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1960年也曾餓死人

    爭鳴錄

    作者：盧荻

    《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發表杜明明題為《大是大非不含糊的省委書記——杜導正憶老友林若》一文，文中寫道：“父親說：‘因為比較深入農村和接觸農民，又比較實事求是，因此1960年大饑荒時期，林若當書記的東莞沒有餓死人’。”杜老和林若都是令人敬佩的前輩，但西方哲人有雲：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據筆者所了解的史料，大饑荒時期東莞不僅有餓死人，而且一度還頗為嚴重。

    在“大躍進”和大饑荒時期，林若擔任中共東莞縣委第一書記，他對東莞社會主義建設既做出貢獻，也有失誤。杜老2003年為林若《廣東改革開放的實踐與思考》一書所作的序言指出：“林若同樣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我以為他與我一樣，盲目性很大，對毛澤東的主張，幾乎都是照信照辦就是。”“但同別人一樣，在那種大環境下，他沒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獨立思考，有多少正確見解。東莞除土地改革、水利建設等幾個項目的成功，能經得起曆史檢驗外，別的如城鎮工商業改造，如反右派，特別是三年‘大躍進’，現在回頭看，大體上都錯了。”注1

    杜老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是比較客觀和實事求是的。他闡明了林若包括整個東莞縣委在這一時期失誤的主要原因：一是盲目性很大，對黨中央與毛澤東的指示，“照信照辦”；二是在那種大環境下，“沒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獨立思考，有多少正確見解”。作為方針政策的執行者，隨著中央和廣東省的指導方針的失誤，東莞的工作也跟著失誤。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

    林若所領導的東莞和全省各地一樣，在“大躍進”年代，也盲目追求高指標，浮誇風泛濫，相繼放了水稻、甘蔗等高產衛星。

    1958年12月8日至15日，廣東省委召開全省農業社會主義先進單位代表會議。在這個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省委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這次會議上，省委獎勵了2130個虛報水稻等農作物產量的縣、鄉、社、場，並按照省委、省人委的獎勵政策，分別獎給汽車、拖拉機、小型化肥廠全套設備等40多種物資。注2東莞屬珠江三角洲地區，而且《南方日報》在11月已報道東莞獲得“特大豐收”，在全省一片浮誇風的影響下，縣委、縣人委負責人經過研究，自報畝產超千斤，因此獲得了省頒發的“千斤縣”稱號。

    這年年底，“吃飯不要錢”這股風也刮到東莞，各公社紛紛仿照推行。12月13日，《東莞日報》報道：全縣秋收結束，晚造96萬多畝，收割總產量達1000億斤，平均畝產1500斤；全縣79萬人，平均每人1800斤，加上早造水稻雜糧、平均每人有糧食2473斤。縣委根據各地虛報的糧食生產數字，產生錯覺，認為糧食問題已完全解決，決定從11月份起，全縣農民實行“一日三餐吃飯不用錢。實現了幾千年來的願望”；從12月起，城鎮居民糧食也取消限量供應，改為不限量憑證供應。注3並提出“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等口號。全縣各地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事業，對老人實行“四包”（包吃、穿、醫、葬）。

    由於當年糧食並沒有實現大增產，而在浮誇風的影響下，東莞各地紛紛報高產，而高估產勢必帶來高征購，各地實際沒有那多的糧食產量，於是，在1958年底就出現糧食緊張，集體財政負擔過重，人民生活困難的局麵。縣委不得不向省委寫報告，提出糾正原來多報產量數字。

    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於1959年1月11日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指揮反瞞產運動。他認為東莞在去年12月“群英會”上剛獲得“千斤縣”稱號，而不到一個月，卻提出糾正多報產量數字，這未免過於兒戲了。陶鑄到達東莞當天，縣委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大會，反對“瞞產私分”。幹部們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采取了蒙混過關的辦法，自報出“隱瞞”糧食4000多萬斤。跟隨陶鑄一起到東莞的袁溥之（省長陳鬱夫人）在會上唱起反調。她心平氣和地向陶鑄提出，農民糧食沒有那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

    林若等東莞縣委一班人見陶鑄決心很大，於是發誓要搞到一億五千萬斤到兩億斤才罷手。並提出“保證三頓幹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的口號，強調“任何人不能保有糧食”。注4陶鑄在虎門公社搞調查，查出全社“瞞產”了1116萬斤糧食和1.2萬元資金。陶鑄就此事給省委寫信指出：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注5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一。

