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保護”胡適

    史林漫步

    作者：魏邦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魯迅與瞿秋白如此，胡適與傅斯年亦如此。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當天，胡適在日記寫道：“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損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學問，又能治事，能組織。他讀書最能記憶，又最有判斷能力，故他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績，都有開山的功用。……國中今日何處能得這樣一個天才最高的人！他對我始終最忠實，最愛護。他的中國學問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寫信給我，總自稱‘學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在給傅斯年遺孀的信中，胡適深情地回憶了兩人非同尋常的友誼：“我們見麵時，也常抬杠子，也常辯論，但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而出來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隻有他自己配罵我。我也常說這話，他並不否認！可憐我現在真失掉我的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了！”

    確實，自從在北京大學認識胡適之後，傅斯年就一直充當著胡適的“諍友”和“保護人”。

    1917年胡適擔任北大教授時年方27歲。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胡適一反常規，拋開虞夏周，直接從周宣王講起。胡適的大膽創新引來一片爭議聲。當時，顧頡剛是胡適的學生，傅斯年恰好和他住在同一宿舍，顧說動傅斯年和他一起去聽胡適的課，以檢驗一下這位年輕“海龜”的學問成色。旁聽了幾節課，傅斯年對胡適的疑慮變成了尊敬，他對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若幹年後，胡適才知道，自己那快就在北大站穩腳跟，原來得益於傅斯年的“保護”。“……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做了我的保護人。”

    在兩人的交往中，胡適雖給了傅斯年一些教誨，但也從對方那獲益良多。傅斯年愛戴、尊敬胡適，但交往密切之後他也看出胡適有“好名”的“人性的弱點”。去英國留學後，遠在倫敦的他給胡適寫了封言辭懇切的信，提醒胡適要“預防”成名之後的“危險”：

    “先生現在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這又何嚐不是一種不可免而又可憑以施行所期的現象，但從將來的大成上看，不免反為魔障。……先生自提倡白話文以來，事業之成就，自別人看之實在可驚，然若自己覺得可驚，則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於未來之大業。所以興致高與思想深每每為敵。人性最宜於因迫而進，而慣怠於實至名歸之時。

    這些話都不是說先生如此，乃謂名成之下更極危險，不可不預防。易多牽連，便多危險。先生不要誤會，此非言已有此象，乃謂有不可不預防者——預防社會止住自己的進化。”

    對於“暴得大名”且炙手可熱的胡適來說，傅斯年這番話是一帖及時的清醒劑。

    1926年，胡適赴巴黎公幹，傅斯年特意趕去看望老師。那段時間，他倆白天同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看書，晚上在中餐館吃飯，飯後往往談到深夜。傅斯年很多觀點給胡適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對胡適產生很大的影響：

    “他（傅斯年）說：中國一切文學都是從民間來的，同時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從民間起來的時候是‘生’，然後像人的一生一樣，由壯年而老年而死亡。這個觀念，影響我個人很大。說到這個觀念，我們常常想起孟真貢獻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詞、曲、詩，都是來自民間，慢慢地才跑到上層，影響到士大夫階級。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後，就慢慢的老了，死了。這個觀念，曾經在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撒下許多有價值的種子。我相信這些種子將來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文學史方麵發生影響。”

    胡適倡導“自古成功在嚐試”，常勸朋友“行動”起來，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這方麵，傅斯年也是他的知音。一次，傅斯年說：“孫中山……比我們陳舊得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處卻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麵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中山肯‘幹’，而我們都隻會批評人‘幹’，此中山之不可及處。”這的“幹”也就是胡適所說的“嚐試”。聽了傅斯年這番話，胡適有吾道不孤之感。

    傅斯年脾氣暴躁，性格峻急，慷慨激昂之餘難免失之輕率；胡適為人溫和，處事冷靜，四平八穩的背後缺了一點血性。談學問，兩人往往“心有靈犀”；論政治，兩人總是話不投機。和胡適交往，傅斯年的原則是“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一旦他覺得胡適的言行不妥，他也會毫不留情地向對方指出。

    1933年，日本占領熱河，威脅平津，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想以妥協的方式求和。5月，熊斌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與日本談判，想以出賣東三省、熱河、察北、冀東的代價求得日本停戰。當時的胡適認為，中國的軍隊無力抵抗日本，那求和或許是保全平津和華北的唯一辦法，所以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同意求和。為了說服更多的人諒解國民黨對日本的妥協，他在《獨立評論》發表《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胡適的動機是好的，他認為，以當時中國軍隊的實力，全力抵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而妥協退讓，延緩戰爭，則可以保存實力，從而東山再起，“收複失地”。但胡適顯然低估了日本人的貪婪，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吞並中國。即使把東北三省和華北平津全割給日本，也難以換來真正的和平。

    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和陰險，胡適的認識不及傅斯年深刻。傅斯年此前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日寇與熱河平津》，對日本人的貪欲有入木三分的揭示。文中，傅斯年忠告國人，中日問題絕無和平解決之可能。因為若要中日和平，必須滿足日本方麵的貪欲，而滿足日本人，最大限度是“中華民國取消獨立”，最小限度則是：1.承認偽滿洲國的獨立，並奉送熱河及灤東；2.在北方成立一個偽政府，此政府受日本人操控；3.全國不許抵製日貨；4.取消愛國主義的教育。傅斯年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最小限度，實質上也是取消中華民國的獨立，隻是“手續上有簡繁，時日上有遲速而已”。基於此，傅斯年認為，對日本，要降，要戰，沒有和的可能。他忠告國人，強鄰已經騎在我們的頭上，不要再做“和平解決”的甜夢了，隻能決一死戰。

    傅斯年沒想到，自己尊敬的老師胡適居然發表《保全華北的重要》，主張妥協。當然，他知道胡適不是賣國者，也非投降派，他知道胡適是出於對中國軍隊的絕望才不得不出此“妥協”的下策。但以胡適的影響力，他的這篇文章一方麵會大長敵國的氣焰，滅了自家的威風；另一方麵，也為投降派打了一針雞血。傅斯年是個急性子，讀了胡適《保全華北的重要》之後，大怒，當即聲明脫離《獨立評論》，和胡適絕交。有人說是丁文江的勸解讓傅斯年收回了一時的氣話，和胡適重歸於好；而胡適則認為，傅斯年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沒有讀到自己的原文。後來，胡適還和傅斯年作了一次長談，兩人的誤會才徹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