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紀坡民

    我父親紀登奎於1988年7月因突患心髒病去世，已有十幾年了。1989年前，我還在外地工作，隻是過年過節回北京探親。父親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閑時間很多，父親是個話很多的人，甚至有點太多，這也許不太適合搞政治。不過，這倒使我有機會間間斷斷地聽他談過不少他在政壇經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職辭職前後的情況，印象很深，至今記憶猶新。

    “九大”會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親是在“文革”期間1969年黨的“九大”會議後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說法，該算是“文革新貴”了。不過他在“文革”中也經曆過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親隻是個地方幹部，在河南省委擔任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1966年“文革”開始時，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組長，處在“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上，那是個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眾”，還要被揪來揪去，到處作檢討。不過開始時身份還是省委領導成員，在極其混亂的局麵中勉強維持著省委的起碼工作秩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謂“一月風暴”影響下，省委被“奪權”，父親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組織”關押起來，音信完全斷絕，隻有在開大會被批鬥的時候，家人才知道他還活著。這一段時間，有近半年。

    時常聽人說到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是為了排除異己，可這個話對我父親卻不適合。“文革”時代，毛主席有句稱父親為“我的老朋友”的話，十分有名，流傳很廣。不過了解情況的老同誌都知道，父親比主席小整整三十歲，僅從年齡看，地地道道隻是個晚輩，因此所謂“我的老朋友”的來曆，隻是從解放初期開始，向主席單獨匯報過工作，截至到文革前，聽父親說，有十三次。作為一個基層幹部，這算是相當特殊的待遇了。在許多人眼，父親是毛主席很喜歡也很器重的幹部，是主席的“紅人”，可是在“文革”時，主席讓領導幹部在“大風大浪中遊泳”，作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親同樣嗆了個半死，差點丟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決河南兩派問題的八次匯報會後，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為河南“省革籌”副組長，成了“革命領導幹部”。 1968年春，又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黨的“九大”會議。不知這是否與毛主席又想起了他這個“老朋友”有關係。

    父親談起過他在“九大”會上的一件往事：他作為“九大代表”到北京後，“九大”會議主席團派人和他談話，要他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父親說：“我作這個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幹部，隻能算是個解放幹部。”

    來人說：“那你認為誰是革命幹部呢？”

    父親說：“我隻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革命幹部，大概劉格平、王效禹他們（分別為山西省、山東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人家那些人才應該算吧。”

    來人說：“你知道嗎？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代表革命幹部作大會發言的。你應該服從。”

    可是父親還是拒絕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來人表示很為難，說：“那我怎向毛主席匯報呢？”

    父親說：“你就把我說的話向毛主席匯報。”

    來人走後，很快又回來了，說：“我向毛主席匯報過了，主席說，他就是要讓你這個‘解放幹部’作大會發言。”接著又講了一番那個時候很流行的“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會發言共9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我父親的發言，在報導的時候，還是“革命幹部代表”。在“九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的“九屆一中全會”，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我問父親，毛主席為什一定要你發言呢？

    他說：被關押批鬥那一段時間，曾將我“坐飛機”一百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幹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後兩個月，毛主席和他談話後，把他從河南調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間，父親在中央的黨、政、軍都有職務，管過不少事情。

    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麵內戰”。許多資格很老、功勞很大的開國元勳、功臣戰將和大批領導幹部都被打倒，靠邊站了。我父親隻是個“三八式”幹部，一下子當了“中央領導人”，也實在是紮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錯了，中央的路線錯了，他自然也跟著犯了許多錯誤。

    1980年5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辭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農村政策調研。給他安排的職務，叫“部級研究員”，在中國，這大概是最高的“技術職稱”了。父親還談到：組織上和他談話時說，廬山會議後，張聞天同誌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職務也是“研究員”。他有點調侃地說：“想不到下台以後，我和黨中央的總書記成了一樣的待遇，也算是很榮幸呢。”

    關於辭職下台的事，我覺得父親還算比較通達，談起來也不怎避諱，也許是因為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吧。

    父親說，他正式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思想和政治路線發生根本改變的轉折點，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由此開端。不過，我們後來所說的“三中全會”，實際上是前後相繼的兩個會議的合稱，前麵是“中央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後麵接著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隻有幾天。

    就是在這次“三中全會”上，父親因為“文革”期間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錯誤，受到與會同誌的批評，大家對他提了很多意見，有的意見還很尖銳激烈。和父親一起挨批評的，還有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和蘇振華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三中全會”之前，父親在國務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農業，三中全會上挨批後，工作要變動。在工作交接問題上，就誰來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誌征求他的意見。父親先推薦趙紫陽，因趙紫陽說他在四川的工作離不開，父親又推薦了王任重，中央采納了他的意見。

    父親交出主要工作之後，鄧小平同誌找他談話，又要他接任別的工作，後來父親又管了一段時間旅遊。所以，三中全會以後，他一方麵接受批評、檢討錯誤，一方麵也還在工作，不過事情不多了。