    根據陶鑄的意見，此後，省委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以反瞞產、反私分和統一財務、反對本位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社運動。由於東莞是陶鑄直接抓的試點，於是東莞縣委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對生產隊本位主義和瞞產私分的鬥爭，開展以整頓糧食問題為中心的整社運動。石龍公社李屋小隊從春季前反瞞產以來，糧食情況越來越緊張。3月底參加了縣的五級幹部會議之後，該隊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發動群眾賣糧給食堂，僅6天時間，35戶中27戶占77%賣出存糧，共7542斤，每戶平均279斤。縣委書記李富林為此專門寫了一個李屋小隊發動賣糧的經驗報告，佛山地委於4月15日將這一報告轉發各地，稱讚李屋小隊“做法很好，可以參考”。注6這一做法，實際上是強迫農民將家中存糧統統挖光，多年形成的積穀防饑成為泡影。

    此次“反瞞產”，不僅助長了浮誇風，而且給農村糧食安排帶來很大的困難。後來，“陶鑄一點也不回避這次失誤，他在各種場合都說自己錯了，在那種情況下，不該提倡吃三頓幹飯，不該‘反瞞產’”。注7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一再發展，尤其是高估產高征購，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從1959年起，東莞農田連續遭受大麵積的水災、旱災，農副產品產量急劇下降。1959年至1961年，東莞糧食生產三年連續減產，主要經濟作物總產也連年減產。

    盡管東莞農業連年減產，但幾年來糧食上調任務卻急劇增加，1956年上調糧食為10328萬斤，1957年為9321萬斤，而1960年為20403萬斤，比1956年增加了97.55%，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由於上調絕對數增大，因而使農民口糧逐年減少，農村每人每月平均口糧由1956年的42.6斤（稻穀），下降到1959年的29.7斤，再下降到1961年的25斤，比1956年減少40.4%。注8

    “五風”（指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生活特殊化風）給東莞帶來了“十分駭人聽聞”的後果，它嚴重地損害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嚴重地破壞了生產，人們的生活受到了影響，以致出現了非正常的死亡。據1960年12月下旬召開的全縣四級幹部會議統計，全縣20個公社、一個農場，全縣農業總人數738019人，當年共死亡13598人，占人口總數的1.84%，其中屬非正常死亡的1373人。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屬被迫致死的8人，自殺死亡的267人，因扣口糧而餓死的2人，因水腫病死的1069人，工傷事故死的2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糧食少，生活安排不好；二是因糧食少，缺乏營養，體質弱，容易感染和增加其他疾病；三是幹部不關心群眾生活，不關心群眾疾苦，勞動過度，苦戰無邊；四是幹部嚴重強迫命令，對待群眾采取打、罵、鬥等非法手段，以致逼死人。注9

    1960年12月30日，東莞縣委發出《認真貫徹執行省委關於勞逸結合的規定》，要求各級黨組織，戰勝和度過暫時的糧食困難，保護人民體質健康。一方麵搞代食品，切實辦好公共食堂；一方麵注意勞逸結合，減少體力消耗，使群眾得到休養生息，保存體力和精力。對社員、工人、學生、機關幹部和其他各界人士的作息製度、勞逸結合，均做出詳細規定。

    1961年1月19日，因為糧食、食油、肉類供應緊張，許多地方出現了因營養不足而造成的水腫病人。省委發出關於切實做好度荒救災和疾病治療工作的指示，並撥出大米、食糖、黃豆一批，分配給各地作為補助水腫等疾病病人專用。同月29日，東莞縣糧食局按照省委和縣委指示，緊急調撥大米25噸、玉米糠5噸、生油1噸、豆類15噸，供應水腫病患者。縣糧食局同時規定：稻穀、大米及其製品不準在農貿市場交易，禁止黑市買賣；加強管理監督經營糧食製品的單位，不準克扣群眾糧食，節餘糧食和糧票一律上繳糧食部門；按省、地要求，實行按人定等、按等定量，做到人糧相符。注104月17日，縣委批轉縣委生產度荒辦公室關於《橫瀝公社黃屋大隊疾病調查報告》。要求各公社從中吸取教訓，要認真安排好群眾生活，開展以治病防病為中心的群眾運動，搞好飲食衛生和環境衛生，堅決製止非正常死亡發生。該大隊有些社員因缺糧而患水腫、閉經、子宮下垂等疾病，1961年1月至9月非正常死亡5人。注115月5日，縣委又批轉縣委生產度荒辦公室《關於當前生活安排消滅疾病的情況及今後工作的報告》，要求各公社切實抓好五六月的度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