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老兵憶抗戰

    訪談錄

    馬士弘，男，原名馬千毅，著名學者、中共老黨員馬識途胞兄，1911年生，重慶忠縣石寶鄉坪山村人。黃埔軍校第11期學員，原國民黨少將副師長。1937年黃埔軍校畢業後，加入陳誠率領的第十五集團軍。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跟隨羅廣文起義。20世紀70年代任成都市政協委員。

    時間：2014年12月8日、12月16日

    地點：成都市成華區馬士弘家中

    口述者：馬士弘先生現年104歲，身體健康，思維清晰，語言流利風趣。在座的還有其弟96歲的馬子超先生。

    下麵是馬士弘先生談話的實錄。

    一、我參加的淞滬會戰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國共已經合作了。蔣介石決心抗戰了，他說中國到了最後關頭，動員軍隊全力抗戰。

    整個中國抗日戰爭是由三大戰場組成的：一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東等廣大地區展開的敵後遊擊戰場；另一個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的戰線近3000公的正麵戰場；三是西南、西北人民抗戰和支援前兩個戰場的大後方戰場。我參加的是正麵戰場。從1937年上海“八一三”戰爭開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由連長、營長一直做到團長，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會戰、保衛武漢大會戰、宜昌戰役、長江石牌要塞保衛戰、常德會戰等重大會戰。這些大的會戰，雙方起碼都是十幾二十幾萬人。小的戰鬥不計其數。

    我當時在十五集團軍42旅，參加了“八一三”淞滬會戰。我們當時駐防在羅店到大廠一線，我當時是偵察連長，羅廣文是旅長，我的父親馬玉之和羅的父親羅宇涵是世交，就介紹我到他手下當兵。我開始在四川部隊，也是連長，但是我看不慣川軍。成天抽大煙，形象太差，我很不愉快，好歹我也是黃埔軍校畢業，怎能在這樣的部隊中工作呢？

    我就找到羅廣文，當時部隊在無錫，戰爭爆發後，我們就調到前線去，先到大廠，大廠在江門後麵一點，後來我們就退到羅店，打了100天，打得很好，壕溝挖得很深，日本的坦克也使不上勁。但是我們的總指揮徐庭瑤在戰略指揮上出現失誤，我們在前麵與日軍作戰，日本人則從我們的後麵杭州灣，沿著滬杭鐵路北上，抄了我們的後路，把我們整個部隊包圍了。他讓部隊撤退，要是不撤退，我們轉過身來打也好。我們以團為單位撤退，這一撤退，上麵日本人飛機轟炸、對麵海上有日本軍艦用炮轟炸，結果亂得不像樣子。我們18軍由陳誠指揮，當時部隊駐守在江北，陳誠命令不要退，我們在夾金這個地方有3個師和2個旅約七八萬人，很多軍隊都是沿著京滬鐵路向南撤退，日軍緊追不舍，這樣一來，日軍後方出現空隙，我們反而安全了。陳誠讓我們一部分過長江往北邊走，我們走南岸到嘉興，後轉到安徽。這樣18軍就分成兩部分，我在長江以南部分。那時，我擔任42旅偵察連連長。到安徽後，在廣德與川軍饒國華部共同抗敵，我們又走到湖口。不到一個月，日軍把杭州占了，沿著漢杭鐵路西進，把南昌也占了，我們跟日軍就隔著鄱陽湖對峙。後來日軍繞路從鄱陽湖到了我軍後方，我們就趕緊沿著浙贛鐵路西進退到湖北陽新。日本人占領湖口後，繼續北上到了馬當要塞。

    馬當要塞是由18師在守護，18師師長的家眷在武漢，日本人來的那一晚，他逃跑到武漢去了，後來被槍斃了。日本的軍艦一來，18師在沒有師長的情況下堅持兩天，馬當要塞最終被攻陷，後來18師潰退至陽新與我們旅合在一起。由於18師是個老部隊，在北伐時期譚延是師長，為保住18師番號就撤銷了42旅番號，羅廣文當18師師長，我從此就在18師了。我們屬於第六戰區，後來參加武漢保衛戰，在湖口要塞阻擊完日寇後，42旅合編為整編第18師，我由連長調任18師參謀處任少校參謀。

    後來，我參加了武漢保衛戰，隨部隊與日軍激戰多日。因三麵受敵，武漢於1938年10月25日淪陷，18師急行軍至汨羅江南岸布防，準備長沙會戰。長沙是我們自己人搞焦土政策，下令燒長沙，卻說是日軍扔炸彈把長沙燒了，其實我們清楚得很。我們退至汨羅江，當時很奇怪啊，日軍還沒來，怎後麵長沙就燒起來了呢？後來知道了是蔣介石下令燒長沙實行焦土政策。

    18師移駐常德數月，於1939年3月奉命移防入川，駐防重慶北碚整訓，並擔任陪都衛戍任務。1940年，日軍分成兩路，一路由荊門經當陽南下，一路由江陵沿江西進，直逼拱衛重慶的宜昌，宜昌戰役打響。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緊急調動18軍到宜昌前線，我所在的18軍18師也由重慶碼頭分乘32艘輪船，經過一天一夜奔赴宜昌急援戰場。當時中國軍隊的師指揮部設在鎮鏡山的高地上。日本人先用飛機偵察，接著水陸並進，迫近宜昌城。我受命將師部直屬工兵營、警衛連、偵察連、機炮連組成一個戰鬥突擊隊，我擔任隊長，工兵營長謝真勳擔任副隊長。我們兵分兩路，由我和謝真勳各率一部阻擊日軍。我們兩路夾攻，很快收複了譚家鋪、古老背。後來，軍事要塞譚公山被攻占後，中國軍隊腹背受敵，18師與日寇在宜昌城內展開巷戰和白刃戰。很多人戰死了。剩下的人繼續堅守，沒有接到命令，一個人都不退半步。舉目所見，鮮血遍地，十分慘烈。我身邊的人，幾小時前還跟我說話，轉眼已經犧牲了。想起一句唐詩“戰士軍前半死生”，很是感慨。

    後來，因為全師傷亡損失過半，我們奉命撤回四川忠縣整補。日軍自1940年攻陷宜昌後，一直意圖攻占長江最後一道防線——石牌要塞。如這個要塞失守，日軍軍艦就可以長驅直入到重慶。蔣介石深知這一戰關係到抗戰最後的勝敗與國家存亡，於是下達死守命令，少將以上軍官立遺書，凡臨陣脫逃者按軍法處置，戰至一人也不準離開要塞。白崇禧親自到石牌來督戰。

    1940年夏，我所在的18師由坪山壩開赴鄂西前線，擔負守衛長江石牌要塞及三峽地區任務。1943年5月，日寇向石牌發起猛烈攻勢，敵我雙方投入兵力達10多萬人。我當時任18師53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有一天，我在柳林溝和日軍一個大隊打了一場艱苦的遭遇戰，戰況驚心動魄，我們打了一天。第二天，我的副營長下巴被子彈打掉了。日軍在對麵山上用機槍掃射，我沒注意到。我正好扭頭，嗖的一下，我自己都不覺得有子彈過去，當時的戰鬥是非常緊張的。那顆子彈從我額頭擦過去，流血了，但我以為是汗水，我身邊的衛兵說，營長，你受傷了。我一摸臉，手上全是血。我當時叮囑衛兵，不要告訴其他人，因為我假如下去治療就沒人指揮了。於是在傷口上塗了點雲南白藥，經過簡單包紮又繼續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