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務頭子

    戴笠對母親很孝敬，從就是一個討人嫌的頑童，長大更是驃悍、桀驁不馴、好勝逞強

    戴笠，又名春風，字雨農，1897年生於浙江省江山縣硤口鎮。他的父親早逝，母親是農村婦女，能認識不少的字，也能記憶和背誦一些封建教條，如《三字經》、《女兒經》、《百家姓》、《朱柏廬家訓》之類的蒙館學童必讀的課本。戴笠對他母親很孝敬，也很怕他母親出來話。每當其發牛脾氣不可理喻時，隻要他母親一出麵，輕言數語，他便會改變凶神惡煞的態度。戴笠死後，大家瞞著她是出國了。由於美國特務頭子梅樂斯兩次到過她的家，她對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鳳等人發起為戴母慶賀80大壽。她活到近90高齡才死去。

    戴笠有一個同胞弟弟名雲霖，年齡比他隻歲，形象與他很相似，脾氣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權勢，保送到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過訓。他取得高教班受訓的資格後，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師長的馬誌超為之管教（馬誌超是軍統的大特務。筆者注）。馬便稱之為“二老板”，安置其為軍需，不久提升到軍需處長，大概是雲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4年秋，當馬誌超奉調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而離開西北時，戴雲霖也離職了。

    戴笠早年有結發的妻子毛秀叢，於抗戰初期因患子宮癌死去。毛氏是一個三從四德的家庭婦女，對其夫千依百順、畏懼異常。毛氏有一個胞弟名毛宗亮，為戴笠做過管家，在特務訓練班作過事務員一類的差事，對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歎地：“毛家的風水被毛人鳳、毛萬兩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黴而死，我是永無出頭之日的。”

    戴笠有一個獨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過高中教育，也在廈門大學混過一年。戴笠曾與十人團拜把兄弟中的王木拉姻親關係，將王的女兒要來做兒媳訂過婚。後來不知怎鬧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個女子結了婚。戴笠從此對兒子不滿，對兒媳也很冷淡，安置在鄉下隨祖母生活。戴藏宜在鄉下辦了一所學，自稱校長，因為十分怕他的父親，一直鄉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縣硤口鎮從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實的中等地主，擁有良田莊園和林場，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這一代，家產無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親張羅，做點針線活補助家用，苦苦撐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從就是一個討人嫌的頑童，長大更是驃悍、桀驁不馴、好勝逞強，是一名團丁隊的打手。每當團防出動清鄉鎮壓農民時，他總是自告奮勇，不辭勞累地去起到獵犬一般的作用；特別是遇到山嶺崎嶇、地勢險要的艱難情況時，他便選擇在風雨交加或者大雪紛飛的深夜，攀藤附葛，親自探龍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後，在鄉間地主武裝民團中混的時間不長，以後便投到新江軍閥周鳳岐部隊中當兵，大約隻有兩年多，又脫離部隊，隻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後戴笠每一談及他的打流生活，連笑帶罵，津津樂道，認為是他發跡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聽來，便是他無賴的醜史。他的醜史隻能由他自己談出來，絕不許他的部屬長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會災難臨頭。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時候，認識了蔣介石、戴季陶和陳果夫等人

    戴笠190年初到上海時，苦於沒有落腳棲身之所，隻好寄居在表弟張冠夫的亭子間。張夫妻倆睡在床鋪上，他就打地鋪，弄得表弟夫婦的生活很不安。張當年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名職員，當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親，短時間內尚無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則不免冷言諷語的。後來戴笠發跡了，念著表弟待他的一點好處，引為親信，一直將張安置在管金櫃、管外匯的崗位上，也為戴笠管私財。張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蘇浙行動委員會少將銜的經理組長。可是戴笠對表弟的妻子一直視同仇人一般，有時指桑罵槐，大罵黃臉婆。張妻不失為有骨氣的女性，並不因為戴笠有權有勢而假以顏色，多年來都是怒而不言地對立著。有一次戴笠到香港與杜月笙有所密謀，張冠夫在港管外匯，因事須向戴笠匯報，欲帶著妻子一道登門問候，借以消除多年來的積怨。可是張妻怎也不聽其夫的勸，一硬到底，堅持不去，戴笠也無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苦，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餓幾是經常的事。後來混不下去又來到杭州，在一個夏，他隻穿一身由灰軍裝改成的便服，他沒有別的衣服，每穿一兩便汗臭難聞，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兩，就去靈隱寺旁邊的湖假裝洗澡遊泳，搶時間將脫下的衣服洗滌幹淨，攤在草皮上晾曬。等到衣服幹了，才出水穿上東遊西逛，探親訪友。他甚至自誇衣服隻有一套，卻比別人穿得幹幹淨淨，比之穿綢著紗還要好。

