難以接受。我的記憶力差了。限於時間，我不可能仔細查閱有關的材料和記錄。生活會期間，我自覺地約束自己，不同作協任何同誌通信通話湊材料。但就我記憶所及，召開“四大”的籌備工作，並沒有脫離黨的領導。關於開會的宗旨、時間、會議的開法、新的領導機構的候選人名單，都有書麵報告經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批準。大會的主旨報告（送審稿）也送請中央和中宣部審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討論前的若幹天，我曾到中南海專程拜訪當時分管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一位負責同誌。那天下午，在他的辦公室等候了一個多小時。這位老同誌正患頭暈，秘書扶著他走進辦公室。我看到這個樣子，要求改期再談。他說既然來了，就揀要緊的談談吧。我要求中央加強對作協大會的領導，希望耀邦同誌和別的負責同誌到會並講話，也談到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組所提作協新黨組名單，我了解的不多；我想經過本屆黨組的研究討論，由我向中央提出一個新黨組的參考名單。這位老同誌說：“你應當提。你講的這些，我馬上報告總書記，定期討論你們提出的問題。”（大意）當時胡喬木同誌、鄧力群同誌不在北京，從外地打來了賀電。中宣部賀敬之同誌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會議。討論中耀邦同誌問到報告中列舉的一大批名單會不會引起爭論。敬之同誌發言中肯定了所提作家名字是比較公平的。他在散會時提出主旨報告中涉及文學界團結問題的某一句話不大妥當，容易發生誤解。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定稿時作了修改。我當時很感激中央書記處的具體領導，除代邀幾位負責同誌到會作專題報告，還代邀了政協和民主黨派幾位領導人參加開幕式，中央辦公廳還派人幫助指導如何排列座次。我那時覺悟不高，沒有想到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同誌脫離了黨的集體領導，也沒有想到他的“兩個不提”，完全是他個人的獨斷專行。我當時是誠心誠意爭取並尊重黨的領導的。從今天的認識高度來看，如果說我在這個那個重大問題上，爭取並遵循了錯誤的領導，我是承認的，想得通的。如果說我是脫離了黨的領導，或者有意擺脫黨的領導，那我是不承認的，也是想不通的。

    （二）關於京西賓館會議“黑材料”

    瑪拉沁夫同誌在五月十三日上午發言中說：1984年中宣部召開京西賓館座談會時，他有事找馮牧同誌解決，正碰到馮牧忙著接電話，電話談到京西賓館的事。他說你那忙，我就去找張光年同誌解決。據說馮牧對他說：“光年同誌昨夜寫材料熬到半夜兩點，你不要去找他了。”瑪拉沁夫就從這句話加以引申，說我“熬夜給胡耀邦打小報告”，“製造黑會整人”，“手段太狠了”等等。瑪拉沁夫這些話，引起一陣風波。生活會上有些同誌相信了他的話，對我提出嚴厲的指責。我鄭重聲明：我從沒有為京西會議寫過任何材料。

    一、京西會議開會前，賀敬之同誌派梁光弟同誌邀我參加京西會議，我是說過我要趕寫作協“四大”報告，身體不好，請作協黨組同誌們先去，我晚點爭取參加聽聽。可是緊接著，中央書記處召集會議，分組討論關於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文件修訂稿。我認真參加了中央文件的學習和討論。兩個會議時間衝突了，我沒能參加京西賓館的會。這期間雖然聽到一點片斷的傳聞，但沒有參加那個會議，不了解那個會上討論或爭論的具體情況。

    二、我沒有問過馮牧同誌，不知馮牧當時對瑪拉沁夫怎樣談的。但從瑪拉沁夫引用的馮牧的話，怎能引申出我是寫京西會議的“黑材料”？我和胡耀邦同誌沒有個人聯係。退一萬步說，如果我對中宣部召開的會議有意見，寫材料向當時的總書記提出意見，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沒有那樣做，卻被瑪拉沁夫同誌說我是寫材料整人，還說“從那時起，同胡耀邦掛鉤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懷疑他對胡耀邦有什聯係。”瑪拉沁夫為什這樣說？我認為他這樣說是很不妥當的。

