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角色的完成

    浮世繪

    作者：張永久

    不死草

    1905年12月1日，施蟄存出生於杭州水亭址錢塘縣學府旁。依照農曆，那一年是蛇年。龍是天上的龍，蛇是地上的龍，《易經》上說：“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他出生時的冬天正是蛇蟄伏地下之時，父親特地為他取字：蟄存。

    “蟄存”是一種人生哲學。施蟄存年輕時身體並不好，卻活到了99歲高齡。他30歲患黃疸病，後多次複發，40歲得傷寒病，久病纏身，苦楚多多，但有一樁好處：讓他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一天吃兩頓飯，過簡樸的生活。他不喜歡吃補品，但是對紅棗、雞蛋、咖啡、粽子、水果等物情有獨鍾。上世紀五十年代起，他活動的範圍基本上是兩點一線——從家到學校，再從學校到家。施老說，寫作是他最大的養生之道。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睡覺，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讀報，每天要看六七份報紙。偶爾出門也隻是去書店，或去看老朋友，閑暇時玩玩古董，品瓷賞玉，再就是無休無止地寫信，整理舊稿。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施蟄存被貶至農村勞動改造，與農人並肩在田間摘棉花，摘著摘著，施老悟出了一條人生道理：當柔軟的棉花受到外部強力擠壓時，縮成一團顯得渺小無力；一旦外部擠壓放鬆，又倔強地恢複了原貌。棉花的妙處在於收放自如的彈性。無為而治，順其自然，老莊哲學的精髓似乎被施老悟透了，他像一株不死草，憑借強大的內心力量頑強生長，無論是烈日炎炎，還是嚴寒霜雪，都會泛起生機盎然的翠綠。

    美國有位女學者叫孫康宜，長期與施蟄存通信探討詞學研究。施老91歲那年，兩人第一次見麵，孫康宜鼓足勇氣問了個哲學性的問題：您認為人生的意義何在？91歲的長者起初報以無言的微笑，接著慢悠悠地答道：“人生說不上什意義。不過是順天命，活下去，完成一個角色。”

    簡短一句話，飽含著他對生命的深沉思考。

    那，這個角色，施老又是如何用一生來完成的呢？

    大學時代

    1923年，施蟄存和好友戴望舒一起進入上海大學讀書。那一年施蟄存19歲，戴望舒晚出生一年，18歲。

    十八九歲的年齡，正是容易被外部世界誘惑的時段。此時，大規模學運浪潮還不像後來那樣如火如荼，偶爾零星爆發的遊行集會，並沒有對施蟄存的生活形成多大幹擾。開學後，施蟄存擔任班長。他購置了生平的第一個日記本，是那種普通的硬麵小型抄簿，用藍黑墨水開始記錄自己的人生。

    7月23日：下午二時後已無課，天氣極好。在江邊讀《園丁集》。

    7月30日：晚飯後，散步宿舍前，忽見六和塔滿綴燈火，晃耀空際，且有梵唄鍾磬聲出林薄，因憶今日為地藏誕日，豈月輪寺有視典耶？遂獨行到月輪寺，僧眾果在唪經，山下漁婦牧豎及同學多人，均行遊廊廡間，甚擁塞。塔門亦開放，頗多登陟者，餘躊躇不敢上。看放焰口至九時。

    8月17日：晚飯後，在程君房中閑談，忽從窗中見錢塘江中燈火列成長行，凡及一二，大是奇觀。遂與程君同下山，在操場前江岸邊瞭望，方知是夜漁也。欻忽間，漁舟繞成圓陣，燈火亦旋作闤形。皓月適照江心，如金剛圈繞水晶鏡也。須臾，忽聞江上沙沙有聲，則數百張網一齊撒下矣。波搖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見此景也。

    8月20日：今天未進城。上午睡覺。下午攜《漸西村人詩集》一冊到徐村江邊大石磯上坐讀，頗艱澀，不數頁即廢輟。

    9月7日：今日課畢後，從圖書館借得拜倫詩一本，攜至山下石橋上讀之。

    若幹年後施蟄存回憶說，大學時代讀書，“在學問方麵並未有多大長進，但在自然景色方麵，倒著實享受了一些。那時我常常帶了書本，在江邊沙灘上找一塊大石頭坐了看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在人們身旁轟轟烈烈地行走，大時代激昂的腳步聲響徹校園內外。各種思潮海浪般喋喋不休地撲來，偌大的中國再也放不下一張書桌，安靜讀書的學子也難免置身事外。施蟄存所在的上海大學，是一個新創辦的貌不驚人的“弄堂大學”，幾個文化人未經去政府注冊，豎起一塊招牌，招了幾十個學生，學校就算成立了，當時上海人稱其為“野雞大學”。盡管如此，但它的精神卻引領時代風氣之先。施蟄存聽過很多老師的課，劉大白、沈雁冰、田漢、惲代英、瞿秋白、方光燾……那些在時空中熠熠閃光的名字，當時也隻有二三十歲。大師群體的出現，與曆史環境有關。那個時代恰逢傳統文化價值體係瓦解以及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在東西方文化互相衝撞的激蕩中，產生了一代偉大的學人。

