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就要挨打”論已過時

    一家言

    作者：王也揚

    “落後就要挨打”，換言之，“強大便能打人”，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19世紀的歐洲。1897年嚴複譯著《天演論》把這種思想介紹到中國，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法則。

    時值中國剛剛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日本，嚴複的書在知識分子中激起強烈震動，“亡國滅種”從此成為一個可怕的夢魘，籠罩人們的心頭。恰遇德國強租膠州灣事件發生，康有為感到國家滅亡就在眼前了，就不顧一切地趕到京城，接連給皇帝上書要求變法，他的情緒又影響了年輕的光緒皇帝，於是啟動了“戊戌變法”。變法中，康有為強調“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恨不得在一天早晨就變法成功，結果變法因操之過急而失敗了。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逃亡日本，繼續尋找救國之道，他把嚴複曾經介紹過的西方思想學說更加係統地搬運回國，其中特別宣傳的，就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梁啟超撰寫的文章《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他告訴國人：起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已經發展到民族帝國主義的階段，這是曆史的必然趨勢，我們要想避免“亡國滅種”，就隻有用民族主義來反抗民族帝國主義。梁啟超的宣傳，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思想史上稱為“啟蒙”。梁是個頗具眼光的人，他在宣傳民族主義的時候，又對人類曆史的走向做了預測，說在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之後，世界將走向“萬國大同的時代”。

    梁啟超的這種預測，當然不是沒有根據。因為在西方民族主義勃興的同時，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批判侵略有理的強權主義，主張和平、民主、人道、法治的思想也在發展。德國哲學家康德著《論永久和平》一書，提出建立法治的公民社會，以全球政府和平解決國家間的爭端。國際法的出現則使國家關係乃至戰爭行為一定程度上受到人類文明準則的約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公理、反對強權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產生很大的國際影響，國聯的誕生雖未能最終阻止戰爭，卻是人類力圖通過國際組織來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嚐試，《國聯盟約》否定了國與國之間以武力相威脅，其後《巴黎非戰公約》進一步確定侵略戰爭的非法性，這都是國際法觀念的實在進步。中國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沒有解決的山東問題，後來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相對公正的解決也是證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又經曆了半個世紀的過渡，如今各國曆史學家都承認：起源於歐洲的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已經成為曆史陳跡，世界完成了非殖民化，人類社會終於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個新時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讚成《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並且加入了聯合國，聯合國又陸續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關於偵察、逮捕、引渡和懲治戰爭罪犯和危害人類罪犯的國際合作原則》等一係列國際公約，這意味著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成為了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和法律原則。不同於當年國聯的無力狀態，聯合國具有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的較強能力，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要求其成員國必須執行與遵守，聯合國維和部隊能夠有力地製止侵略行為。聯合國成立了追究戰爭罪犯和反人類罪犯個人罪責的國際戰犯法庭及國際刑事法庭，以國際司法活動保證國際公約的執行。作為聯合國發起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參與了上述活動，並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而成為一個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的負責任的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