    有一次他在靈隱寺旁邊洗澡洗衣時，認識了胡宗南。當時胡宗南自吳興鄉湖師範畢業後，在杭州某學當學教員。有一，胡領著一隊學生去靈隱寺湖邊遊覽。學生無意中發現了草地上晾曬的衣服，用石子壓著，他們不解壓上石子的用處，順手將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聲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風把衣褲吹跑了。這時從學生中走出一位帶隊的老師，將拾去的石子追還，同時也覺察到泡在水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兩人相視一笑，似乎有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之中，後來戴笠找到學校去致謝，兩人暢談之後，大有相見恨晚之意，遂成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1年，蔣介石同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經營股票貿易市場，為孫中山集資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又從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開始時，他們視戴笠為癟三，不過是差使跑跑腳、送茶遞水而已。後來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鄉，便問他讀過書沒有，青年人想幹些什的一類關心的話。戴笠那時感到這夥人不像商人，一到晚來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黨，可又不敢出來，便答複：“有飯吃就行。”他趁機又：“青年人要幹，就要像陳英士、徐錫麟一樣，幹得轟轟烈烈。我受過中學教育，當過團丁當過兵，現在打流打到上海來了。”

    從那以後，戴季陶對戴笠改變了態度，對他關心起來。戴笠便改口稱戴季陶做叔叔。蔣介石見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屬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幹。

    但戴笠對陳果夫的使喚卻很不滿意，非常討厭他那股老爺氣，經常在背後罵陳果夫是個肺病鬼。有時陳果夫叫他癟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癟三。

    沒有多久，蔣介石一行人回到廣州，在孫中山的努力下創建黃埔軍校。

    戴笠是一個生幹間諜的料，他在黃埔軍校專事搜集情報，致使周恩來等00多人被捕

    195年，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後，蔣介石在廣東初露頭角。這些情況，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聽到傳，也間或從報紙上看到一些有關蔣介石事跡的報道。於是他便在兒時的好朋友毛人鳳的建議下，到廣東來找蔣介石，他在報考黃埔軍校時沒有毛人鳳那幸運，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他想到去廣東大學(後來改名為中山大學)找校長戴季陶作引薦，然後才見到蔣介石，被收容為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學習。這時他表示要在蔣介石身邊當差，而且很堅決。蔣介石一聽非常高興，要他先當勤務兵再。從此，戴笠便成為蔣介石的忠實追隨者，也是他一生中青雲直上的起點。

    戴笠當了4個月的勤務兵，他是一個生幹間諜的料。包打聽，整東奔西跑，將蔣介石身邊內內外外的情況都搜集來，簡簡單單地列出條條來，送到蔣介石的案前。起初，蔣介石不以為意，當作字紙丟到字紙簍了。戴笠知道沒有看，便又從字紙簍拾起抹平，用壓紙條壓好置之原處，這樣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漸漸感到這可補耳目之不足，於是偶爾麵授機宜，不久即令其下連隊去學騎兵。戴笠明的是一個學生，暗地卻是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報通常都是直接交給蔣介石。蔣介石規定戴笠要密報的有兩大類：第一是注意同學中的思想情況，矛頭指向共產黨員的活動，革命軍人青年聯合會左派分子的活動；第二是監視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動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況。

    胡宗南與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為知交朋友以後，他得風氣之先，入了黃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營長的地位，是經常為戴笠提供情報資料的一人。196年月1日中山艦事變前，胡為戴笠提供的有關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分子活動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別注意的是周恩來當年在第一師充任政治部主任兼東江專區行政督察專員的種種活動，收集的情報資料都交給了戴笠。不久，周恩來及第一師部隊中的政工人員、黨代表等等，不論共產黨員或涉嫌的，自周恩來以下兩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來的是楊光鈺。二十幾年後，楊在解放戰爭中於清風店被俘後，曾坦白交待過這個問題。

