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曆的“四清”運動那些事

    特別話題

    作者：謝承年

    以親曆細節，記錄重大史實，真實而又生動。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進一步部署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此前兩年，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在河北撫寧縣搞試點，全國其他一些地方也搞了“粗線條”“社教”，取得了“基本經驗”，中央為此製定了兩個“十條”，也叫“前十條”和“後十條”。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精神，要求各地區統一抽調幹部，組成工作隊，一年集中搞一個縣，直至搞完。

    “社教”運動，也稱“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64年12月至1966年8月，我先後參加了（湖南省）零陵地區寧遠和道縣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工作隊由四個方麵的人員組成：地縣區社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幹部、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和會計、知識青年、社會青年。知識青年必須是貧下中農成分，具有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未婚且在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兩年以上，在地委黨校學習3個月後即分配到“社教”工作隊，列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對象，當時也叫“政治學徒”，全地區9個縣兩批共500多人，我是其中一員。“社教”運動設立工作機構，縣設工作總團，由地委書記任總團長；區設工作分團，由縣委書記或地區正處級幹部任分團長；公社設工作隊，由一名縣委副書記任隊長；大隊設工作組，由一名公社副書記任組長。其他工作隊員也有分工，如分管整黨、治安、民兵、青年、婦女以及資料等。一個生產隊至少安排一名工作隊員，相當部分生產隊安排兩名（以老帶新），地委書記所在的總團生產隊最多安排7人（包括兩名農業技術員），一個縣上萬名工作隊員，當時稱之為“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運動大體分四步進行：建立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階級隊伍，清查基層幹部的“四不清”問題，開展對敵鬥爭，整頓、健全農村領導班子和各種組織。農村生產貫穿運動全過程。最後總結、驗收。工作隊撤出後，每隊留駐兩名工作隊員為觀察員，以鞏固運動成果。省委按照毛主席關於“蹲點調查、解剖麻雀”的指示精神，在寧遠縣禮仕灣村搞試點，副省長徐啟文帶隊蹲點，指導麵上。《二十三條》要求六七年內全國搞完，零陵地委打算試行“一帶一”的辦法，即搞一個縣，同時帶一個縣，爭取全區四五年搞完。據說，總團在附近縣搞了“一帶一”試點。

    “社教”運動雖然過去40多年了，但那些日日夜夜、點點滴滴，至今仍在腦子縈繞，難以忘懷。這，僅就其中二三事，作個簡要記敘。

    一、“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是一場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是“社教”運動中講得最多、運用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句話。那時候，什事都扯上階級鬥爭，動不動搞批鬥，說什“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強調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群眾說我們是“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進隊第一件事，搞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就是在“越窮越革命”思想指導下，從群眾中挑選出身最苦（貧下中農）、家境最窮（“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赤貧戶最為理想）、政治思想上沒有任何問題的家庭，作為工作隊員的住戶。並以此為駐點，動員和發展其他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協會，依靠他們開展各項工作。一般要求清查戶主祖宗三代，看有沒有值得警惕的問題。有個工作隊員，清查一個戶主的老爺爺在清朝當兵與太平天國農民軍打過仗，說這個戶有曆史問題；另一個農民在60年代困難時期講過“吃不飽，餓死人”的話，說這是對現實不滿；還有一個農民與地主兒子認“老庚”（同齡人之間的親昵稱呼），被說成是階級立場不穩等，進隊一個多月了，這個隊員還沒有紮下根來。其他工作隊員也碰到過這樣那樣的問題，為紮根串聯感到頭痛。當時流行一句話，說：“‘紮根串聯’比推選中央委員還困難！”

