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糾“左”述評

    探索與爭鳴

    作者：吳鳴　熊琛

    [摘要]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的9個月時間，毛澤東通過召開各級各類會議、起草決議、批轉報告、找人談話、派人調查研究等多種方式初步糾正已經覺察的“左”傾錯誤。在整個糾“左”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強調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然而，這9個月的糾“左”是在肯定“三麵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不可能充分。在糾“左”問題上，毛澤東又與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之間缺乏有效互動，導致後來糾“左”轉向反右。但前期的糾“左”努力還是為1960年冬以後的糾“左”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同時也為改革開放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帶來了許多重要啟示。

    [關鍵詞]毛澤東糾“左”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述評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毛澤東既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也是較早通過初步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問題並努力加以糾正的領導人。”[1]p123從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領導全黨作了許多努力，開始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傾錯誤。“這一段時間的初步糾‘左’，是全黨‘從錯誤中學習’，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一些新的探索的過程”[1]p538。

    一、毛澤東9個月糾“左”的方式

    這些方式主要包括：召開各級各類會議、起草決議、批轉報告、書寫《黨內通信》、找人談話、派人調查研究、加強理論知識學習等。《毛澤東年譜》詳細記述了1958年11月至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主持召開各種會議的具體情況。通過梳理發現，在這9個月的時間，召開會議的次數之多、時間之長、規格之高非常罕見。對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一些問題，毛澤東直言不諱，許多具有創造性的觀點是毛澤東在這些會議上提出來的，會議通過的一係列決議使糾“左”的力度逐步加大。毛澤東試圖通過密集召開高層會議，統一黨內對自己發現的問題的認識，以便更好地糾正實際工作中過“左”的做法。

    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發現，從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這9個月，毛澤東轉發了大量各部門、各地方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報告並對有些報告進行了修改，在轉發報告和介紹各地經驗的同時均有批語。粗略統計，僅轉發的報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批語就多達100餘次。這對各地迅速把握中央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糾正“左”的做法起了一定作用。

    在已公開出版的毛澤東各類著作、文稿中，以《黨內通信》命名的共有6篇，這就是毛澤東在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撰寫的6篇《黨內通信》。這時正是第二次鄭州會議剛剛結束，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即公社所有製問題，這次會議在糾“左”上邁出了更大步子。為了使會議精神能夠及時有效地向下傳達，盡快扭轉“左”傾思想帶來的不利局麵，毛澤東采用了書寫《黨內通信》這種方式直接向地方下達命令。6篇通信中有4篇是寫給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1篇是寫給省市區黨委書記及中央各部委黨的負責人的；其中唯一的一篇是寫給從省級一直到生產小隊一級的幹部，並通過他們傳達給廣大群眾[2]。這種非常規的方式對於糾正當時已經覺察到的“左”傾錯誤產生了廣泛影響，發揮了較大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調查研究是發現問題的基礎，也是糾“左”的前提條件。早在1958年10月，毛澤東就派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到地方調查，為第一次鄭州會議準備第一手材料。1958年10月19日上午7時，關於到河南遂平調查人民公社問題，毛澤東給陳伯達寫信：“想一下，你和張春橋同誌似以早三天去河南衛星公社進行調查工作為適宜，集中精力在衛星公社調查七天至十天”[3]p463。10月23日下午5時，又給陳伯達寫信：“你們調查研究衛星社大約要一個星期，包括調查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然後，請找遂平縣級同誌們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3]p464除了派人調查，毛澤東每到一地就在專列上找當地各級負責人談話，詳細了解當地人民公社的發展情況，對其中發現的問題及時糾正，並闡述自己對人民公社等一係列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看法，以此來指導各地糾“左”進程。

    毛澤東另一個糾“左”的突出方式就是注重加強各級領導幹部的理論知識學習。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的委員們寫的《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中說，“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誌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現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誌有益”[4]p499-500。毛澤東希望各級領導幹部通過讀書，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來想問題，避免被“左”的冒進思想衝昏頭腦。

    二、毛澤東9個月糾“左”的特點

    毛澤東在9個月的糾“左”實踐中，始終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強調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受主客觀條件的限製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糾“左”又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但從總體上來看，在肯定“三麵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糾“左”，不可能做到充分。

    1.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這9個月的時間，毛澤東有近5個月在外地。除了派遣別人下去調查外，自己也身體力行乘專列赴各地。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58年10月31日晚11時20分，到達石家莊。在專列上同河北省委和石家莊地、市委有關負責人談話。11月1日晨，到達邯鄲。下午，在專列上聽取地、縣委相關負責人的匯報。晚上，到達河南新鄉。在專列上接見了地、縣委相關負責人，並聽取了田家英關於修武縣和七營人民公社調查情況的匯報。11月2日晨1時，到達鄭州。”[4]p481—485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之後繼續乘車南下，途經湖北、湖南、廣東，於12月30日晚上回到北京。1959年2月23日晨零時，乘專列離開北京，途經天津、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於4月14日晚回到北京。這半年毛澤東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度過，每到一地，他必定會接見當地領導幹部，聽取他們的匯報，詳細詢問工作中的困難，通過和地方各級負責人的談話，毛澤東了解到人民公社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再加上閱讀了各方麵的大量材料，漸漸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人民公社等某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也使糾“左”逐漸深入。“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最大的收獲是使黨的政策重新回到現實之中。這個轉變，是跟毛主席、黨中央領導同誌直接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傾聽群眾呼聲分不開的。”[5]p843

    2.強調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毛澤東在鼓勵大家拿出勇氣在經濟建設上來一個“大躍進”的同時，也始終沒有忘記告誡大家要務實，勿圖虛名。他對一步跨越到共產主義的想法表示了不滿：“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6]p436在武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道：“我們現在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4]p519、527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在寫給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六級幹部的《黨內通信》中，把浮誇風提到了違背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高度加以批評。他說：“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7]p49-50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初步遏製了急躁冒進的勢頭，並且繼續降低了工農業各項生產指標。

    3.“摸著石頭過河”的糾“左”。糾“左”的過程，歸根到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這一過程是異常艱辛的，對什是社會主義，它的規律是什，當時的確知之不多，需要邊做邊學，在發現問題後解決問題。毛澤東的認識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深化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八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認為人民公社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在此時，他收到了廣東方麵反映瞞產私分的報告，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製到社的大集體所有製也需要一個過程，為了迅速糾正這一問題，他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毛澤東繼續關注著全國貫徹落實《鄭州會議紀要》的情況。他根據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見，又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製問題、舊賬也要算的問題。”[8]總之，建設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等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事業，沒有經驗可循，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東西，過去是不去管它的。現在我們真正在這搞了，而且全國也議論紛紛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要看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4]p521這也就是說，解決“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隻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調整政策措施。

    4.糾“左”還很不充分。9個月的糾“左”，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從局部上糾正了經濟建設中的許多“左”的做法。“在一些重要方麵，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濫，使經濟混亂的情況有所改變。”[9]p951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中央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仍然加以肯定，毛澤東的思想也一直未能擺脫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糾“左”的範圍和程度變得非常有限，“而且沿著反右派擴大化以後把階級鬥爭當作社會主要矛盾的思路，認為如果懷疑或者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那就是‘觀潮派’和‘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中央已經確定的糾‘左’措施，也遠未完全落實”[10]p375。在毛澤東看來，經過9個月糾“左”已經糾得差不多了，通過召開廬山會議把全黨的認識統一起來，然後滿懷信心地再來一次躍進。毛澤東不允許別人否定“三麵紅旗”，當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上書超出了他許可的範圍時，就轉向反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