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書談江青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閻長貴 向繼東

    閻長貴，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2月，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分配到《紅旗》雜誌（今《求是》雜誌）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江青投入秦城監獄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1998年退休後，主要從事“文革”回憶和研究。2008年11月，閻長貴重回湖南西洞庭農場看望老友，之後轉道長沙訪友。其時，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先生采訪了他。此文經閻長貴先生審閱。

    ——編者進入《紅旗》，師從關鋒

    向繼東（以下簡稱向）：閻老您好！先談談你是怎樣去《紅旗》的吧。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我是1961年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分去的。至於怎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時我們的心態是“黨和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誌願”，一切聽從黨安排。

    向：完全是組織的安排？

    閻：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後，我問當時負責我們畢業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驚。

    向：為什？

    閻：1983年春，我和大學同班同學、班黨支部書記李冠英一起到讀書時的係副主任、黨總支書記齊一老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家去看望他。一進門，齊一就說：“我把你們兩個都送到火坑去了！”齊一說的“你們兩個”，並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係友，比我晚一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後調任林彪的學習秘書。林彪事件後，他受到好幾年審查。齊一看到我吃驚，就向我解釋說，你們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著問我：“你知道你是怎樣分到《紅旗》去的嗎？”我說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

    向：齊一是怎說的？

    閻：他說，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辦公室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打來電話，要我們從哲學係中給《紅旗》雜誌挑一個人，條件是：不要“又紅又專”的，要走“白專道路”的。齊一說，作為總支書記，他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怎應對。他想：我們不是天天宣傳走“紅專道路”，教育學生“又紅又專”，怎要走“白專道路”的呢？齊一和總支副書記馬奇等人商量說：“康辦可以這樣說，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出了問題，我們負不起責任啊！”齊一對我說：“那時論學習，在你們年級幾個班，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們同學中已經有人在報刊上發表論文了。我們商量，要挑一個不論在‘紅’的方麵，還是‘專’的方麵都過得去的人。這樣，我們就選定了你，向《紅旗》推薦，接著《紅旗》來人看了你的檔案……”

    向：在學校，齊一那時認識你嗎？

    閻：認識。我不能不相信齊一的話，但我心總有狐疑：康辦怎能這樣說、這樣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問了我到《紅旗》雜誌時的頂頭上司關鋒，他也把類似的情況說了一遍。

    向：當時大力宣傳要“又紅又專”，而又選用要走“白專道路”的人，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閻：我想也是的。關鋒告訴我，1961年夏，《紅旗》雜誌領導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兼秘書長鄧力群來到他房間說：“老關，給你成立一個中國哲學史研究組，你帶幾個人，一方麵幫你做點工作，一方麵你也把他們培養培養。”關鋒說，他很讚成鄧力群這個建議，於是鄧力群說：“那好，咱們去找康老！”關鋒和鄧力群一起到康生那把此事一說，康生也很讚成，他並且強調了調人的條件：要走“白專道路”的，不要“又紅又專”的。關鋒說，他聽到康生這樣說，很不以為然，但在康生麵前又不好說什。後來，大概康生要他的秘書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打了電話。

    向：你到《紅旗》後是怎分工的？

    閻：就分在關鋒的“中國哲學史組”。當時，關鋒在中國哲學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我當然高興。關鋒原名周玉峰，山東慶雲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東慶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加入中共，在部隊任過連指導員，在地方任過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長等職，建國後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等職。1956年從山東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任《紅旗》雜誌編委兼中國哲學史組組長。1966年4月被任命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向：“文革”初期，關鋒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還兼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並主持《紅旗》雜誌的常務工作。

