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回應“正常國家”日本的挑戰

    ７月１日，日本安倍內閣通過內閣對憲法條文給予解釋的方式，部分解禁了所謂“集體自衛權”，即日本在本土未受到直接攻擊時使用國家武力的權利。

    這一變化對於日本內外政策走勢都有很大影響，而在目前中日兩國社會氛圍相當低潮的情況下，中國公眾的反應激烈本是意料之中的，也許，這正是日本方麵希望達到的效果之一。

    所以，如果說日本通過逐步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實現正常國家化，則這一變化對於中國直接和首先的挑戰還不是安全或國際格局方麵的，而是對中國公眾與政府國際意識和理解力的挑戰。

    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穩定步伐

    對過去２０年來日本國防安全政策稍加回顧，人們會發現，在冷戰結束後，日本走向所謂“正常國家”的步伐一直在穩定推進。

    １９９１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後，圍繞合法的國際聯合安全行動，日本依據國際貢獻論和國際協力論，完成了ＰＫＯ，即海外派兵法製建設，這是戰後新日本第一次大規模以安全活動角色登上國際舞台。應該說，這一決定性行動的時機、力度和內外反響控製都是相當優良的，尤其是鄰國等外部反應是溫和和短暫的，足見其決策與施行之深思熟慮。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持續緊張的局勢和美日的或明或暗的聯合警戒活動，日本完成了所謂“周邊有事”法製。這一係列法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冷戰後戰略調整和收縮的混沌期和東亞的軍事局勢，利用曖昧的專業術語實質性地把日本向東亞和西太平洋投射軍事力量的法製框架搭建起來，並把這種可能的力量投射與傳統日本專守防衛的保守國防戰略鏈接成一體。此舉雖然在中韓等與日本有現實競爭情緒的東亞國家一度激發強烈反應，但並未從總體上造成格局與雙邊關係的重大變化。而且，由於這一政策與更新升級後的美國西太平洋戰略高度吻合，是日本作為更平等的安全夥伴發揮更大作用的表現，實際上還受到美國的支持。

    進入新世紀，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開展，日本的國際協力法製顯示出實際的軍事意義，日軍不僅在反恐和反海盜等國際行動中投入實際兵力，在２００３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已經以戰勤補給等戰地勤務和支援分隊的形式實質參與了戰役實施。２００２年起，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的爭議進入新一輪激烈化時期，也在這一時期，日本開始冷戰後最大規模的戰略方針修訂，其國防安全的重心從冷戰時期的本土向西的抗擊蘇聯威脅，轉向西南方麵的海洋，以所謂西南諸島防衛為牽引，日本開始按照新的軍事戰略重新建軍。新型運輸艦與大型化多功能戰艦的建造計劃陸續麵世，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方允準之下，自２００２年起，日本陸上自衛隊自開始與美海軍陸戰隊在彭德爾頓兵營開展兩棲戰訓練。這是美方開始鼓勵與允許日本擁有和發展一定數量進攻性戰略力量的開始。

    正是在近三年來釣魚島爭議日益對抗化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開始了修憲曆程，而在日本憲政體製自身的約束下，修憲的困難使其換用憲法解釋的方法，以快速實現集體自衛權解禁的目標。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看到，安倍政府的前任任何政客一旦上台，如欲在對華壓力問題上采取較緩和的態度，則都不能穩定執政地位，而從小泉到安倍，對華持較強硬態度的政客則能獲得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這是中國必須麵對的日本客觀國情。

    中國與日本國家正常化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變化體現日本朝野對其外部安全環境與日本利益和角色的認知，在這些逐漸形成的新認知對象中，中國無疑是首要的因素。

    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對亞太格局衝擊最大的發展乃是中國力量的出現。這一力量的出現除了一般性解構了傳統的地緣戰略格局，其衝擊力又由於兩個因素而倍增，其一，中國新獲得的龐大經濟力量迅速轉化軍事力量和日益增長的外部投射力量，其二，由於曆史心理、現實利益衝突和中國特色的國情因素，外部世界對中國運用自身的新力量的方針、準則和方向並無把握。這些擔憂與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競爭交織在一起，又經常為熱點事務引發的各國公眾情緒所推動。與１９８０年代前後的中日經濟互相提攜與外交互相忍讓不同，中日都需要考慮在新的力量對比下處理對方未來定位的問題。

    從曆史上看，如此鄰近的兩個大國，雙方有複雜的曆史情緒糾結和紛繁的現實利益摩擦，又有重大的合作需求。在一個風雲急劇變化的時代，要建立穩定的關係基礎，無外乎兩種方式：其一，由雙方有遠見和魄力的政治家倡導與創建穩定的戰略對話、溝通和協調平台與框架，如上世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雙方關係宣言體係；考慮到雙方在亞太的分量和影響，這一戰略對話和協調框架甚至可以包括利益攸關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成為跨地區的多邊對話和協作平台；其二，經過漫長而可控的對抗，一方終於壓倒另一方，從而以一方為主導建立起新的協調體係。很顯然，就中日目前的力量對比和在亞太的格局位置而言，後一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前一種前景的考察就成為衡量兩國關係，及這種關係中日本作為的一個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