    胡靖安在中山艦事變和“四一五”廣東大屠殺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單，對進步學生和官佐們，極盡誣告迫害之能事。戴笠與胡靖安勾結起來所幹的罪惡活動，每每從胡靖安的牢騷中反映出來。有一次軍統局宴請高級幹部聚會時，忘記發請帖給胡靖安，被他知道而來到宴會廳，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指責戴笠看不起他，鬧得參加宴會的人不歡而散。記得他咬牙切齒地罵道：“戴笠，狗婆養的，翻臉無情，如果沒有當年我在廣東提拔他一手，介紹與孫文主義學會的大頭楊引之、賀衷寒、潘佑強等人見麵談過話，誰知道他是老幾？老子毫不自私將名單開給他，否則他又哪去找報功請賞的材料。”

    戴笠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以後又編入第六期騎兵科，雖然沒有畢業，總算是取得了黃埔學生的學籍。但是他學騎兵，是三打漁兩曬網，高興就請假往上跑，自習時就寫信，大家很懷疑他，怎那多信要寫？後來才知道他是跑上頭，寫信通報到校長(指蔣介石)那，看樣子他的來頭很大，所以沒有誰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報的賦，他在黃埔軍校入伍不到半個月，從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煙，卻隨身有煙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請人喝，蘭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隨身帶。這些都是他的交際品，除了少數官長不奉送招待外，凡與他接近認識的都有好處。他特別喜歡當采買，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後來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長交待下來的掛名學生，來頭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懷疑他是有任務的，可是他從來不與人談政治、軍事或爭論問題。他的記憶力很強，隻要見過一麵的，即使十多年不見，一見麵他就能叫出那個人的名字。

    蔣介石對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密報”二字。

    19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戴笠從那起得到校長手諭離校，隨東路軍北上，入閩浙轉入滬寧。他趕在部隊前頭，潛入敵境，打探虛實，有聞必報。他進入江浙境內，利用他在社會上打混時認識的朋友來搞情報，然後用米湯寫在紙上，並派專人將這些情報送給蔣介石(米湯寫的情報，用碘酒一塗，字跡就顯示出來了)。由於他的情報大多數是準確的，所以也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勞。這為他日後取得蔣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礎。

    在北伐期間，他還北上到北平、津、太原、西安、鄭州、開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華北五省，有條有序地組建了自己龐大的特務網。自此以後，凡是內戰都少不了戴笠這個角色。

    在上海時，戴笠拜訪了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楊虎，楊直率地告訴他：“你要在上海搞情報，就得跟一個朋友聯係。”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楊虎帶了戴笠去拜訪杜月笙，戴笠隻不過0歲的年紀，身著整潔的西服，頭發梳得平整光亮，一雙明亮的雙眼睜得很大，他剛離開軍校不久，受在軍校時的影響，談吐也很得體，在杜、楊二人麵前講起話來卻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簡單的客氣話後，他直截了當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報的請求，而杜先生則毫不猶豫地回答：“好吧。以後有事的話，你可以給我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讓萬墨林轉告。”

    後來戴、杜、楊三人成了結拜兄弟（戴笠比他們兩人8到9歲）。

    197年，唐生智雄踞武漢三鎮，擁有兩湖地盤，掌握武力0餘萬，與蔣介石爭下，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唐生智原係湘軍的一個師長，歸屬廣東國民政府後，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西路軍前敵總指揮，與蔣介石各據一方，分庭抗禮。在如此情勢下，蔣介石引為大憂，寢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漢一探虛實。不料事機不密，戴笠被武漢憲兵部隊所捕，連同搜集的情報資料全被抄獲，如果上報，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聽到憲兵連長周偉龍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同學，便要求與周相見，用一套共同擁護校長坐下的詞打動他。周不但釋放了戴笠，而且結為生死之交，棄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嘉獎。以後戴笠引為美談，頻頻告人，還將周列入十人團的前列。周在軍統大特務中，居功而驕，目中無人，連戴笠有時也隻好讓他三分。

    在“雙十二事變”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蔣介石，深得寵信。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蔣介石決定成立軍統