    大江奔騰，免不了有隨波逐流的泡沫。近代學者蔣廷黻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最壞的大學就是我們所謂的‘野雞大學’。他們很少注意教育問題，專門去搞煽動、演說、運動，去擁護某一方麵或反對某一方麵。所以一旦報上登出中國學生在某地鬧風潮了，我們就會認為參加的人一定是‘野雞大學’的學生。”

    施蟄存最初卷入政治，是好友戴望舒聯係的。施蟄存非常欣賞戴望舒的才華，一生中對戴的提攜和資助不計其數，無微不至的關懷，如兄如父。但是在政治上，戴望舒卻是施蟄存的領路人。1925年初冬，戴望舒、施蟄存、杜衡這三個年輕人加入了共青團和國民黨，每人領到了一張國民黨員的黨證。施蟄存解釋，當時上海還在軍閥統治之下，無論共產黨或國民黨，都是“匪徒”，都在“應予逮捕”之列。施蟄存曾經參加過寥寥無幾的兩三次活動，到西門路一幢弄民房中去開會，到會人數一二十人，各不相識。有一個神秘的交通員，經常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校園的寢室門口，悄悄塞給他們一份通知，一份簡報，或者一疊傳單。到了下一個晚上，八九點鍾，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三個人一起出去散步，一個人走在前麵，留神街頭有無巡捕；一個人掉在後麵，提防身後有人跟蹤；走在中間的人便從口袋抽出折疊好的傳單，挨家挨戶塞入每家的門縫中。“有時候到小店鋪去買一盒火柴，一包紙煙，隨手塞一張傳單在櫃台底下。”

    施蟄存的“革命生涯”也就僅此而已。

    有一天，戴望舒、杜衡到馬浪路一個團小組的屋子去開會。上樓一看，閣樓一片狼藉。桌子上是一架搗毀了的油印機，滿地丟落的都是紙張。一見此情此景，兩人心知不妙，趕緊從樓上退回。在後門口，他們還是被法國巡捕逮住了，扣上手銬，送往嵩山路巡捕房，關了兩天。這一事件的嚴重性還在於：戴、杜二人幾乎被引渡到金華，被軍閥槍斃。幸虧戴望舒的機智應對，才得以脫生。

    殘酷的政治鬥爭，使施蟄存明白了革命並不浪漫。若幹年後，施蟄存剖析自己是“政治上左傾，文藝上自由主義”，他在回答台灣作家鄭明娳、林耀德的提問時說：“四一二事變國共分裂後，我才曉得我們這些小共產黨員隻有死的份，沒有活的機會。葛利爾恰爾曾經說：‘所謂政黨，是指大多數人犧牲，少數人掌權享受。’十八世紀的話，到今天仍然是真理。從此我不再搞政治。戴望舒、杜衡和我都是獨生子，我們都不能犧牲的。”從此，慢慢地，他與政治漸行漸遠，躲進了藝術的象牙塔，做美麗斑斕的白日夢。

    文學工場

    1927年政局突變，國民黨擴大反共，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戴望舒、杜衡是當時政府通緝的“危險分子”，住在家中不安全，於是來到上海鬆江縣，暫住在施蟄存家中的小廂樓。小小避難所，成了他們的文學工場，好幾個月的時間，三個人閉門不出，連樓也不下，每天除了讀書閑談之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寫作、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成果頗豐。戴望舒譯出了法國作家夏多布安的《少女之誓》，杜衡譯出了德國作家海涅的《還鄉集》，施蟄存譯出了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和奧地利作家顯尼誌勒的《蓓爾達·迦蘭夫人》。

    雨中的江南，數不清的悠長而又寂寥的水鄉小巷，兩岸店鋪高高掛著一串串大紅燈籠，阿婆和清純的江南妹子一邊劃船，一邊唱著優美動聽的江南小調。三個人就在這樣的環境，沉湎於文學的迷宮中。