    （三）關於批《苦戀》

    會上印發了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在作協三項評選發獎大會上的開幕詞《發展百花齊放的新局麵》，講話末尾談到四月間到洛陽看花的感想。瑪拉沁夫和別的同誌斷定我指的批《苦戀》，有的同誌上綱為“矛頭指向鄧小平同誌”。這是必須申辯的。

    一、小平同誌要文藝報寫出有說服力的批判文章，將這個任務交給周揚同誌。周揚病了，住在北京醫院，將這個任務交給我。我征得他的同意，邀請唐因、唐達成同誌執筆，我來幫助討論、修改、定稿。這期間的種種經過，不僅二唐同誌清楚，賀敬之同誌也是清楚的。初稿或二、三稿（我記不準）出來以後，胡耀邦同誌說不忙發，“先冷一冷”。於是我到青島療養，賀敬之同誌接管了一段。後來我協同反複修改，直到定稿發表，其間經過情形，賀敬之、唐達成同誌也是清楚的。小平同誌肯定了《解放軍報》首先提出批評，又嫌批判文章說服力不足，將這項任務交下來，我和二唐同誌都感到光榮艱巨。在共同工作過程中，我從未說過一句報怨的話，從未說過一句同情《苦戀》的話。這一點，唐因、唐達成同誌是可以證明的。

    二、那篇講話末尾引用“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等等一段話，寫得不好，引起不良效果，值得我認真思考。回想起來，這段話確是有所指的。當時除內參材料外，上海《文學報》公開報道了幾個地方開會批判一些與《苦戀》性質不同的作品，引起中宣部的正當的指責。黃鋼同誌把《苦戀》的劇本和粗糙的批判文章印發出來，在王府井大街等街頭叫賣。我記得稍後思想戰線座談會結束時胡喬木同誌講話中，也批評了這類擴大化現象。我在一九八一年五月那篇開幕詞末尾婉轉批評的，正是指的這類擴大化現象。我決不是把《苦戀》推崇為那美好的牡丹花，把自己剛剛承擔和參與的批《苦戀》的任務，說成是我參與了對牡丹花的慘重打擊。假如我說批《苦戀》是打擊了牡丹花，至多也不過打擊了一朵！而我說的是“花落知多少”，是“姚黃魏紫”“幼柏新鬆”，顯然是別有所指，是提請防止擴大化。這同我一向厭惡擴大化的心情是一致的。

    三、唐因、唐達成撰寫的批判《苦戀》的文章，曾經得到胡喬木同誌的支持。文章發表後，喬木同誌有信給周揚和我，肯定了這篇文章，同時指出幾個地方語法修辭上的疏失。這封信在文藝報上刊載了。至於我那篇引起指責的在作協發獎大會上的開幕詞，我記得當時經過賀敬之同誌審閱同意。後段有“防止病蟲害”五字，是采納賀敬之同誌的建議加上的。記得敬之同誌在大會上告訴袁鷹同誌：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

    （四）關於我對四項基本原則、反自由化鬥爭的態度

    會上好幾位同誌根據未經核實的揭發材料，斷定我不讚成四項基本原則，讚成並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可是一個大問題，我必須進行申辯。

    一、有的同誌指責我在作協“四大”報告中“隻字不提四項基本原則”。這不確切。我的報告是個談論文學工作的文學性報告。我力求通過文學實際和文學語言，以文學家一員的親切態度，將四項基本原則、黨的改革、開放的總方針，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包括小平同誌的重要論述，融匯在各個文學問題的分析探討中，使理論與實際相印證。我自己做的怎樣，哪點做對了，哪點做錯了，應當聽取批評意見；但我確是誠心誠意這樣做的。

    我本想專門寫一段文字，摘引若幹例句，證明我對四項基本原則、黨的方針政策的重視和理解，如何具體地體現在“四大”報告中。但例子太多了，勢必要占去大量篇幅。既然中央3號、8號文件指出作協“四大”嚴重問題時，並沒有完全否定“四大”的主旨報告；公開發表的報告全文也不難找到；中顧委黨委負責同誌一再勸我不要把我的申辯寫得太長，我就不多說了。但我必須鄭重聲明：我不但是讚成、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且是力求結合文學工作實際，努力宣傳四項基本原則；雖然宣傳中也會有差錯。