    戴笠平日喜歡誇耀的，是他持有蔣介石賜給的墨寶“艱苦卓絕”四個字，這是他初出茅廬隨東路北伐軍出發前校長親筆寫給他的。因此，他時常自詡是“艱苦卓絕”四字的忠實執行者。後來當軍統在南京雞鵝巷5號辦公時，“十人團”的成員(張炎元、周偉龍、唐縱、徐亮、馬策、胡秋、鄭錫麟、梁幹喬、王木，黃雍)，在熬夜工作這點上，誰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三夜不眠不休，有時吃燒餅油條、喝白開水，一兩頓，就可過一。這與他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驕奢淫亂，揮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兩人。特務頭子唐縱每每談到，在雞鵝巷的歲月，能夠陪著戴笠熬夜而不發牢騷的隻有他一人。

    十人團的正式名稱是“調查通訊組”，對於它斯巴達式緊張而嚴厲的工作風格，有過各種敘述。從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時間從事軍統在全麵發展到後期時所特有的腐敗活動。大夏，在南京這個中國最悶熱的城市工作的戴笠，會經常在十人團位於雞鵝巷5號的總部連續三三夜廢寢忘食地工作，最多隻是就著一杯開水咽下油條之類的點心而已。

    盡管密查組名義上歸陳立夫統一領導，但它的各個部門之間競爭激烈。當戴笠和他的十人團在密查組設在雞鵝巷的辦公處活動的同時，另一個對手組——它被認為是代表了陳立夫“”派的利益，也在瞻園路的辦公處對國民黨非軍事人員中進行反共的調查活動。這個被稱為密查組一科的組由徐恩曾領導，同樣由黨中央總部的秘密資金支付經費。

    與此同時，另一個秘密警察機構在由江西南昌“剿匪”總部管轄的三個省份成立。而蔣介石於191年也開始授命組建諜報科。次年，蔣介石在軍事事務委員會的秘書之一鄧文儀向總司令遞交了一份計劃，要求在“剿共”地區內三個省的保安行營成立調查科，其總部歸南昌保安行營領導。

    19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發表反蔣宣言。戴笠的親信範漢傑潛伏在十九路軍中作參謀處長，對於十九路軍的部隊番號、作戰部署以及團長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鄭介民親自去廈門、福州策動指揮，弄得十九路軍四麵受敵，不戰而北。196年6月，“華南王”陳濟棠興師反蔣，蔣介石引為大患。戴笠派鄭介民去香港策動，利用老牌特務邢山打入陳的空軍內部，封官許願，巨金收買，一夜之間使陳多年苦心經營的一支空軍部隊和機群，幾乎全數起飛投蔣。後來陳部餘漢謀又被蔣介石收買過來，於是不可一世的“華南王”眾叛親離，土崩瓦解。

    蔣介石統治舊中國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黃埔學生打出下；以派包辦黨務，也就是以黨治下；以政學係出謀劃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這三大台柱中，又以黃埔學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門生關係爬上去的。他緊緊抓住黃埔這個招牌，也就成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年月18日，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會議在洛陽召開，會議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為了授予戴笠正式權力，並防止派和黃埔派互相之間的對立增長而削弱自己的情報機構，蔣介石決定使用他新的權力，在軍委之下設立一個正規的情報局，以將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調查部門組合在一起。月下旬，在溥儀作為偽滿洲國傀儡政府首腦登位後不久，蔣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共同決定組織一個“情報網”，“以便抵抗外國侵略，平定國家”。於是，“一個軍事情報機構”便於19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後來作惡多端的軍統。

    因此戴笠原來的“十人團”，現在已成為一個正規的官僚機構。

    同年4月，蔣介石命令在軍委內成立由陳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廳廳長陳綽領導的“調查統計局”。於是三個處相繼成立。第一處是原中央黨部的調查科，即密查組一科，它設在特務處所在的瞻園路，由徐恩曾領導。這個處便成了黨務調查處，後來成為陳立夫抗衡戴笠軍統局的部門——中統局。

    第二個部門是戴笠設在雞鵝巷的特務部，負責監視和調查軍隊，就是後來的“軍統”。被提升為少將的戴笠，把這個部門當作自己的家，而他則是這個家的“家長”。他原來特務部的部下們管他叫這個組織的“老板”。

