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奪權”

    名臣名將

    作者：孫鵬輝

    權力欲望，難以抗拒。古往今來，概莫能外。

    昔日，諸葛亮隆中一對，使得玄德公慨然歎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隨後火燒博望坡，聯吳抗曹魏，詭辯保荊州，為顛沛流離的劉備集團積蓄了雄厚的實力。然而在此之後諸葛亮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西進巴蜀，龐統為謀，出兵漢中，法正在側，而諸葛亮也隻能在劉備貿然伐吳的意氣用事麵前無奈的感慨“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足可見諸葛亮已然失去了劉備昔日的言聽計從。雖有丞相之名，可未開府治事，這一切昭示著君臣間蜜月期的終結，折射到政治上就是對諸葛亮權力的極大限製，永安托孤，便可略見一二。

    先軍政治，軍權在握

    猇亭一戰，劉玄德折戟沉沙，兵退白帝城，並更名為永安，以求天假時日再續英雄路。然而，天不遂人願，章武三年春二月，諸葛亮匆忙趕往永安宮，三月，玄德公病危，正式托孤於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拜於床下稱：“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如此看來，君明臣賢，似乎無可挑剔，然而值得揣摩的是一位次席顧命大臣李嚴的出場。“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自此劉禪以皇帝之名行傀儡之實，諸葛亮主持政事，李嚴統帥軍事的蜀漢政治格局形成了。

    《孫子·計篇》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為昔日五虎上將為之敬服的軍師，今日權傾蜀漢的當朝丞相，軍事大權的旁落，是諸葛亮所不能接受的。而這又恰恰是實現其北定中原政治理想的關鍵，奪權成為了孔明的當務之急。

    然先帝遺囑縈繞在耳，軍政分開的政治格局業已形成，先帝崩殂人心未穩，在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時刻，諸葛亮選擇了忍耐。建興二年，時機終於到了，諸葛亮出任益州牧，而這卻是實實在在的一步妙棋。眾所周知，蜀漢立國原有荊州，後雲長貿然伐魏，子明白衣渡江，荊州易主，蜀漢實際控製的領地也隻有益州而已。而諸葛亮出任益州牧實際上和丞相所管轄的範圍並沒有不同，但州牧屬於地方官員，代天子司牧一方，丞相屬於政府首腦，統率百官。這一步棋使得諸葛亮從中央到地方都可以名正言順地行使職權，而重中之重就是州牧有統帥一州軍政的職責。這時候，作為丞相的諸葛亮秉承劉備遺詔，堅決不涉及軍事，而作為州牧的孔明插手軍事不再是權力欲望的體現，而是分內之事，是諸葛孔明想推都推不掉的責任。益州牧的受領成為諸葛亮躋身行伍的理論基礎，這是劉備遺囑所未涉及、而又是為官一任的分內職責，名正而言順，於是諸葛亮開始了理論指導實踐的第一步——南征。

    南方諸郡的反複本不稀奇，而時任丞相長史的王連也認為諸葛亮以“一國之望”貿然南征沒有必要，而諸葛亮則“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陳壽評價諸葛亮曰“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才，優於將略”，所以此時的親征與其說是對其他將領才能的不信任，不如說是直接掌控軍隊、插手軍事的初始。而以國事為依托更彰顯其殫精竭慮，李嚴為代表的東州集團也毫無可以阻止的理由，諸葛亮成功地實現了掌控軍權的第一步。

    隨後諸葛亮製定了“北定中原，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的先軍政治路線，此時受劉備遺詔執掌“內外軍事”的李嚴也開始反擊。不過權力的爭奪也是一門藝術，而李嚴差得太遠。

    建興四年，麵對虎視眈眈的曹魏，諸葛亮欲調永安之軍駐守漢中以備不測，李嚴先提出“以五郡為巴州刺史”，意欲將益州九郡中的五郡分離出來以為巴州，可以親自主政一方與諸葛亮分庭抗禮。建興八年，麵對司馬懿、張郃、曹真的20萬大軍三路伐蜀，諸葛亮命李嚴自江州率軍2萬至漢中，李嚴又以“司馬懿等開府辟召”之事為由，請求開府治事，培養自己的行政集團，諸葛亮雖沒有應承，然而均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了些許的讓步。這一次對於權力的爭奪似乎李嚴占了上風，可是他忽略了一個關係命脈的層麵，那就是道義。李嚴每一次政治要求的提出都是以國事相威脅，以蜀漢政權的興衰為賭注，雖然贏取了政治資本，但是卻輸掉了人心和名望，將自己推到了整個蜀漢集團的輿論的反麵。

    建興九年，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嚴督運糧草。恰逢霖雨綿綿，道路泥濘不堪，糧運不濟，諸葛亮被迫撤軍，而李嚴在此時卻“乃更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而後諸葛亮向後主出示了李嚴先後手筆信函，李嚴才承認負罪，並因此被貶流放，而這一切看起來疑點重重，李嚴既然以此抵賴又如何會留下白紙黑字在諸葛亮手中？所以李嚴是權力爭奪的犧牲品，文武百官卻又沒有一人為其鳴冤叫屈。諸葛亮成功實現了先軍政治的權謀，在道義上、政治上、軍事上成功擊潰了次席輔政大臣，成功地繞開了劉備的臨終遺言，把軍政大權緊緊地握於手中，這不得不稱為一種藝術。

    政出多門，集於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