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共黨史研究》學術綜述

    綜述與書評

    作者：張建梅

    [摘要]《中共黨史研究》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史研究的重點及趨向。本文立足於2014年《中共黨史研究》刊發的170餘篇文章，按照曆史分期，對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文章進行分類研究，還就中共黨史人物及黨史理論和方法等展開研究，以期對2014年中共黨史領域的學術動態有更好的把握。

    [關鍵詞]2014《中共黨史研究》綜述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研究

    （一）關於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2014年度《中共黨史研究》有4篇文章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情況。國民黨在國共鬥爭激烈之時極力打擊馬克思主義學說，但在其主流報刊上卻頻現馬克思主義。張太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主流報刊上的馬克思學說之運用》（《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中，通過探究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主流報刊上的主流輿論和思想言論，從另一個側麵凸顯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範圍之廣、力度之深，指出馬克思主義學說現身國民黨主流報刊是國民黨想用自由討論的方式導人以“正軌”，從側麵烘托國民黨文化的貧瘠，進而揭示共產黨取得最終勝利的思想原因。長期以來，學界注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情況，但專門研究其在中國翻譯、出版、傳播情況的文章較少。袁雷在《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主要文本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啟示》（《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中著力從傳播史與發展史的角度出發，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主要文本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和傳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研究。李義彬在《也談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會議——兼述西安事變期間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黨史研究》第8期）中指出，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並未收到共產國際的“回電”，認為20日收到的共產國際對於西安事變的指示不利於我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高度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表現出的政治上的成熟。

    徐玉鳳在《抗戰初期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再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中指出，共產國際在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指導過程中強調要保持自身及紅軍的獨立性並爭取不斷壯大。

    （三）關於根據地的研究。2014年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80周年，學術界出現了許多研究其成立、特點等方麵的文章。《中共黨史研究》刊登了6篇探究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文章，此外還有4篇文章探究其他根據地的相關情況。

    1.對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研究。從宏觀角度對陝甘邊區進行研究。在對陝甘邊區進行研究之時必須牢牢把握“兩點一存”的基本原則，全麵認識陝甘邊根據地的特點及曆史作用。毛澤東曾說，“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習近平在2009年視察甘肅慶陽時明確要求對南梁的革命曆史做好研究。王三運在《深刻認識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曆史地位》（《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認清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特點、曆史地位和作用，要將其置於整個中國革命史和黨的建設發展史上去分析，要結合“兩點一存”來把握，要善於分析最新的研究成果。

    從微觀角度對陝甘邊區進行研究。劉慧娟在《略論中共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組織建設》（《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中，詳細介紹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黨組織早期建設、發展情況，指出黨組織的發展與革命武裝力量的增強、根據地的穩定擴大、群眾組織的穩定擴大等密切相關。

    2.對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研究。關於革命根據地政治生活的研究。1927—1949年農民不斷加入中共軍隊是其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因素，傳統觀點認為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是由其天然的階級地位、民族意識等決定，但這種觀點日益無法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齊小林在《華北革命根據地農民參加中共軍隊動機之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中指出，民族國家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覺醒是華北革命根據地農民參加中共軍隊的主要動機，但農民自身物質利益的訴求、擺脫困境的要求及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是其參軍的重要因素。選舉委員會是進行選舉的重要機構，但目前對根據地選舉委員會的研究尚屬薄弱環節。王建華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根據地政權建設中的選舉委員會》（《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中，以中央蘇區和陝甘寧邊區為切入點，考察了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地選舉委員會的建設情況。

    關於革命根據地文化生活的研究。根據地建立之後，對根據地文化的改造與建設成為共產黨的一項重要工作。韓曉莉在《革命與節日——抗戰時期山西革命根據地的節日文化建設》（《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中探究了共產黨對山西革命根據地文化建設所做的努力，作者認為我們在肯定共產黨對抗戰時期傳統節日改造的同時，應賦予其應有的文化魅力與曆史價值。

    （四）關於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研究。2014年《中共黨史研究》上共有8篇文章研究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相關問題。

    1.關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研究。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過分重視民眾運動忽視軍事領導權，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盧毅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忽視軍事”說辨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大革命時期中共未能取得軍隊的領導權與其缺乏經費和武器、國民黨的抵製及共產國際的幹預密切相關，作者認為在維持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取得軍事領導權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反駁了中共在大革命期間忽視軍事的說法。

    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共對新聞界的發動也十分重視，武漢新聞記者聯合會是中共領導下的第一個新聞記者團體。張繼汝在《試論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下的武漢新聞記者聯合會》（《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中，對國民革命時期武漢新聞記者聯合會的情況進行探究，作者認為該組織兼具宣傳與運動民眾的作用，是革命時期武漢民眾運動走向高潮的體現。

    2.關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研究。對蘇區的研究。學術界從社會關係角度對1933年蘇區勞動政策調整的研究較少，對蘇區調整經濟政策的原因也缺乏足夠的認識。何友良在《一九三三年蘇區勞動政策調整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中指出了蘇區調整勞動政策的主要原因，豐富了對1932年蘇區勞動政策的研究。

