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衙門的“三公消費”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張程

    古代衙門中也存在“三公消費”。雖然具體情形已經因為年代久遠而沾染了太多的塵埃，但是認真梳理，倒也可管窺一二，讓我們從中體察一些曆史的細節和趣味。

    公款吃喝

    交際應酬是古代官吏的重要工作之一。比如唐代衙門有人升官了，照例要辦“燒尾宴”（取鯉魚燒尾躍龍門之意），既是祝賀同僚進步，也有歡送他去新的崗位的意思。此外，唐朝官員多詩人騷客，動不動就聚會吟詩，來個流觴大會或者曲江唱和什的。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官府有了專門的宴會吃喝款項，官員們可以動用公款來埋單。此後，這筆款項在曆朝都得到保留，隻是報銷的程序不同而已。官員聚會、迎新送舊、招待賓客、法定節假等，官吏們都有正當的理由大吃大喝。此外，地方政府還定期“宴犒”本地駐軍將校。在可稱讀書人天堂的宋朝，宋寧宗時又特許衙門每個月都可以報銷一次沒有任何名目的公款吃喝。長此以往，後世的官吏越來越大膽，都學會巧立名目吃喝了，比如查檢倉庫要吃一頓，出郊勸農要吃一頓，商議公文太晚了也安排一次“公筵”。公款吃喝的報銷手續很簡便，現存的一些單據僅寫上出差途經本縣的“馬中丞”、“孫大夫”等就可以報銷，也沒有人核實。如果吃喝過於頻繁、金額實在巨大，官吏們也會有所“收斂”，不在本衙門報銷，而找其他衙門當冤大頭。比如清朝道光年間張集馨擔任陝西糧道期間，因為他的官職是出了名的肥缺，所以陝西省級長官迎來送往的吃喝都拉他作陪，其實是要讓糧道衙門埋單。

    吃喝可不是簡單的工作餐，更不是粗茶淡飯。張集馨回憶：“西安地當孔道，西藏、新疆及隴、蜀，皆道所必經”，“遇有過客，皆係糧道承辦”，“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能少。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支雜支，總在二百餘金，儀程在外”，“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應酬的內容也不局限於美酒佳肴，還要歌舞助興，找漂亮小姐來勸酒。酒足飯飽之後，場麵上還有禮物饋贈——這些禮品自然也是公款購買的。比如“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必數千瓶”。

    公車使用

    “公車”在古代特指政府的車輛。漢代讀書人被朝廷征召後，可以乘坐官府的車輛到長安或洛陽來。人們就根據這個典故，用“公車”來指代有資格乘坐政府車輛的官吏和讀書人。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中就用“公車”來代指天下應試的舉子。所以，“公車”並非現在的特產，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數量不菲的“政府車輛”——不論是馬車、牛車還是宋代以後的轎子。

    西漢景帝時期，朝廷對車輛（當時是馬車）使用製定了詳細的規定，商賈不許乘馬車，不同等級的官員使用不同規格的車輛。除了駕車馬匹數量有差別外，區分等級的標誌主要是，即車廂兩旁用以遮蔽塵土的屏障，官品600石以上至1000石的官員可以將左邊漆成紅色，2000石以上的可以將兩邊都漆成紅色。因此，“朱”或“朱輪”就成了高級官員的代稱之一。低級官員不能冒用高規格的車輛，同樣，高級官員也不能自降車輛規格。一次，漢宣帝主祀漢惠帝，當天大雨，道路泥淖，韋玄成等幾個前來陪祀的列侯棄車騎馬來到惠帝廟前，遭到有關部門彈劾。韋玄成等人竟然因“車輛降格”而被削去侯爵。韋玄成懊悔莫及，臨終前還告誡子孫切莫在車輛這種小事上釀成大錯。漢代豫州刺史鮑宣按規定要乘四匹馬駕駛的車輛，並且配備覆繒車蓋等裝飾。但他在巡視轄區時，隻坐由一匹馬駕駛的車輛，並且撤去了車蓋儀從，結果因“違製”被免職。

    清朝對公車的規定如下：第一，滿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馬，不許坐轎，滿族人隻有同時符合“一品”、“文官”和“年老疾病不能乘馬”三個條件，經過特許才可以乘轎；第二，漢族文官可以乘轎，三品以上京官可乘四抬大轎，出京可乘八抬，四品以下可乘二抬轎子，出京可乘四抬；第三，地方官員中督撫可乘八抬大轎，主簿以上可以乘坐四抬轎子，典史及以下隻能乘馬；第四，欽差大臣巡視地方，原來級別三品以上的可乘八抬大轎，四品以下的隻能乘坐四抬轎子。很快，滿族官員不許乘轎的禁令在康熙時就被突破。到乾隆時，連滿人軍官乘轎都成了普遍現象。比如乾隆的親信福康安是統兵的大將軍，連打仗督陣都坐著轎子，還用了轎夫36名，交替抬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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