    到了第二年六月，他們與光華書局接洽，準備籌辦一個月刊《文學工場》。刊名頗時髦，且富有革命味兒。刊物編好了兩期，有戴望舒的詩《斷指》、杜衡的翻譯文章《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施蟄存的擬蘇聯式革命小說《追》以及一些蘇聯、日本的外國文學作品。第一期編好的稿子送到上海光華書局，卻遭遇了麻煩。光華書局老板沈鬆泉擔心內容有被禁之虞，不敢刊印出版了。攜稿子去上海送審的戴望舒氣得臉色鐵青，臉上的白麻子漲成了紫紅色，將排好版的稿子重重地摔到桌子上，憤慨地說道：“混蛋！統統排好了版，老板才看內容。說是太左傾了，不敢印行，這個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沈鬆泉！”

    戴望舒說的是氣頭話，其實光華書局老板沈鬆泉並非膽小如鼠之輩。沈鬆泉是光華書局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們所出版的書籍，在題材和內容的選擇上保持著激進大膽的姿態，曾冒險出版過《洪水》等左傾刊物，也出版過張競生驚世駭俗的《性史》。上世紀二十年代，滬上新書業被人稱作黃金時代，說起當時新書業的繁榮，張靜廬、沈鬆泉等人有功與焉。至於《文學工場》的流產，恐怕是因為白色恐怖太過壓抑、而施蟄存的小說《追》直接以上海工人起義為內容，沈鬆泉不得不有所收斂，不敢再冒險出版這本雜誌。

    此後不久，施蟄存與劉鷗等人創辦《無軌列車》，原來準備在《文學工場》上編發的文章大多數都移植過去了。除了革命文學的色彩外，《無軌列車》還熱衷於介紹西方和日本的現代派文藝思潮。

    遭受了這一挫折，戴望舒一直憤憤不平，他排遣憂愁的方式是邀約劉鷗北上，在北京結識了姚蓬子、馮雪峰、馮至、魏金枝、沈從文、丁玲等。施蟄存也去了一家中學當教員，業餘時間從事寫作和翻譯。

    這群人中間的馮雪峰，後來與施蟄存交往密切，成為摯友。

    馮雪峰，浙江義烏人。1927年加入共產黨，1929年參加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擔任“左聯”黨團書記。施蟄存認識他之前，馮雪峰的政治身份還未暴露。文壇少數幾個朋友知道，丁玲此時熱烈地愛上了馮雪峰，然而丁玲已經和胡也頻同居了一段時間，胡對她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離開，胡也頻會自殺。在痛苦而又迷惑的情感漩渦中，馮雪峰和丁玲最後都選擇了閉而不談愛，在心靈深處保留一片淨土，放牧柏拉圖式的愛情。馮雪峰轉移注意力的方法，是將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中。

    據施蟄存回憶，他與馮雪峰第一次見麵頗有戲劇性。施蟄存聽戴望舒介紹過馮雪峰其人後，一直對這個人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有一天，馮雪峰從北京來信，說他非常想來上海，但被許多雜事糾纏，一時還走不開。施蟄存和戴望舒回信，說上海的朋友們十分歡迎他，並且說，施家閣樓上可以安一張床。過了幾個星期，馮雪峰忽然寄來了一封快信，信中說他已決定南歸，不過有個窯姐兒和他相好，願意跟他走，他也想幫助她脫離火坑，可是需要一筆錢為她贖身。

    施蟄存收到這封快信後，立即籌集了一筆錢給馮雪峰匯去。當時，施蟄存在鬆江聯合中學任語文教員，每月工資七十多元，幾個月積攢下來，手頭有二百多元。戴望舒、杜衡各湊了一百多元。錢匯出去之後，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三個人每天都翹首以盼，聚在一起猜測那個窯姐有什背景？長得什模樣？他們毫不懷疑，身為忠誠革命者的馮雪峰，所愛的姑娘肯定不一般，要像茶花女，要像紅拂妓。信和錢寄出去了，北京那邊好久沒有消息，他們開始為馮雪峰擔心，姑娘會不會變心？錢會不會被姑娘誆騙了？

    就在施蟄存等人紛紛猜測時，馮雪峰已經來到了上海。戴望舒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一家旅館，將馮雪峰接到鬆江施蟄存的家中。哪有什窯姐？眼前分明是馮雪峰、戴望舒兩個男人。施蟄存仍然不明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怎樣？你的姑娘沒有來？”馮雪峰和戴望舒相視一笑，施蟄存這才明白，壓根兒就沒有什窯姐。事後，戴望舒告訴施蟄存，馮雪峰為了幫助北京的幾個朋友離京，所以編了窯姐兒的故事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