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鮮為人知的故事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李穎

    六大為何遠赴國外召開，會址究竟在莫斯科哪

    1927年7月15日，黨的五大閉幕兩個月，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

    這時的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係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三十一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兩萬六千餘人。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8月，黨中央召開八七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中央臨時政治局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瞿秋白為主席。

    黨的六大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由於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不久，當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將分別於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將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所以，經報請共產國際同意，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黨的曆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關於黨的六大會址，國內一般隻含糊地說在莫斯科近郊一座舊式貴族莊園，而具體到村鎮名稱則有“茲維尼果羅德鎮”（位於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於莫斯科南部）兩種說法。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參加六大的許多當事人，如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飛等，在回憶六大時，隻簡單地說在莫斯科召開，或者說在莫斯科近郊召開，而沒有說明詳細地名。就是記述較為詳細的張國燾，也隻說了大概。

    關於“茲維尼果羅德鎮”說，最早出自盛嶽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這本書是1971年在美國出版的，1980年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翻譯出版發行。盛嶽在“中山大學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章中專門談到六大會址。書中寫道：

    “一個出席黨的六大的東方共大學生回憶說，大會會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別墅。這座鄉間別墅原來是沙皇時代一個地主的財產，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銀色別墅’，因其白牆在陽光下光耀奪目而得此名。”

    由此，國內眾多著述在介紹黨的六大會址時，大多借用盛嶽書中的說法，甚至對會址及其周邊場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

    當然，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五一村”的說法，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就認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那羅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烏麥斯基村舉行”。

    1999年9月，筆者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著名漢學家舍維廖夫教授（已去世）帶領下，參觀過五一村黨的六大會址。清楚記得，當時的路牌上標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羅斯網站上查找中國國內革命戰爭的曆史資料，也說黨的六大在五一村召開。

    同時，盛嶽書中對黨的六大會址及其周邊環境的描述，符合我們參觀的五一村黨的六大會址特征，而具體地名不符，估計是由於年代久遠，盛嶽記錯了。並且，雖然兩種說法所稱的地點名稱不同，但所用的圖片卻是相同的，事實上都是五一村黨的六大會址的三層樓。因此，關於黨的六大會址的爭議，應當說可以釋疑了。

    後經努力，終於找到了三份能夠明確證明黨的六大在五一村召開的原始檔案文獻：《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28年7月19日）。這三份檔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時間是六大召開期間。

    六大是在秘密情況下召開的，當時，當地居民知道中國人在開會，後來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件大事發生在自己所在的村莊，村民們感到很自豪。他們還說，五一村曾是蘇聯克格勃的保密區，外人根本無法進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這恐怕也是黨的六大選擇在這召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恩來夫婦赴莫斯科參會途中的驚險遭遇

    六大代表怎樣安全地到達莫斯科？這在中蘇兩國斷絕外交關係，中國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是一個難題。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先後到達上海。中共中央將代表們編成若幹小組，或乘蘇聯商船到海參崴，然後從那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連，在大連轉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北上滿洲，從那偷越國境進入蘇聯，然後再乘火車赴莫斯科。因為蘇聯商船較少，多數代表都是走上海——大連——哈爾濱——滿洲的路線。走這條路線危險重重，經常會遇到國民黨軍警特務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蹤盤查，應對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險。

    周恩來夫婦的經曆頗具代表性。鄧穎超曾專門撰寫《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細回憶。那是1928年5月初，他們夫婦扮作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當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他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他們進行盤問。首先問周恩來是做什的？周恩來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他們攜帶的箱子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做生意為什買那多報紙？周恩來回答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又問到哪去？周恩來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幹什？答去看舅舅。這幾個人當即讓周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在那，他們又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曆、職業等。對於這些人的一係列盤問，周恩來鎮定沉著地一一做了回答。

    經過這一番盤查，日本警察仍沒有完全消除懷疑。在周恩來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蹤。鄧穎超回憶說：“上車後發現同我們坐對麵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與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還在箱子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