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

    理論研究

    作者：袁

    【摘要】《史記》可以算是中國文化史中一顆最為璀璨耀眼的明星。它的文化地位和價值影響力至今都是被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縱觀整部巨作，其最為重要的思想內涵莫過於司馬遷在其《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所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成一家之言，就如對前兩句的注釋一樣，到其所以。因此，對“成一家之言”的解讀就是掌握司馬遷著作《史記》的動機和所期望的目的所在了。

    【關鍵詞】司馬遷；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馬遷著作《史記》最初的動機，莫過於接替並守護其父親司馬談太史公的職責和榮譽。其父親司馬談一直以一位正統的史官自居。在臨終之時，就囑咐司馬遷：“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嚐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有此可見，司馬遷在一個世世代代以作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長，他的骨子也無時無刻也有著一顆振興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經開始出現。其地位特殊性是當今常人無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話時期，文字的發明與創造是與神話祭祀相關的。現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儀式活動的產物，所以最早能運用文字的人是巫師祭司。由於日後生產方式的進步，從事祭祀的巫師也開始用文字記載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學的雛形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了。隨著商周之際對宗教崇拜的下降，人們更開始重視人事的考究，於是主要記載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從巫師祭司的行當中脫離出來，成為了單獨的職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時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羨慕的職業，文人對他們也是甚為推崇。西漢漢文帝時，淮南王劉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論述宗周初年以至戰國時期的學術，說：“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天下二分歸之。文王欲以卑弱製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爾後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進行點評。盡管麵的點評有些偏頗，但是將太史引為一家，也足以說明史家在先秦學術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

    司馬遷生活在西漢武帝時，當時對於國力已然漸漸強盛的統治者來說，物質文明的建設已經算是頂峰了，而在遭受過戰國混戰及秦始皇焚書坑儒過後的文化建設上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了。但是統治者又不想全力複興春秋戰國百家時期的學術自由的環境，畢竟這樣對其的統治力是有所衝擊的。於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即符合國情的需要，也滿足了統治者對權力的掌控。就這樣，原本已經受到戰亂衝擊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麵臨了該抉擇的十字路口了。不過，也正因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采納，側麵也成就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作《史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