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開紫禁城大門的西洋鍾

    大觀

    作者：舒曼

    拂去歲月的塵埃，西洋鍾作為生動的見證物向我們訴說著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曆史。神奇的自鳴鍾自己擺動、自動鳴時，洋教徒們久攻不破的中國大門，竟然在這細語般的“嘀嗒”聲中悄然打開。400多年過去，天主教並沒有如洋教徒們所願在中華大地上盛行，而這些西洋鍾表的擺動，卻讓這段曆史無法沉寂……

    411年前的一天，儒服儒冠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以貢獻方物為名，風塵仆仆來到京城。這位在中國已煞費苦心近20年的意大利人，懷揣著自己的理想，終於來到紫禁城的大門前，他將厚望寄予自己手中的西洋奇器，並對兩架自鳴鍾格外地看重。

    當時的他並沒有想到，這一次進獻真能如願地實現他夢寐以求的覲見皇帝並得到讚許的目的，取得了在京居留權；更沒有意識到，自鳴鍾的入宮，從此揭開了明清之際以傳教士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一頁。

    歐洲基督教向東方傳教的熱情大約從1540年就開始了，教廷和各個教派的傳教士們不斷地進行著向中國傳教的種種嚐試，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中國。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社會，由於沿海海盜的不斷騷擾，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對外國人產生了一種敵視心理。早期到東方傳教的歐洲傳教士均遭到中國方麵的拒絕。

    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確實令傳教士們大傷腦筋。作為開拓中國傳教事業的先驅者，意大利人羅明堅同樣被這個問題困惑。為了獲得進入中國的機會，他除了努力學習漢語，最重要的一點，是用鍾表等這些在中國人看來奇妙無比的的物品攫取中國高官的歡心。

    “希望教皇賜贈的物品中最為緊要的是裝飾精美的大時鍾。那種可以報時，音響洪亮，擺放在宮廷中的需一架。此外還需要另一種，我從羅馬起程那年，奧爾希尼樞密卿呈獻教皇的那種可套在環。放在掌中的，也可報時打刻的小鍾，或類似的亦可”——1580年羅明堅在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信中這樣說道。

    他還熱情地舉薦他的同窗好友利瑪竇到澳門，為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也就是這一年，羅明堅跟隨葡萄牙商人到廣州進行為時三個月的貿易。這次機會下，他與中國高官和文人廣泛接觸，通過贈送西洋物品，贏得了他們的好感。

    “有一位武官和我特別親近，並且極願意領我到朝廷去，我們認識的動機是由於一架我送給他的鍾表的介紹。”

    傳教士送給廣州官員的禮品在當時的中國人心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這些物件的新奇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成為傳教士打通關節的重要手段。

    1582年，西洋鍾又一次為傳教士們贏得了絕好的機會。這一年，澳門當局派出會講漢語的羅明堅代表主教，檢察官帕涅拉代表市長，攜帶價值千金的西洋珍品送與兩廣總督陳瑞，以求可以將澳門現狀維持下去。而打動陳瑞的，就是自鳴鍾。他甚至寫信叮嚀他們再來時帶上自鳴鍾。

    當年12月，羅明堅攜帶鍾表從澳門啟程，深夜抵達肇慶，去掉包裝，擰緊發條後，時鍾開始擺動，自動鳴時。陳瑞欣喜不已，最終為傳教士提供一塊土地，建造了一處教堂。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傳教士們特意在室內陳列了歐式用品，正麵牆上還掛上鍾表。這隻鍾表就像一個活物自走自鳴，自然受到了中國人的珍視。當地人紛紛前來觀賞，轟動一時，傳教士們一夜之間聲名鵲起。

    “自沙勿略神父起，耶穌會的神父們在過去的40年，為踏入中國費盡千辛萬苦。進入這廣大帝國猶如登天之難，而今卻這般易如反掌了。我們好似身浮夢境、幻境之中。”——羅明堅書信中這樣說道。

    這期間，西洋鍾表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後，在利瑪竇傳教過程中，鍾表隨著他的行程，慢慢傳播開來。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且是經過三年旅行長途跋涉遠道而來的外國人，這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況且我們這還有許多離奇古怪的東西，這也是吸引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像一些精巧的玻璃製品啦，耶穌會長送給我們的那些大大小小製作精美的鍾表啦……中國人都為之驚歎。”