    一二·九運動是中國現代學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一直倍受學界關注。歐陽軍喜在《一二九運動再研究：一種思想史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中，從思想史的角度探究一二·九運動期間學生運動的思想動力、學生的政治取向及思想來源，指出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一二·九運動內在的思想動力，但後者占據主導地位。

    （五）關於抗日戰爭的研究。從宏觀方麵對抗日戰爭進行研究。學術界對抗日戰爭時期影響中國大國地位取得的重要因素的研究日趨客觀，但大國地位“賜予”說的影響仍未削弱。溫銳、陳濤在《論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大國地位取得之關鍵因素——兼評中國大國地位“賜予”說》（《中共黨史研究》第7期）中，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大國地位“賜予說”進行了評析，指出了抗戰時期中國取得“大國地位”的關鍵因素。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九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闡述了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原因及重要作用。

    此外，2014年對抗日戰爭的研究還集中在政治、文化建設等方麵。

    對抗日戰爭時期政治建設的研究。學界曆來注重對國共兩黨關係的研究。王海軍在《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書刊發行領域的博弈》（《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中，係統梳理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圖書雜誌的查禁及中共領導的反查禁鬥爭，指出國共兩黨在書刊發行領域展開爭奪是搶占文化領導權的重要表現，共產黨所采取的靈活策略極大地擴大了紅色進步書刊在國統區的影響力。

    對抗日戰爭時期文化建設的研究。解放區文學製度的形成以文藝政策的確立為基礎，而解放區文藝政策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理論核心。郭國昌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與延安文藝政策的確立》（《中共黨史研究》第12期）中指出，延安文藝政策的中心在建構前期從“民族——國家——個人”轉變為“階級——政黨——大眾”，在此過程中“毛澤東的文藝理論”逐漸被固定化，成為延安文藝政策的理論核心。作者認為解放區文學走向體製化的過程即為中國文藝政策逐漸確立的過程，其實質為文學的意識形態化。

    （六）關於解放戰爭的研究。學術界對黨的建設一直較為關注。黃進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黑龍江地區“公開建黨”探析》（《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中，對新中國成立初期黑龍江地區的公開建黨情況進行專題研究，作者認為新中國成立前夕黑龍江地區對公開建黨的探索是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研究

    （一）關於新中國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關於政治建設的研究。“四反”運動是1952年上海市工商聯為配合“三反”運動在工商界內部開展的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利、反偷漏稅運動，學術界對該運動研究較少。鄭維偉在《新聞宣傳與政治動員：以上海“四反”運動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中，考察新聞宣傳對政治動員的影響，指出“四反”運動中新聞媒介對資產階級的報道從理論到實踐逐漸深入，但這一時期的新聞宣傳政治性大於事實性，作者認為新聞宣傳服務於政治動員並且是政治動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方麵多效法蘇聯，在廣大鄉村中構建“蘇聯老大哥”形象，與農業集體化的發展密切相關。張海榮的《“蘇聯老大哥”形象的鄉村建構（1949—1956）——以河北省若幹縣域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旨在探究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共在鄉村構建“蘇聯老大哥”形象過程中的內在邏輯、宣傳策略、動員藝術等，指出了50年代初鄉村構建“蘇聯老大哥”形象的積極作用，同時認為在構建“蘇聯老大哥”形象時存在過於臉譜化等問題。

    關於經濟建設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企業陷入產銷困難的境地，學術界對1949年後私營企業命運的研究較少。趙晉在《新中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變革與生存——以劉鴻生家族上海章華毛紡公司為例》（《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中，以劉鴻生家族上海章華毛紡公司為例，探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企業與政府政策和市場變動之間的複雜關係，指出公私合營是私營工商業的必然選擇。此外，新中國初期麵臨的另一重要問題是私營企業的工資調控問題。包樹芳在《上海私營企業的工資調控研究（1949—1952）》（《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中，力求呈現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在收入分配領域的初步探索情況，作者認為工人的利益訴求、國家的調控準則和政府的處理意見是私營企業進行工資調整的重要因素。

    關於科學文化事業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麵臨對教會學校的接收問題，輔仁大學是新中國正式接辦的第一所教會大學。劉建平在《一九五年“輔仁大學事件”曆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輔仁大學事件”不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教會大學的政策出現變化的結果，而是教會撤資後政府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

    關於社會生活的研究。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展開了對舊產婆的改造運動，學術界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比較薄弱。李洪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舊產婆改造》（《中共黨史研究》第6期）中，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舊產婆改造活動進行了探究，認為舊產婆改造運動對科學生育觀念和方法的傳播、婦嬰衛生事業的發展等具有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注重加強對社會史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研究新中國社會救助政策的學術成果。宋國慶、董國強在《試論一九五三年前後中國社會救助政策的調整》（《中共黨史研究》第9期）中指出，1953年前後國家逐步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工業化建設上來，社會救助事業出現大幅收縮，引發了一定的社會問題，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再糾正下社會救助才逐步轉入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