    第三處先是由丁默管理，後來由金斌領導，負責監查郵電檢查局，後來並入特檢處，辦公處在江西路。

    統計局本應負責協調這三個處的工作。但實際上隻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們自己的人員到設立在南京西華門四條巷軍委特務處總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門自己執行的，他們之間基本沒有什合作。後來蔣介石為了保持自己對這個組織的控製，任命自己的親信鄭介民和徐人翼分別為副處長和軍委特務處的總管。鄭介民曾是廣東的一個冒險家，加入黃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開過一個咖啡店。他也是特務處的審查科長。唐縱任軍委特務處書記時，反對軍閥的雲南紳士邱開基當了執行科科長。

    “十人團”原來的成員中，那些能夠接受戴笠越來越嚴重的家長式獨裁領導的人就在二處呆了下來，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轉到了蔣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權的其他位子上。

    二處現在有了具體的調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領導公開，公開掩護秘密”的原則下利用軍事委員會的權力來擴展它的業務。但它的擴展得通過製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軍事或政府當局下屬的執法部門建立了固定的關係。

    戴笠心也明白，作為一個特務組織，清一色的黃埔學生，有如作繭自縛，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將黃埔學生擺在主腦機關及外勤大單位做骨架，擺給校長看。他對嘍囉們，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語來對待不同的對象。例如對蔣介石稱“老頭子”、“校長”、“領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稱呼，四種稱呼是有分寸的，決不令人不快。他稱呼“老頭子”是用於對平行地位的人的；“校長”是對清一色的黃埔同學用的；“領袖”是紀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務入團宣誓，或在各特務幹部訓練班的講話時用的；“委座”是夾在領袖的稱呼中並用的。真是用盡心機，莫此為甚了。

    戴笠的唯我獨尊、絕對的家長主義作風，是維妙維肖地繼承祖師爺蔣介石而來的。有一次，華北訓練班第一批受訓完畢的學員楊清植，被戴笠委派為浙江警校警士教練所的隊長，限即日前往到差。楊為了安置家眷，趕不上當日的火車，嚇得麵無人色，連忙去報告戴笠。本來楊不去報告還可能無事，一報告便倒黴。戴笠二話不，將楊關了禁閉，半年後才釋放。另一個倒黴的人是戴笠在黃埔軍校時的同學包潛，196年，軍統從杭州警校調一批政治指導員到招商局各長江輪船上去當高級的交通員，被調的都限令當日搭車成行，唯獨包潛一人沒有趕上火車。警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書記長王孔安，逼著包潛雇用一輛汽車星夜趕到南京報到。包潛慌慌張的，自恃是與老板穿過草鞋的同學，以為趕在火車未到之前去報到，總該會討得表揚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將他關押起來。他的這種法西斯的統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團的大頭頭們，好比惡婆婆帶媳婦一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雙十二”事變中的行動，也是他取得蔣介石的寵信的原因之一。

    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張、楊舉行兵諫，蔣介石被扣於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國事為重，出麵斡旋，迫使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而解決了重起內戰的危機，則我國人民遭受的禍害實難想象。戴笠在這次事變中，又是一寶押中，從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歡心而鞏固他的地位。

    “雙十二”事變發生後，報紙上還不曾登載，戴笠已經收到西安站長江雄風的來電。他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先去見了何應欽和複興社的頭頭們，又去見了宋子文、宋美齡等人之後，坐著汽車跑到慧園街慧圓參謀業務訓練班來找餘樂醒，是有要事相商。那時鄭介民、梁幹喬也相繼到來。戴笠哭喪著臉：“如何是好，領袖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劫持了，生死難卜。我見了何部長，他主張立即討伐。見了宋院長和夫人，他們則認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決。賀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張興師問罪。如此情況，領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親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飛簷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領袖，請樂醒兄想出辦法來。”

    他完便大哭起來。大家麵麵相覷，無以為對。餘樂醒流著眼淚：“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飛簷走壁的人，一時何處去找？我願隨戴先生化裝混入西安，再想辦法。”戴笠不置答。

    鄭介民、梁幹喬則在打與不打上做文章。他們都主張打，認為政治解決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打嗎？不打都難得救活命出來，打不是催命符嗎？夫人顧慮重重，認為主張打是別有文章。自古以來，政治如果沒武力作後盾，誰又會與你談，沒有武力便是空談。我看兩手都要，不過打不能真打，隻能作手段，談是目的。隻有兵臨城下，張、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共產黨從中挑撥，我看他們目前窮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這第一，大家默然。餘樂醒提不出實際可行的辦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隨後戴笠隨宋子文兄妹專機去西安，許多人預料他不會活命回來。但是不幾，他自西安歸來，把自己此行同蔣介石當年於永豐艦護衛總理蒙難相比，大言大慚，抬高身價。