    正是通過鍾表等西洋奇物的贈送、演示，西洋傳教士在中國人心目中贏得了一席之地。當然，如果隻是憑借帶點三棱鏡、自鳴鍾什的東西便要得到中國人的尊敬，是遠遠不夠的。

    對於傳教士來說，隻獲得地方官員和一般民眾的認同對整個傳教事業是遠遠不夠的。在極度集權的中國，要想使基督信仰在全國範圍內立足，必須與最高統治者皇帝進行接觸，並力促其接受這種信仰，至少可以通過他的權威為傳教事業開啟一路綠燈。這一點在早期到中國的傳教士中間是具有共識的。因此，一旦他們踏上中國的土地，就會進一步把目標鎖定在皇帝身上，為此他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傳教士們敲開皇宮大門這一關鍵步驟中，仍然是鍾表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601年，利瑪竇被引見為皇帝獻禮，當時並沒有被受到重視。過了一段時間，萬曆帝才突然想起奏折上所講的自鳴鍾，便問左右：“那座鍾在哪？我說那座自鳴鍾在哪？就是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鍾。”很快，利瑪竇的40多件貢品被送到皇宮中，擺在萬曆帝的麵前。

    在利瑪竇所進的貢品中，最令萬曆帝感興趣的就是自鳴鍾，計有大小兩座。當萬曆帝第一次看見那座較大的鍾時，鍾還沒有調好，到時不響。於是利瑪竇進宮調試，三天，他不分晝夜地給太監們講解自鳴鍾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設法造出當時漢語還沒有的詞語，使太監們很容易地理解。三天後，自鳴鍾終於調整好。看著指針的走動，聽著“嘀嗒”的聲音，萬曆帝非常高興，大賞太監們和利瑪竇。

    在宮中，沒有一座內殿的天花板高得足以容納大時鍾的鍾擺運轉，萬曆帝便命利瑪竇提供圖紙，命工部於第二年特意為此鍾製作了一座鍾樓。這座鍾樓有樓梯、窗戶、走廊、裝飾富麗堂皇，上麵刻滿了人物和亭台，用雞冠石和黃金裝飾得金光閃閃。為做此鍾樓，工部花了1300兩銀子，最後被安裝在禦花園中。

    至於那座鍍金的小自鳴鍾，萬曆帝更是隨時把玩，從不離身。

    “皇帝一直把這個小自鳴鍾放在自己麵前，他喜歡看它並聽它鳴時。”

    這兩架自鳴鍾是皇宮中擁有的最早的現代化機械鍾表。從那時起，把玩品味造型各異的自鳴鍾表成為中國帝王的一種時尚。西洋鍾成為西方傳教士打開中國宮廷的敲門磚。

    在明代，自鳴鍾畢竟是鳳毛麟角，極為少見。到了清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鍾表在皇宮中隨處可見。對於皇帝們而言，鍾表既是計時器，又是陳設品；既是高檔實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藝術傑作。康熙帝在賞賜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的繪有自鳴鍾的牙金扇上題詩：“晝夜循環勝刻漏，綢繆宛轉報時全。陰陽不改衷腸性，萬遙來二百年”。而雍正帝把一對自鳴鍾作為賞物賞給川陝總督年羹堯時，這位重臣即上謝恩折，表述了“喜極感極，而不能措一辭”的心情。到了乾隆年間，西洋鍾表的應用已相當廣泛，不僅宮廷大量收藏，且為達官貴富商巨文人學士加倍珍愛並大力購求。

    在今天的故宮博物院，清宮留存的西洋鍾成了一個十分特殊與珍貴的種類，在世界博物館的同類藏品中也是名列前茅。

    清宮所藏的外國鍾表，包括了英國、法國、瑞士以及美國、日本等國所產，製作年代從18世紀至20世紀初，不僅反映了這200年間世界鍾表發展的曆史，也體現了當時鍾表製造業的最高水平。西洋鍾中以英國18世紀的產品為最多，當時英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英國鍾表也以優美的造型、華麗的裝飾、巧妙的機械轉動裝置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鍾表。來自法國的鍾表多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產品，它們在技術與造型上集中了當時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構思奇妙，設計新穎，反映了法國匠師的創新精神，同時也是法國鍾表製作水平的標誌。瑞士的鍍金魔術鍾、銅鍍金四明鍾、銅鍍金琺琅團支書屏式鍾等，都做工講究，精湛無比。西方各國製造的各式形體小巧的袖珍表，造型豐富，材質珍貴，也紛紛進入中國，受到帝後和顯貴的喜愛。這些藏品，都是各國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產品。令人稱奇的是，多數至今仍能正常使用。