    二、歐陽山同誌說：“原來讀過張光年同誌很多文章，都很好。這次會上，頭一次了解他從一九七九年就不讚成四項基本原則，聽到證據確鑿，很吃驚，不可理解。”又說：“你不讚成四項原則，清除汙染，反自由化，你就隻有讚成自由化了。”（以上均摘自自己的記錄。）歐陽山同誌這兩段話很有代表性。別的不了解情況的同誌，聽到那些未經核實的揭發材料，也可能產生同樣想法。因此，我不能不加以說明和申辯。

    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的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批《苦戀》問題上。這個問題，我在前麵已經談過了。在反自由化問題上，我有過糊塗和重大失誤（“兩個不提”），我在前兩次發言中做過檢查。這，我著重談談我在清除精神汙染鬥爭中的態度、認識和錯誤。黨的二中全會上，小平同誌提出反對精神汙染。我認為事關重大，我是擁護的。會後中央三委通過《人民日報》召開座談會，許多老同誌參加了。《人民日報》陸續發表這些同誌的發言，包括我的書麵發言，說是為了配合小平同誌講話的全文發表。可是小平同誌的講話沒有發表。後來我聽到中顧委負責同誌的傳達，說胡耀邦同誌認為“清除精神汙染”的提法不夠準確。中顧委本來要就“清汙”問題請人作專題報告，負責同誌指示撤消這個報告項目。中央和中顧委具體工作上的這些正常的更動，在我的不堅定的頭腦引起誤解。因為當時聽到首都和幾個省市都發生一些擴大化現象，引起我的憂慮。加之這次生活會上提到的，一九八四年耀邦同誌同日本客人談話，說是“清除汙染”以後不提了。這些外因，通過我上次檢查過的，我的過分害怕擴大化的心理，我就在“四大”報告中沒有提反對精神汙染，造成了政治性的失誤。

    三、我從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著想，認為必須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以及不道德的精神汙染。可是對於點名批評周揚同誌，我在思想上有所保留。我在二中全會小組發言中，在擁護整黨、反對精神汙染的前提下，表示過這點保留意見。當時我說，我不讚成周揚同誌的異化論，但我認為他不是有意反黨，而是長期脫離實際，思想鑽進了牛角尖。相信他在黨中央和同誌們的批評幫助下，能夠認識並改正自己的錯誤。我的這段話摘發在二中全會簡報上。我至今對這段話負完全責任。我願意接受同誌們的批評指正。

    四、作協的兩位同誌批評說：文藝報批現代派時候，光年同誌說批的不對，批的對象不對，要求拆版。中宣部堅持住了（大意）。我回想確有其事，發生在清除精神汙染鬥爭中。那時文藝報特意轉載了徐遲同誌一篇論點不妥的文章，同時發表了李基凱的簡單化的批判文字；還同時發表了指名批評葉君健同誌的文章。我當時認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中央負責同誌的肯定和文藝界、知識界的廣泛讚許，對於撥亂反正中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起了積極作用；他的其它幾篇報告文學也是好的。“清汙”中抓住他一個小辮子，把他當成現代派的代表人物來批，是不妥當的。葉君健同誌多次代表我國作家出席國際筆會。筆會有些外國資產階級作家總是抓住魏京生事件進行反華叫囂，都遭到包括葉君健同誌在內的我國作家的嚴正駁斥，使得每次以國際筆會名義草擬的反華呼籲不能成立。我想，我們今後還要派他擔任這項任務，有時派他一人隻身前往。我們不能因為他一篇錯誤不太嚴重的短文，使他喪失了在國際會議上代表中國作家發言的條件。當時我不讚成抓住除、葉二同誌作為“清汙”對象，我提議批評謝冕和孫紹振，因為這兩位評論家同誌在鼓吹現代派思潮中宣揚了很錯誤的觀點。稍後文藝報轉載了一篇徐遲同誌稱讚周立波的現實主義成就的文章，彌補了李基凱的批判文章造成的不良影響；後來也發表了批評孫紹振和謝冕同誌的文章。當時我對文藝報同誌表現出生硬態度和急躁情緒，我願意道歉。但對這個問題本身，我不能作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