    戴笠所屬特務係統訓練青年學生達0萬，訓練武裝部隊亦逾0萬

    194年，由陳立夫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戴笠被任命為這個局的第二處長，雖然戴笠一身兼兩職，名稱前後也不相同，特務處上上下下都稱雞鵝巷5號以代機關之名，從來不自稱第二處，陳立夫知道戴笠是別立門戶的好手，也就不敢過問這個處的一切，以免自討沒趣。張學良將軍與戴笠的私交很厚，將他原作辦事處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給戴笠。這樣，戴笠才有了較寬敞的辦公房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戴笠在上海發了劫收財，並在湯恩伯假公濟私的支援下，由陸根記營造公司於洪公祠擴建了一座五層裝有防彈設備的辦公大樓，可惜他連一也沒有去住過就墜機死去了。這座高樓也就是軍統特務組織演變到保密局最後一幕罪惡曆史的見證物。

    戴笠的官銜稱謂，外麵弄不明白，連特務處的特務也弄不明白。蔣介石叫戴笠為戴科長叫順了口，等於封建帝王叫太監大臣作奴一樣，不論官大官，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銜不論升得多高，總歸是科長。於是老頭子的左右及公館侍衛打雜的，也是照著喊下去。

    195年夏，正當紅軍北上抗日離開江西根據地不久，南昌飛機場發生了大火案，飛機和油庫等付之一炬。本來飛機場的負責者是親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機械化的軍事理論家，平日在蔣介石麵前是很跑紅的。不料突然發生了這場大火，損失巨大，一時謠言紛起，有的是共產黨諜報幹的，有的是日本漢奸們幹的，有的是因購買飛機貪汙分贓不均導致的，甚至還有的是複興社與政學係之間的爭權奪利幹出來的。蔣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鄧文儀一周內破案。可是一周兩周、一個月兩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誰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蔣介石一怒之下，便將鄧文儀撤職，凡鄧手下的特務成員，一律交戴笠接收並入特務處，戴笠為了避開飛機案，免得見罪於複興社的大頭，雖私心歡喜，卻並不親自出馬，而是派黃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鄧係中的第二把手張嚴佛（即張毅夫）率領該調查科百餘人到南京歸並報到。戴笠為了安撫人心，聲言一視同仁，慷慨地任命張毅夫作了一個短期過渡的書記長。戴笠自鳴得意的是通過接收抓到一批留蘇留日的所謂學有專長者。例如這批人中有出賣陳獨秀的謝少冊（即改名的謝力公），著書立的程一鳴，日本通顧子載，等等。戴笠接收的鄧係人物中，被陳誠弄入私囊的有朱代傑、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對陳無可奈何，常常背後詬罵，發泄發泄。

    自並入鄧文儀的攤子，戴笠便開始走了紅運。特務處的組織，內內外外原來不到00人，這時幾乎擴大了一倍。以往特務處沒有定製，經費開銷，捉襟見肘，在蔣介石的特別辦公費薦下開支，批多少算多少。接過鄧的攤子後，有了定製，自此也就敢於大膽造具預算請領經費。戴笠平日認為錢可通神，錢可買得鬼推磨，紅運不紅運，離開了錢，什也談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開機構，極力擴充自己的勢力，來辦他自己為所欲為的特務勾當。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的身份逐漸將警校的大權抓在自己的手。這所警官學校是省府經費開辦的，最先掌握在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驊的手，戴笠怕得罪朱家驊，莫敢伸手獨吞。以後省主席相繼更換，由魯滌平而黃紹竑。魯任主席時，浙江有首民謠：主席病三年，秘書長(魯岱)嫖三年，民政廳長(呂必籌)醉三年，各有千秋。魯病死換來了桂係的黃紹竑做主席。黃對警校也是不聞不問，除了開學、畢業一類的典禮儀式來點綴一下以外，對校事從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應手的環境下，於194年前後，由政治特派員逐漸變成為警校的“太上皇”，將該校人員從校長到處室以及各隊隊長等等，幾乎全部變成了黃埔學生出身的特務骨幹。個別的上層人物，如校長趙龍文、教務處主任酆裕坤這樣的人，也非要進入複興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則是沒有他們飯碗的。