    父親是個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們孩子都管他叫“拚命三郎”。工作負荷忽然減下來，就那一點兒事，他有點不適應。當然，挨批評自然也不是什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暢。1979年夏天，他和吳德商量，他準備向中央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請求。吳德不同意，對他說：“辭職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誌曾對來訪的匈利牙卡達爾的一個高級顧問說過中央的人事“隻進不出”的意見，在黨內傳達了。吳德可能是考慮到這個情況吧，他說：“工作和職務的事，聽中央安排吧，要顧全大局。”父親認為吳德考慮問題比較周到，說吳德是個“超級穩健派”。父親沒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辭職請求。

    又過了八九個月，到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時，父親和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正式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中央全會批準了他們的辭職。

    實際上，關於他們四人辭職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決定。父親辭職，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前，宋任窮、王鶴壽兩同誌受中央委派同他談話時通知他的。

    我問他：這次談話是不是批評你了。

    父親說：沒有。他們對我說：“你是很有能力的幹部。文革前，我們就聽毛主席表揚過你；來中央以後，我們聽說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說了不少好話。最後，他們兩個一提到辭職的事，我立即表示：服從中央安排，同意主動辭職。

    父親說：這些事情，都是中央決定了的事，他們兩位隻是奉命辦事。我痛快一點，他倆的差使也好辦點，何必叫人家為難呢。

    聽了父親談的情況，我對他開玩笑說：“我聽過一句順口溜：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需要哪搬；昨天壘在大會堂，今天砌在臭茅房；黨叫當官就當官，黨叫坐監就坐監，一切聽從黨召喚，誰也不準講價錢。不過，我們黨過去好像從來沒有辭職這一說，你也算是首開先河了吧？”

    他說：“我還不是第一個，開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誌是“九大”和父親一起提上來的，都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調中央後，他們兩人工作關係很密切。後來，父親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軍區，一個當政委，一個當司令，執行的任務叫“挖牆腳”，是毛主席對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況很複雜，工作很困難，但他們順利完成了主席交給的任務，兩人合作相處得也很好。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有“文革”那樣的大背景。後來，一點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幫”乘機胡鬧，整李德生同誌。那已經是“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李德生和陳錫聯從北京軍區和沈陽軍區互相對調以後的事了。

    可是對李德生同誌辭職的事，父親是知道的。李德生同誌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1975年黨中央的“一號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親和李先念同誌兩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誌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大概也是我們黨內從來沒所謂辭職的先例吧，李德生聽了以後很詫異，還在對“四人幫”整他的事生氣。“文革”後期那種亂局，有許多事，也是說不清道不白的，父親和李先念隻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同誌爭論、再傷害他。父親便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誌，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隻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李德生同誌聽了這個話，便不再說什了。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後，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八十年代，李德生還擔任國防大學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誌才是我們黨內開辭職先例的第一個人。對父親來說，向自己的“老夥計”通報辭職的要求，攬的自然不是什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許會損害他們在困難時候結下的友誼。不過，李德生同誌是有風格的，父親去世時，他還親自來家吊唁，而且頗為動情地談起到當年他們任職北京軍區時“一起熬夜”的情形。

    聽了父親這些斷斷續續談到的關於“辭職”的故事，使我產生一些什樣的聯想呢？首先當然是，“文革”的狂熱時代過去了，對政治問題采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法結束了，領導幹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變化。父親通過“辭職”下台，沒有再像“文化大革命”時遭到殘酷迫害的“彭、羅、陸、楊”、“楊、餘、傅”等老革命們一樣的命運，是他和我們的家庭之幸。

    其次，像那部電視劇的片名一樣——“激情燃燒的歲月”，現在也隨之而去了。其實，“激情”，作為革命戰爭年代的遺產，對處在“現代化強行軍”的中國，對於激揚民氣、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十年文革，讓它白白地“燃燒”掉了，也未免使人有點留戀惋惜。而黨內生活這些過於嚴峻的道德準則，歸根結底，也是適應這種“激情”的伴生物。像黑格爾說的那樣，曾經在曆史上存在過的現實事物，當時也會有它的合理性。

    如今，我們從電視新聞，看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總理、首相、部長、大臣等政府高官，或因政見不合、或自感能力不能勝任、或因失職瀆職、或因道德形象汙損而“辭職”的事，幾乎司空見慣。不像我們在“文革”時，非要弄成個“反黨集團”或者什“路線”才行，也不像父親他們“辭職”時，搞得那別別扭扭、羞羞答答、曲曲折折、費許多周章。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也需要現代化呢。

    “辭職”的辦法，是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標誌。中國人民在經曆了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政壇風雲之後，對政治高層人事變動在認識上逐漸理性化了。毛主席曾有這兩句“語錄”：難道離了那一個人，地球就不轉了？難道離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如今，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強得多了，這兩句原來隻認為是開玩笑的趣話，將會作為政治生活的現實而接受它。

    “辭職”之法，作為政治生活的常規，應該提倡，而且應當製度化。

    出任軍職期間的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