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魔”代表一種叛逆精神

    浮世繪

    作者：盧歡

    在兩岸觀眾中頗有口碑的“文學大師係列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去年10月在台灣推出第二部，著名詩刊《創世紀》的兩位元老洛夫和弦同時出馬，詩人和詩作同台亮相。

    如今，兩人都已是白發蒼蒼，精神猶健，隻是言談舉止中難掩歲月留下的滄桑。

    詩人俱老，但詩的靈魂仍在。他們就像島嶼的燈塔，高舉著永的火炬，在世界華語文學界照耀、哺育了不止一代詩人。

    今年87歲的洛夫，1949年自湖南衡陽赴台灣生活多年，1996年移居加拿大，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創作詩歌。為紀念詩歌創作70周年，去年底他應邀到深圳、武漢、鄭州、南京等地舉辦新書分享會、讀者見麵會等活動。

    1954年，他與張默、弦共同創辦的“創世紀”詩社讓現代主義詩歌在台灣立足，並成為推動台島現代文學發展的主要力量。這位被稱為“詩魔”的詩人，最初把戰爭與黑色之夢魘作為詩之血骨，以超現實主義表現手法寫出長詩《石室之死亡》，令台灣讀者驚豔。

    後來，他慢慢回到平常之心。早年向西方傾斜幾乎到迷失的程度，後來意識到詩人要長成一棵大樹，就必須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因而“向傳統回眸”，重新認識中國古典詩歌，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現代詩——“以現代為貌，以中國為神”的詩。

    如何麵對古典傳統，在每個當代詩人那都會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解決方案。詩人洛夫被認為是“這個陣營中與古典詩歌係統對接轉換較為順利且成果頗豐的一位”，“他的詩歌顯得特別貼合中國人的審美脾胃”。他的《洛夫詩全集》於2013年被引進大陸出版，並憑此獲得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提名。

    主編《洛夫詩精編》的廈門大學教授徐學則以“雅俗共賞”為關鍵詞來解讀洛夫詩歌的雙重性。在他看來，洛夫的人生跋涉和藝術求索過程，是從雅俗激蕩、雅俗並存到雅俗融合的，更可貴的是洛夫的生命也是雅俗兼具，劫波曆盡卻誌在救贖，以有情之眼觀薄情世間。

    築一切墳墓於耳間，隻想聽清楚/你們出征時的靴聲/所有的玫瑰在一夜間萎落，如同你們的名字/在戰爭中成為一堆號碼，如同你們的疲倦/不複記憶那一座城曾在我心中崩潰/還默禱什，我們已無雙目可閉/已再無法從燃燒中找到我們的第七日/是冬天，就該在我們麵長住/是冰雪，就該進入耳中，脫自己的衣裳/去掩蓋我們赤身的兒子。

    ——選自《石室之死亡》第49節

    長詩從“魔”和“禪”進化演變而來

    盧歡：您詩歌的超現實主義、您的孤絕與爆裂常被人談論。評論家老早之前就給您貼上了“詩魔”的標簽。您本人也好像挺喜歡“魔”這個字，連詩集都取了《魔歌》、《禪魔共舞》這樣的名字。

    洛夫：對於評論家給我的外號“詩魔”，我沒有拒絕，但也沒有公開接受。我理解的“魔”並不是一般概念的“魔”，不是邪門歪道的“魔”。我早年讀法國的小說、詩歌，看到波德萊爾曾說“每個詩人心都有一個魔”，開始也不大理解，但創作之後發現這句話說得很對。“魔”其實代表一種叛逆精神。像反傳統、反道德、反世俗規範這樣的，都是一種叛逆精神。一個詩人、作家剛從事創作或者說剛出道的時候，一定會有一種叛逆精神。前人的作品好像一堵高牆擋在麵前，你要創造一個自己的新世界，必須把這個牆推倒，或者想辦法跳過去。這就是叛逆精神的表現。

    還有一點，是我的詩歌語言、意象，新奇詭異，變化多端。有人說我是語言的魔術師。這也是“詩魔”的一個解釋。

    盧歡：與此同時，您的其他麵孔也被掩蓋、忽略了，包括您在《靈河》時期（1950年代）的情詩，被認為保存著少年洛夫的純真和深情。您怎看待自己不那“魔”的一麵？

    洛夫：“魔”其實就是一個麵具，背後的我還是很正常的。在整個人格構成和思想方麵，我是非常嚴肅正規的，完全看不出有什歪門邪道。對於儒家的思想，我一直很重視。這可以從我的詩歌看得出來。我沒有把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否定掉，隻是表現手法上走了一個不正常的路。那是表象。我後來不是寫了很多長詩嗎？長詩就是從“魔”和“禪”進化演變而來的。如果沒有當年的叛逆，就難以有創造性。尤其對一個詩人來說，創造性是非常重要的。

    盧歡：您十幾歲就開始發表詩和散文了，那時候還在家鄉湖南衡陽。是什觸動您最初拿起筆來創作？

    洛夫：最早的時候，我念了三年私塾，再念小學。我有個叔叔在軍隊工作，每年過年的時候回家，他都要帶大批書籍，大多是《水滸傳》《七俠五義》之類比較通俗的章回體古典小說。那時候我年紀小，書中很多字不認識，但卻看得津津有味。我把書藏在閣樓，躲在麵看，整天不下來，我母親很著急，四處找我，找不到。開始是看《七俠五義》《封神榜》《西遊記》這類的，過了一兩年，慢慢讀《水滸傳》。