    拂去歲月的塵埃，這些西洋鍾表作為生動的見證物向我們訴說著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曆史。當時來華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他們代表歐洲反宗教改革的保守勢力，來華的目的是傳播天主教，鍾表等西洋奇器隻是他們手中的“敲門磚”，以期博取中國皇帝的好感，放寬對傳教活動的限製。康熙帝尚能通過這些奇器看到西方科學的先進性，而他的子孫們與其祖大相徑庭，隻是把這些奇器當作玩物。他們關心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始終陶醉在天朝的心態中，對中國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也缺乏興趣。結果，西方傳教士並沒有實現預期的在華傳教的願望，中國也沒有通過鍾表這類奇器更多地學習、引進西方的科學知識。隨著國力的衰敝，熱鬧一時的宮廷鍾表熱在嘉慶以後便告式微。

    銅鍍金雄雞動物樓閣式鍾

    鍾由底座和鍾體兩部分組成，底座涼亭式，亭的四柱是綠葉茂盛的棕櫚樹，內立有銅鍍金雄雞，鍾體造型為樓閣式，樓閣建在山石上，山石下鋪玻璃鏡，以示水麵。山石間分布的水法柱表示瀑布。樓閣正麵中央嵌有二針小表，樓閣後麵門內有一放大鏡，能透視內部的花園景致以及山澗的瀑布。樓頂是能升降的小塔，此鍾控製音樂、水法、塔升降的機械在樓閣底部。樂起，山石間水法轉動似瀑布樓帆塔重複升降。這是詹姆斯·考克斯製造的大型鍾表精品之一。

    銅鍍金綬帶鳥人物牽馬鍾

    由上下兩部分組合而成：下部為底座，近似方形，四角以高大、粗壯的銅鍍金棕櫚樹為主柱，托起一方形平麵。底座下部置假山石，四隻鼉龍布列其間，山石正中高處立有一羽毛華麗的綬帶鳥，底座頂部懸掛銅鍍金卷葉與玻璃花組成的吊環，上棲一隻口銜料石花的銅鍍金鸚鵡。方形平麵上為一鑲嵌彩色料石的銅鍍金帳幔，帳頂為彩色料石拚合的寶星花，帳內襯玻璃鏡以形成雙重影象。幔帳所罩的樂箱上有一騎士手牽駿馬，馬披彩色料石鑲嵌花紋的鞍，其上置小表一塊，馬身旁植有棕櫚樹一株。樂箱正麵布景為海濱風景畫，有忙碌的人們與遠去的帆船。機械裝置在樂箱內部。

    啟動機械，於整點報時，樂聲響起，布景人行船航，帳幔上寶星花轉動。這件鍾表由海關采買貢進宮廷，應是1769-1781年英國的鍾表匠詹姆斯·考克斯製造。

    銅鍍金轉入亭式鍾

    鍾底座為木製，上鋪紅色絲絨，四角各站有翼龍。座上堆山石，石上矗立四層亭子。一層為樂箱，內裝音樂及活動玩意裝置，正麵洞穴內有一圈活動人物；二層中間台子上有一挎刀指揮官，其周圍站五名士兵；三層是計時部分，四角立鶴，四柱盤龍，正麵中央為二針白色瓷盤，瓷盤上兩孔左邊是上弦孔，右邊是走時上弦孔，鍾盤口圈嵌白色料石放射狀花；四層四角亦立龍,中間為寶瓶，瓶腹部裝有風輪。上頂有一圓球托飛鷹。

    啟動後，在樂聲中，二層的士兵圍繞指揮官旋轉，一層的活動人物、四層寶瓶腹部風輪及頂部托飛鷹的圓球也同時轉動。

    銅鍍金象馱琵琶擺鍾

    鍾底座四角以獅子為足，下層樂箱正麵有一幅風景畫，內有二層門。樂箱上一隻大象馱著鑲有料石的琵琶形環，上掛二針時鍾，鍾盤上分別顯示有時、分、日曆、朔望日，鍾為琵琶擺。大象頭上跪一頭部纏頭巾的印度人，象腹及象尾後有料石和五朵菠蘿花。

