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大饑荒的記錄者走了

    不知道該用什樣的文字，才能表達出我對他的懷念與敬重。不僅是我和他已有２０多年交情，更因他是一位真正的憂國憂民之士。最近才聽說，他因患不治之症，前不久已經走了，按他的級別，省報上會有消息，不知何故現在還沒見。

    他叫王民三。１９２５年生，１９５６年後，擔任貴州糧食廳黨組書記、副廳長、廳長，然後從更名為貴州省糧食局的局長崗位上離任，再到省人大，任常委、農村經濟委員副主任崗位至１９９４年離休。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貴州高估產高征糧，有的地方剛秋收，就缺糧，定下的是征購３６億斤的任務，實際到年底才完成２５億斤，其中還有５億斤的虛假，而且再也沒有征糧進度了。１９５９年１月初，在正在召開的縣委書記會上，大家最大的顧慮是怕出現更大的糧荒。會上，還就１９５７年在本省興義因缺糧而死人的事作了深刻檢討。

    麵對這種情況，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省對中央要在貴州調２億斤糧食，先是抵製的，並批評糧食廳向糧食部反映情況不力，後頂不住壓力，就讓反瞞產，組織糧食往上調。到了下半年，國家糧食繼續緊張。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王民三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召開緊急電話會，一位高級領導在會上嚴肅地說：“省死了人隻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顧全大局，指令貴州緊急調糧１億斤。

    一方麵自顧不暇，一方麵還要上調糧食，貴州的大饑荒，就這樣發生了。王民三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在下鄉調研，對農村缺糧的情況有深切了解，１９５９年初，當時省的主政者，針對各地糧食越報越少的情況說，１９５８年貴州糧食產量有１８０億斤，不能再往下滑了。王民三在日記中說，“能有１２０億斤就謝天謝地了，估計那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糧食的去向。”

    浮腫、死亡、人相食、麵對遍野饑饉，成百上千上萬不斷曝出的死亡數字，不由他不在日記中使用“危急！危急！”這樣的字眼。而在城，由於缺糧，居民定量太低，也常發生餓急的人搶糧、搶飯的事。他力主減少和停調貴州的糧食，頻繁奔波於省內各地，既設法施救，調劑糧食供給，傳遞可用代糧物和瓜菜代充饑的信息，卻又苦於杯水車薪，辦法不多，痛心疾首。常因見到死人的慘景掉淚，甚至夜不能寐。

    在他的筆下，出現的貴州有姓有名的各層領導，其實沒有不知道情況嚴重的，卻又各有表現。有頂不住壓力，或要向上麵討好，往下施壓要糧的，有堅持要愛民護民的，有將父母餓死的孤兒集中起來收養的。幹部也成批地因饑餓和營養不良出現浮腫。省甚至把廳局長一級發生浮腫的領導，臨時集中起來住院。王民三一家６口，４人浮腫。廳有５０多人浮腫，他本人因中度浮腫，也被收進醫院，又因重任在肩，很快又投入了工作。

    王民三在日記中，始終在探究這場大饑荒的原因究竟哪？

    當時，趙紫陽在廣東搞瞞產私分糧食的調查，說瞞產私分占到產量的５０％，並向中央寫了報告，王民三見到了中央批轉的這個報告後，在１９５９年３月１日的日記中說：“如果把糧食生產大躍進的成果寄托在反瞞產私分上，不盡適合各地的情況。”他沒去廣東，但覺得這不符合貴州的情況，以他在貴州農村的見聞和了解，哪還有可供瞞產私分的糧食！因此，他在日記中表達了“難道查出瞞產私分，就能證明大躍進的成果嗎？”的疑問。

    國家糧食緊張的情況，在王民三的日記中也有反映。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３日的日記寫道：中央發出緊急電報，各省對糧食上調必須堅決執行保證完成。電報除發給省委外，還發給省廳，從來少見。１９５９年４月３０日的日記寫道：國家交通、鐵道、糧食等部門聯合開電話會，“鐵道部長說，服從糧食運輸，盡最大努力保證上調和出口任務的完成。”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日記寫道：中央召開緊急電話會調糧。他在日記下加注說，中央要保的城市糧食庫存天數，京、津為４天，上海為２天，遼寧為６天。１９６０年５月９日的日記中再次寫道：中央發出緊急通知，為京、津、滬、遼調糧，否則就有脫銷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