    這段閱讀經曆開啟了我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的一扇門。記得私塾老師出題《龍舟爭渡》，我寫了差不多一百字的文章，當然談不上如何文雅了，至少寫得通順。老師批了四個字：“孺子可教”。這是我得到的一個很大的鼓勵。到初中時，老師又出了一個作文題目《秋日的庭院》。我的文章被他劃了個大紅圈，貼到學校的布告欄，給別的同學做榜樣。老師說，你試試投稿吧。我把文章很整齊地抄謄了一遍，投到衡陽的《力報》副刊，過了一個禮拜就發表了。這是我第一篇見諸報紙的文字，當時還得到了一塊半銀元的稿費。拿到這多錢，剛好附近有個書店，我去買了一些雜誌和書。就這樣開始引發我對文學、對寫作的興趣。

    盧歡：好像您早年與中國古典詩歌大體上無緣，閱讀的多是新詩，赴台時行囊中裝著馮至和艾青的詩集。但很快，單讀“五四”的新詩也不能滿足您？

    洛夫：念私塾時，我讀了一些唐詩，《唐詩三百首》比較簡單的詩歌。讀冰心、馮至的詩，那是以後了，我也在報紙上發表了二十幾首詩歌和一些散文。至於新文學的啟蒙，還是讀冰心，包括她的《寄小讀者》，對我以後去台灣都有很大的影響。我讀到她的《相思》，當時感情很單純，也沒有戀愛的經驗，覺得它把一個人想念思念對方的情緒用意象的語言表達出來，對我以後寫抒情詩都有幫助。

    去台灣的早些年，台灣在思想言論上還比較自由。隻要你不觸犯它的政治忌諱，比如攻擊國民黨、蔣介石就行。也因此，我讀了大量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我個人更傾向於超現實主義這個範疇的探索和學習。

    說著說著/我們就到了落馬洲/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手掌開始生汗/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亂如風中的散發/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遠山迎麵飛來/把我撞成了/嚴重的內傷……

    ——選自《邊界望鄉》

    “天涯美學”是我對“大鄉愁”的理解的擴大

    盧歡：1959年金門發生了激烈的炮戰，您在戰火硝煙中寫了代表作《石室之死亡》。因為初次采用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這首長詩被讀者視為一種反傳統的怪物，但對於您來說，自己的詩歌王朝就在此時建成？

    洛夫：那時我在台灣“國防部”的一個軍官外語學校受訓。金門炮戰發生後，我奉派到金門去做新聞聯絡官。所謂新聞聯絡官，就是負責接待各地來的記者，也兼做翻譯官的意思。金門炮戰是轟動全世界的大事件，各國的記者蜂擁而來，我就帶他們到各地采訪，去碉堡、炮兵陣地以及各種廢墟上照相。

    當時兩岸不知道為什有一種奇怪的默契，就是“單打雙不打”。逢雙的日子，禮拜二四六，記者就不來了，那就是我們休息的時間。我住在金門太武山的石室、坑道麵，晚上無聊的時候總是胡思亂想。人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總有很多感慨，我就開始寫《石室之死亡》。有個晚上，在我正準備動手寫的時候，剛好有一個炮彈打到洞頂，坐在我對麵的軍官迅速躲到桌子底下，而我卻一點恐懼感都沒有，詩歌的誘惑力勝過了求生的欲望。我繼續寫完了這首詩。

    1954年，我和張默、弦一起在左營創辦了《創世紀》詩刊，之後我一直擔任了幾十年的總編，辭職以後，還擔任著顧問的虛名。這首詩在當年雜誌的第12期發表，引起了轟動。它寫戰爭，寫死亡，寫愛情，寫各種重大的問題，都是很嚴肅的話題。我覺得，關於死亡、戰爭、人性的陰暗麵這些東西，不適合用清晰的語言表達，所以我就采用了超現實主義的手法。超現實主義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用人的潛意識來寫作。一般人是用顯意識，用清晰的腦子和很有邏輯的思想來寫東西。但超現實主義剛好相反。潛意識是很豐富的思想寶藏，卻是混亂的、不容易掌握的。它比較曖昧、艱澀，但有強烈的一種輻射性的語言的力量和魔力。

    盧歡：這種嚐試的出發點是不是希望破壞道德的、社會的、美學的傳統觀念，去追尋一種新的美與新的秩序？

    洛夫：對。你要想創新一個表現形式或者美學觀念，當然要對舊的、傳統的東西產生反製作用。我開始寫詩的時候很年輕，加上社會上反傳統的呼聲很高，會順應這個思潮。但是，事後檢討起來，這是有問題的，涉及到對傳統文化的錯誤認識。

    盧歡：您在詩集《石室之死亡》的序言中寫道：“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卻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複手段。”這是您當時認為的寫詩的意義所在？

    洛夫：那時我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特別是還受到當時最流行的薩特的“存在主義”的影響。“存在主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興起，對人在苦難中遭遇的經驗以及整個生命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給人一種看問題的新方法。

    這種思想與我當時的人生體驗和心境很契合。從湖南漂流到台灣——一個陌生的島上，我稱之為“人生中的第一次流放”，完全是不安定、彷徨無依、茫然的感覺。所以我很受它的影響。

    盧歡：1949年開始的第一次“流放”，使得您遠離了大陸30年，也寫出了《邊界望鄉》。它被譽為鄉愁詩代表作。同樣，不少台灣詩人的鄉愁詩也流傳很廣。您怎看這些鄉愁詩？

    洛夫：我把鄉愁詩分為兩類。一類是小鄉愁詩，抒發個人的鄉愁，包括對父母、家鄉的懷念等。我是一個人去台灣的，所有家人都在國內，所以幾十年來對童年時代的追憶，對兄弟、同學、朋友的思念，一直成了我心很大的心結。最初在台灣十年，我非常難過，一到晚上都會哭，枕頭總是濕濕的。時間久了，鄉愁在表麵上漸漸淡去，實際上卻深深地潛藏在自己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