    總團、分團、隊部領導多次講話，批評一些工作隊員看不到階級鬥爭，看不到“螞蟻”（把階級敵人說成是螞蟻）。此後，大家頭腦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覺得到處是“螞蟻”。有一次，我們幾個工作隊員在去隊部開會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吃力地推板車，“幫不幫助推一把”成了我們爭論的話題，最後“寧可不推，絕不錯推”占了上風，理由是不知道推車人是貧下中農群眾還是“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或其子女。1965年底，在道縣白馬渡區開展“旱地改水田”大會戰中，有一個20多人的勞動隊伍在統一休息時多休息了10來分鍾，分團團長指著那一堆人對我們說：“那肯定有壞人搗亂破壞！”有個工作隊員反應很快，馬上跑過去催促那些人盡快動工。平時工作隊員上廁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錯走進“五類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廁所，“廁所的階級鬥爭”像警鍾一樣，時時在工作隊員的頭腦敲響。“社教”工作進入對敵鬥爭階段時，則集中火力批鬥“五類分子”，不管他們有沒有“反動言行”，總是認為他們“火燒冬茅心不死”、“對共產黨和貧下中農刻骨仇恨”、“伺機反攻倒算，夢想複辟變天，妄圖恢複他們失去的天堂……”，對他們捆、打、吊、罰（罰做苦工），有時還把這些人的不是“分子”的妻子及成年子女拉來陪批陪鬥，要他們“清洗腦筋，接受教育，劃清界限，站到人民這邊來”。與此同時，還挖空心思地搞出一個“二十一種人”來，即除“五類分子”外，還把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勞改釋放人員、親屬在港澳台的人員、因政治思想問題被開除黨團或公職的人員、曆次政治運動受到批判未定性的人員、摘帽右派、封建迷信職業者等等，看作是“內部隱患”、“社會渣滓”、“邊緣人物”，把他們列入“另冊”，內部掌控。這些人不能入黨、提幹、上大學、就業，而他們自己和多數群眾則被蒙在鼓。我在寧遠搞“社教”時，隊部臨時把我抽調去抄寫“對敵鬥爭花名冊”，麵是“五類分子”的姓名、簡曆、表現及管製情況等，另有一個“副本”名冊，就是前麵提到的那些人，由此得知“二十一種人”一些情況。不知當時和以後提出“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口號時，這些人是否在其中，我這個身臨其境的人也解釋不清。

    《二十三條》明確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整社員群眾。為了做到既要抓階級鬥爭，又不整社員群眾，當時熱衷於搞“對事不對人”的階級鬥爭教育，即抓住一些典型事例，開展群眾性的批判和辯論。我所在大隊某生產隊一個農民是集體豬場的飼養員，他家一隻母雞走失了，他點著火把到處找，而就在這天晚上，他負責的豬場一頭母豬壓死了幾頭剛產下來的崽豬。工作組把這件事上升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上去，並且與階級敵人聯係起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開展批判和辯論。一些群眾因怕傷了鄉鄉親的麵子而批不起來，工作組就培養典型發言引導批，批得不痛不癢就去找“理論武器”深入批。盡管沒有點名道姓批判，這個農民精神上仍然受到很大刺激，甚至一度想尋短見，因為他明白，批判對象就是他。在“對事不對人”的批判、辯論中，有的地方還別出心裁地編排出“兩條道路的幾個界限”來，如出集體工就是社會主義，做集體工時間搞自留地就是資本主義；家庭養豬賣給國家就是社會主義，殺了自己吃就是資本主義；搞個體副業掙來的錢交集體記工分就是社會主義，錢由自己支配就是資本主義；集體經營林場、魚池、果園等就是社會主義，責任到戶到人就是資本主義，等等，並把它當作經驗來介紹和推廣。群眾對此很反感，說把他們的活路都給堵死了。

    還有，如果哪個農村幹部或群眾，家境比其他幹部、群眾寬裕，例如蓋了一棟新瓦房，家還有縫紉機（當時沒有發現哪個農家有自行車和手表），就說成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如果是“四不清”的幹部遞給工作隊員一支煙，那就不是一般問題了，什“糖衣炮彈”、“拉攏腐蝕”等話就會接踵而來，想辯解也是徒勞。我曾親眼看到這樣一幕，我所在大隊副大隊長當時氣得臉色鐵青，連聲說“我沒有那個意思……”如此等等，不勝枚舉。由此出現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犯了擴大化錯誤，造成難以愈合的傷痛。

    二、何來“三分之一的政權

    不在我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