    戴笠對警校學員、學生的培訓和考核極為重視，將認為夠得上做特務幹部條件的，除了極少數保送出國留學外，絕大多數都挑選入甲、乙、丙三種特警訓練班去“深造”。甲訓班設在雄鎮樓，學校內部習稱為“租界”，沒有出入證的人誤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閉的危險。甲訓班培訓高級特務骨幹，挑選是很嚴格的。乙訓班設在警校校本部內，整騎馬、打靶、駕駛、練武術(拳擊、摔跤、擒拿、舉重)等等，這是培訓行動打手的專門技術。丙訓班專收十五六歲的女青年，培訓的課目，除了武術之類以外，特別注意烹調、縫紉、洗滌衣服、理發等等屬於女傭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個從反省院保釋出來的叛徒戴學南做女生管理員，此人是北京女師大畢業，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雖然對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訓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訓練班外，還有電訓班，為訓練無線電工程和收發報通訊的專業人員而設。

    戴笠與另一特務頭子康澤合作的廬山星子特訓班，名曰合作，實際上是寄生的方式。這與杭州警官學校一樣，是利用現成的機構和批準有案的經費來做自己要做的事。在複興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澤兩人既有聯合又有矛盾，這是眾所周知的。194年前後。蔣介石為了“剿共”，居廬山時多，設的大本營有可靠的部隊擔任警衛。但是當蔣介石坐著大轎在牯嶺上上下下，就唯恐從樹林叢中走出刺客，這個責任便落在廬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為了獻殷勤，便多次親自率領浙江警校正在受訓的男女學生，到山上以保衛領袖安全作業為實習課程，既要與康澤合作，也要與山上的警務署合作。戴笠所擬的實習計劃書，事先送蔣介石批閱過。蔣介石在那個計劃書上批了“與康澤合作”五個字。很明顯，蔣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計劃，並非指星子特訓班的合作。戴笠假裝糊塗，對康澤了幾句捧場的語，康也就樂得做順水人情，將合作二字擴大到訓練學生的合作。康澤所辦的星子特訓班畢業的學生，經蔣介石批準有案，可取得中央軍校本校同期畢業學生的學籍待遇。換句話，這些學生與蔣介石便有師生關係，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比之一個省的警官學校或者是特務訓練班的學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戴笠一次將浙江省警校正要畢業的學生，全部送上廬山，派老牌特務謝力公為政治總教官，連謀為隊長，要求康澤另編一個隊從事訓練。六個月結業後，蔣介石賜給每人一柄“軍人魂”佩劍；教官們則各賜一柄鶴頭佩劍，“不成功便成仁”。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盤的勝利。

    戴笠在第一階段的走紅運，如果沒有警校與廬山特訓班的“學生”，那，大量特務骨幹的製造者，就會受到隻有南京那塊的拓荒地的限製，紅運走不起來。

    戴笠的另一特長，就是指使手下特務對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進行綁架和暗殺。

    除了情報工作外，戴笠的另一個長項就是搞暗殺

    19年初，蔣介石親自向戴笠布置的謀殺吉鴻昌和張敬堯的行動。暗殺張敬堯的命令是在河南軍閥開始與日本人勾結後下達的，而戴笠將這個任務交給了特務處華北站站長鄭介民執行。

    鄭介民又把這項行動交給了行動員白世維負責，後者是黃埔軍校七期班畢業生。在特務處的仰慕者們的心目中，白世維（旗人後裔）是個傳統豪傑的典範。因為他具備燕趙之士的氣質，慷慨豪爽，膽大心細，沉著勇敢。

    19年5月的一個早晨8點，白世維和他的同學王木和陳恭澍在北平北場大街甲18號的一個秘密據點與鄭介民碰頭，鄭介民對白：此去必須達成任務！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歸於盡，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手，增加政府的困難，給日本軍閥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還的機會不多，若不幸犧牲，你對家庭有什交待？

    白回答：“家有父母，兩個哥哥，老婆和一個不滿周歲的女兒宗蕙。我家尚有薄產，生活不成問題，若不幸犧牲，希望政府對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顧，就死而瞑目了。”