    機器開動，底層樂箱門自開，第二層門打開有人在溪中泛舟；第二層門內是一教堂，隨著樂曲聲大象的眼睛、耳朵、鼻子、尾巴均活動起來，鍾盤周圍及象身周圍的料石花均轉動。

    411年前的一天，儒服儒冠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以貢獻方物為名，風塵仆仆來到京城。這位在中國已煞費苦心近20年的意大利人，懷揣著自己的理想，終於來到紫禁城的大門前，他將厚望寄予自己手中的西洋奇器，並對兩架自鳴鍾格外地看重。

    當時的他並沒有想到，這一次進獻真能如願地實現他夢寐以求的覲見皇帝並得到讚許的目的，取得了在京居留權；更沒有意識到，自鳴鍾的入宮，從此揭開了明清之際以傳教士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一頁。

    歐洲基督教向東方傳教的熱情大約從1540年就開始了，教廷和各個教派的傳教士們不斷地進行著向中國傳教的種種嚐試，千方百計尋找機會進入中國。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社會，由於沿海海盜的不斷騷擾，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對外國人產生了一種敵視心理。早期到東方傳教的歐洲傳教士均遭到中國方麵的拒絕。

    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確實令傳教士們大傷腦筋。作為開拓中國傳教事業的先驅者，意大利人羅明堅同樣被這個問題困惑。為了獲得進入中國的機會，他除了努力學習漢語，最重要的一點，是用鍾表等這些在中國人看來奇妙無比的的物品攫取中國高官的歡心。

    “希望教皇賜贈的物品中最為緊要的是裝飾精美的大時鍾。那種可以報時，音響洪亮，擺放在宮廷中的需一架。此外還需要另一種，我從羅馬起程那年，奧爾希尼樞密卿呈獻教皇的那種可套在環。放在掌中的，也可報時打刻的小鍾，或類似的亦可”——1580年羅明堅在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信中這樣說道。

    他還熱情地舉薦他的同窗好友利瑪竇到澳門，為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也就是這一年，羅明堅跟隨葡萄牙商人到廣州進行為時三個月的貿易。這次機會下，他與中國高官和文人廣泛接觸，通過贈送西洋物品，贏得了他們的好感。

    “有一位武官和我特別親近，並且極願意領我到朝廷去，我們認識的動機是由於一架我送給他的鍾表的介紹。”

    傳教士送給廣州官員的禮品在當時的中國人心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這些物件的新奇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成為傳教士打通關節的重要手段。

    1582年，西洋鍾又一次為傳教士們贏得了絕好的機會。這一年，澳門當局派出會講漢語的羅明堅代表主教，檢察官帕涅拉代表市長，攜帶價值千金的西洋珍品送與兩廣總督陳瑞，以求可以將澳門現狀維持下去。而打動陳瑞的，就是自鳴鍾。他甚至寫信叮嚀他們再來時帶上自鳴鍾。

    當年12月，羅明堅攜帶鍾表從澳門啟程，深夜抵達肇慶，去掉包裝，擰緊發條後，時鍾開始擺動，自動鳴時。陳瑞欣喜不已，最終為傳教士提供一塊土地，建造了一處教堂。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傳教士們特意在室內陳列了歐式用品，正麵牆上還掛上鍾表。這隻鍾表就像一個活物自走自鳴，自然受到了中國人的珍視。當地人紛紛前來觀賞，轟動一時，傳教士們一夜之間聲名鵲起。

    “自沙勿略神父起，耶穌會的神父們在過去的40年，為踏入中國費盡千辛萬苦。進入這廣大帝國猶如登天之難，而今卻這般易如反掌了。我們好似身浮夢境、幻境之中。”——羅明堅書信中這樣說道。

    這期間，西洋鍾表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後，在利瑪竇傳教過程中，鍾表隨著他的行程，慢慢傳播開來。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且是經過三年旅行長途跋涉遠道而來的外國人，這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況且我們這還有許多離奇古怪的東西，這也是吸引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像一些精巧的玻璃製品啦，耶穌會長送給我們的那些大大小小製作精美的鍾表啦……中國人都為之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