    閻：關鋒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觀點甚得毛澤東賞識。毛澤東不止一次批示、稱讚他的文章，召見他談話，布置這樣或那樣的任務。關鋒在“文革”中是衝鋒陷陣的。從“文革”開始（按照毛的說法，“文革”是從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到1967年8月，關鋒不僅撰寫署名的大批判文章，還積極組織和推動工農兵群眾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寫的。可以說，關鋒是製造和鼓吹“文革”輿論的總管和先鋒之一，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向：但後來怎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閻：我想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吧，如安撫和穩定軍隊等——因為當時“文革”觸動軍隊了，在全國到處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1967年8月30日，關鋒被拋出來。對他先是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關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釋放出獄，處分是：開除黨籍，免予刑事起訴。

    向：出獄後給他安排了嗎？

    閻：沒有安排，就發生活費，開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後來加到五百元。當時要他離開北京，在山東德州市給他蓋了一棟二層小樓，他因身體不好沒去。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紀委同意，不讓他去山東了，讓他留在北京，與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經濟收入、醫療等）責成《求是》雜誌社按局級待遇負責管理。關鋒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資”？）可能是三四千元。關鋒剛出獄時，神情比較呆滯。經過一兩年的恢複，就“重操舊業”，開始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做“蛀書蟲”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向：他算《求是》的離休人員嗎？

    閻：不算，他不享受離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1982至1988年，組織上告訴我不要與他聯係；我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從1989年起，我和關鋒開始聯係，經常去看他，和他聊天與討論問題。我感謝他把我帶入理論研究之門，因此對他終身執弟子禮。我們在一起能夠敞開思想，無所不談，談哲學，談過去的人和事。談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說是自己與陳伯達有的觀點不一致，可能是陳要整他。他從來沒說過，也不認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兩次來京。我們見麵時，戚談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來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宣布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宣布審查後，是戚本禹把他們兩個送到釣魚台二號樓隔離的。戚本禹對二號樓的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戚回到十六號樓會議室後，大家都沒說什；一會兒，周恩來離開會場，江青哭了。“文革”後，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訴關鋒，關鋒認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對江青始終懷有好感。

    向：關鋒晚年是不是有所覺悟？

    閻：怎說呢？他對毛一直懷有知遇之恩。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是他和艾思奇記錄的。田家英把毛澤東所談“《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從記錄中刪去了，關鋒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認為不應該刪去。

    向：關鋒是什時候去世的？

    閻：他是2005年去世的，終年八十六歲。

    向：1982年出獄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學術研究，有什著作問世？

    閻：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老子通》（此書台灣還出了繁體字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發生學》，還有和別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詞典》等等。他說自己“文革”後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文革”前。

    向：關鋒還做過法學研究？

    閻：是的。他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為這樣，他寫了一部《法學發生學》。

    向：你和康生接觸過嗎？

    閻：“文革”前，康生我不認識，沒有近距離和他見過麵，但我在無形中被他“關照”過。因為他要挑選走“白專道路”的人，我“幸運”地被選上了。

    戚本禹推薦我給江青當秘書

    向：關鋒是你的老師，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閻：也可以這說吧。“文革”開始之前，《紅旗》雜誌做了機構調整，我從關鋒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調到戚本禹任組長的曆史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農民的兒子，做江青的秘書可能你從沒想到過吧？

    閻：沒有，做夢也沒想到過。

    向：有的書上說，姚文元是江青的秘書，還有說戚本禹是江青秘書的。

    閻：其實，正式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為江青秘書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沒有配專職秘書。江青在“文革”中先後有四任秘書，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楊銀祿，第三任劉真，第四任劉玉庭。

    向：你是怎樣成為江青秘書的？

    閻：當然是組織安排的。《陳伯達遺稿》中說我當江青秘書“可能是關鋒推薦的”，其實關鋒當時是不大讚成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關鋒有次見了我，還說：“你政治上弱，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做秘書。”

    向：說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嗎？

    閻：我沒問過關鋒。但我有一件事是受過關鋒批評的，那就是對1966年2月彭真主持製訂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看法。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說《二月提綱》很好，說明中央重視學術討論，製訂學術討論的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對我的這種看法，關鋒批評我沒有政治頭腦，看不出問題來。

