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的“皇糧”夢

    百姓人生

    作者：李恩義

    1968年是熱血沸騰的一年，我和全國千百萬知識青年一樣上山下鄉了。

    那時，我們村一個勞動日隻有毛把錢，雖然天天臉朝黃土背朝天，革命加拚命，生活仍然過得緊巴巴的。

    經過一年的“磨一手老繭，煉一顆紅心”，1969年我和另一名男同學被幸運地抽到村聯中當了民辦教師，3個月後又轉為中學教師。雖然如此，但我們依然是農民身份的民辦教師，跟公辦教師相比，我們的收入隻有他們的幾分之一，還有可能隨時被安排回村去“修地球”。

    20世紀70年代初，國家擴大工業規模，開始在農村招工。這意味著我們這些下鄉的年輕農民有機會吃上人人羨慕的“皇糧”了。我雖然窩在農村，消息閉塞，卻眼睜睜見一批批縣鄉村領導的子女進了城。比我低兩屆的一個同事，被當權的戰友召到縣軸承廠當了工人；我那教書的男同學因其父在縣某局當幹部，進了縣機械廠；比我年齡大的一個教師同事去縣水利局當了工人，一個個都躍出了“農門”，讓人羨慕不已。

    那個特殊的歲月，吃上“皇糧”，就可以拿國家工資，就是脫離苦海，就能過上好生活，就不用出苦力汗甩八瓣，掙工分過苦日子了。吃“皇糧”就意味著社會地位尊貴，身份不一般。吃上“皇糧”，在人們眼中，就意味著高人一等，長得再醜，也能討個漂亮老婆。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雖然在民辦教師的崗位幹著，可我跟所有的人一樣，也天天做著“皇糧”夢。

    一次，一家大型鋼鐵企業來我們縣招化驗工，指名要知青。聽到消息的時候，招工已經結束。原來，村支書去公社開會，公社讓大隊支書通知我體檢，他老人家貴人多忘事。追問他，輕飄飄地撂給一句話：“忘了。”那時全村兩千人隻有一部手搖電話，放在大隊部，還經常鐵將軍把門，傳遞消息全憑口信。支書輕描淡寫、毫無愧疚的兩個字，就決定了我的命運，我的“皇糧”夢就這樣破滅了。

    來年，公辦教師因自然減員，有一個民辦教師轉正的指標，消息一出，全公社百十個民辦教師個個翹首以待。為此，公社召集了所有的教師開會，似乎要用投票的方式推選出誰可以轉正。這次推選，我一個人得了全票，因此躊躇滿誌，覺得勝券在握。論學曆，在民辦教師中我最高，因我是66屆省重點高中畢業生；論水平，讀書時，我學習成績優秀，教書後，教學門門能勝任（我自製教具，自編教材，教學得心應手，小有名氣，深受廣大師生和家長的歡迎和愛戴）；論出身，是貧農，父親又是老黨員，符合當時“紅五類”的政審條件。但我心中還是沒底。

    那時縣教育局沒有人事權，是公社教育片長當家。我和哥哥兩手空空去找片長摸底。那片長倒坦誠，開誠布公地說：“得票最高有啥用，實話告訴你吧，縣三中校長早給我說了，要轉他外甥。”我一聽，一股涼氣從脊梁骨嗖嗖冒出，頭腦一片空白。原來片長和三中校長“文革”中同屬“造反派”，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友誼長青”。用現在的話說，是鐵哥們兒。就這樣，一個隻有小學文化的人，輕而易舉地戰勝了我，拿到了“金餑餑”。原來那選票隻是騙人的幌子。我的“皇糧”夢再次破碎。

    又過了一年，一家大型企業來我們縣招知青。恰逢縣召開知青會議，我有幸在縣招待所近距離接觸到了招工的師傅，一個年輕師傅拉開抽屜拿煙，不知是真的煙癮上來了，還是故意暗示讓我給他送煙，我的腦子不靈巧，沒往送煙上想。卻發現抽屜內有一遝說情紙條。其中有幾張是寫給該廠領導的，希望照顧某某進廠。巧的是，那領導是我上高小時一個很要好的同學的哥哥，我不隻一次聽同學說過他，卻沒想到他是招工單位的書記。當時正是嚴寒的冬季，我患了感冒，咳嗽得很厲害。那次招工本來有我名字，卻在激烈競爭下被別的知青撬了，到處傳說我有肺結核。我很幼稚，隻顧急著回校教學。如果我去鄰村找我那高小同學幫忙，也許我的人生會是另一種安排和走向。那時思想幼稚、單純，片麵認為一切都是按規定辦事，哪知道什關係和“後門”。

    那時，全國高等教育停招，高層大約意識到高等教育斷檔很危險，於是開始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這對我們這些想回城的知青，無疑又是一個機會。因為這個機會，我們很是興奮，拚命勞動和工作著，信心百倍地期待能有上大學的機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有人去我家叫我去學校，說有人找。到辦公室後，一個50來歲的陌生人在等我，這人微胖，臉上有絡腮胡。打完招呼，就不停地問我他需要了解的情況，並指著牆上的地圖，讓我分別說出顏色。還特別問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又說當醫生與血呀膿的打交道，很髒，問我有什看法？我一一作了虔誠的回答。我說血膿我倒不怕，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嬌貴。但不知是何用意——他沒告訴我是大學招生，好像地下工作者，很神秘，出於保密的需要？當時我不敢問。原來這是一個醫科大學來招生。後來同是民辦教師的公社副書記的女兒王老師告訴我，帶學生的黃老師十分願意帶你，他相中了你的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