    向：那戚本禹是怎樣推薦你的？

    閻：具體過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釣魚台院子散步，他跟我說：“江青想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比較粗。我看你比較細，我推薦你去給她當秘書。”我說：“不行，我沒當過秘書，不知道怎當。”他說：“不知道不會學嗎？收發文件你不會？隻要細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薦你了。”

    向：戚本禹當時是什職務？他說了算？

    閻：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然，也不是他一句話就行了。後來汪東興告訴我：“你的檔案是我審查的，你給江青當秘書是我挑來的。”但戚本禹的推薦和介紹，我想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向：當時你很高興嗎？

    閻：我當時並不感激涕零，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服從組織和領導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來到我們辦公室（其實就在他辦公室隔壁），興衝衝地對我說：“已經定了，調你去給江青當秘書，現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樓去！”我馬上整理了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著戚本禹去了。

    向：從此開始了秘書生活。

    閻：有人說：“給林辦選秘書，比選狀元還難。”我想，給江青選秘書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選定我之前，究竟經過怎樣的推薦和審查，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聽說，當時有四個人參選，我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二十九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幹部級別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級），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後，我準備寫回憶錄時，才向戚本禹打聽他當時是怎樣向江青推薦和介紹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獄後住在哪？

    閻：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政府要他改個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電話問他，他說：當時推薦怎談的和談了些什都不記得了，但是不管怎談，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麵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認真負責；第三，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我認為這也符合實際。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書，周圍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閻：我自己感到沒什不同，但別人可能有點另眼相看。記得有一次在釣魚台十七樓看電影，曹軼歐（康生妻子）見了我說：“噢——你到十一樓工作了！”似有讚揚，又有驚訝。我心想，“十一樓”（江青住的樓）和“十六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所在樓）有什不同啊！？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諳世事之處，因而終未討得江青歡心，反被她投入監獄。

    向：你在當江青秘書之前做什？

    閻：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辦信組”工作，主要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江青辦信組”這個組織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有的，是慢慢發展來的，大概到1966年9月，擴大到七八個人，由我負責。人員主要是向各單位抽調，記得紅旗雜誌有兩人，馬列主義研究院兩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研究所一人，軍隊幹部兩人；學曆大多是大學本科，還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沒秘書，那什事都是她自己做嗎？

    閻：那時江青在黨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就說信件吧，雖然有，但恐怕多數屬私人性質，數量也不會太多，當然就自己處理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社會上給她寫信的多了，江青看不過來。以前可能是戚本禹幫她處理來信，到1966年7月中旬，也許是戚本禹覺得太忙，又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的梁川借來幫他。

    向：你是什時候從《紅旗》調到中央秘書局的？

    閻：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帶到釣魚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離開簡報組，協助梁川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不久，梁川回秘書局信訪科了，就是我一個人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以後，群眾的來信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時一天達到兩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裝著送來的。這時才調人組建了“江青辦信組”。大概與此同時，又調進二三十人組建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地點就設在離釣魚台不遠的花園村，處理大量給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來信，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處理給組長陳伯達的信。江青辦信組設在釣魚台十六樓，直接歸戚本禹領導。江青辦信組給江青辦信，但編製不屬於江青，也不屬於中央辦公廳，而屬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向：你是怎樣處理群眾來信的？

    閻：戚本禹在“文革”前當過多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科長，有經驗。他告訴我，基本上分三種情況：第一，必須送給首長看的，這是指首長親屬、朋友和熟人來信，以及關於重大、重要問題的來信，而凡屬於送給首長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並附原信一並送閱；這樣的信，每天至多隻能選三至五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說問題的性質，轉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包括轉林彪處（當時稱林總處）、總理處、各副總理處、各部委、各省市等等；這類信最多，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對和攻擊首長的，都轉公安部，由公安部處理。戚本禹還說：“不好處理的信，你們拿不定主意的，可隨時問我，反正我辦公室就在你們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