    張敬堯在北平六國飯店租下了幾個房間。當，白世維帶著“尊嚴和行刺的決心”，找到了這個軍閥的據點。他衝進去將張敬堯擊倒。軍閥女伴的尖叫聲引來了飯店侍從和經理，白世維咄咄逼人的舉動嚇得他們居然讓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順利逃走並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維，1949年後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長，後來當選為台南市參議院參議。

    戴笠的另一個暗殺目標是吉鴻昌。《塘沽停戰協定》簽署後，馮玉祥在19年5月組成了0萬人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副司令，由此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蔣介石迫使馮玉祥辭去總司令的職位後，包括吉鴻昌在內的副總司令們被誘惑投降。但當逮捕他們的命令下達時，國民黨負責這一行動的將軍不肯下手，反而給吉鴻昌提供前往津的交通工具，吉在津租界區安身。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國民飯店租了8號房間。

    戴笠安排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組長陳恭澍負責謀殺吉鴻昌。19年11月9日，陳與另一個行動組特工呂一民到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謀殺失敗了。吉僅被一顆流彈擊中肩頭，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卻被錯殺了。此事件導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鴻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給中方並遣送到北平憲兵部。在何應欽作為“北平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調查了此案後，吉鴻昌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拒絕投降，於19年11月4日英勇就義。

    殺害吉鴻昌被認為是軍統早期戴笠在華北地區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類似“成就”——後來被特務處誇耀為“傑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殺害反蔣的楊杏佛和在浙江海寧殺害史量才。

    19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楊杏佛偕長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車外出，遭國民黨特務襲擊，中彈身亡。在此前，他一直從事反蔣反獨裁的民權運動工作，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單是出於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繼續介入人權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報》大張旗鼓地抨擊政府謀殺楊杏佛。第二是因為史量才堅定地公開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政策。早在19年1月8日上海爆發中日戰爭以後，同蔣介石的膽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錢公開向勇敢保衛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捐獻巨額軍餉。第三個原因與國民政府的“黨化”教育政策有關，這項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執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學術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學位，並“被認為是個納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年朱家驊成了教育部長後，他的中央大學校長的職位由“反布爾什維克同盟”的重要成員、國民黨主要的右翼理論家段錫朋繼任。中央大學的學生強烈反對段錫朋的上任。當段以校長身份出現時，學生造了反。他們毆打新校長，並把他逐出校園。作為報複，政府逮捕了包括學生領導人王誌梁和錢啟明在內的60多名學生。史量才的《申報》積極地攻擊政府的這些措施，譴責這是鎮壓蔣介石在國內的反對派，並用拒絕組成統一戰線抵抗入侵者來從日本人那爭取時間的整個策略的一部分。

    《申報》副刊主編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談”專欄揭露了這些罪行，從而激怒了蔣介石及其支持者們。國民黨社會事務局局長、右翼運動領導人吳醒亞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絕。這三個原因加在一起，特別是《申報》把蔣介石對內迫害人權鬥士和對日妥協兩點明顯地聯係起來，是對蔣介石的直接挑釁。結果，19年秋冬時節，蔣介石對戴笠下令準備謀殺史量才。那時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權威的機構之一上海市參議會任會長。

    戴笠原計劃在上海實行暗殺，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難繞過那的警察保護。然而，194年10月，史量才決定帶全家離開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別墅秋水山莊。戴笠迅速行動起來，成立了一個由趙理君率領的六人行動組，並將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電給浙江省警察局局長趙龍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還從南京雞鵝巷5號派出特務處司機張秉午開一輛黑色別克牌轎車去杭州警察學校。在教官金民傑的協助下，汽車被重漆成別的顏色，車牌也換了，像是一輛南京鹽業銀行的車。

    19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結束度假，準備坐自己司機開的汽車回上海住所。這隊人中還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兒子史永賡、侄女沈麗娟和兒子的同學鄧祖詢，他們經滬杭公路返滬。汽車駛到海寧縣翁家埠附近的博愛鎮時，被一輛別克牌汽車擋住了去路。那輛汽車的牌照是“京字7號”，是金民傑從警察學校弄來的。史的司機黃進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時，前麵那輛車的門開了，凶手們持槍從麵跳下。在一陣子彈掃射下，司機和他的同學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麗娟都被槍彈擊傷倒下。兒子史永賡得以安全逃脫。但史量才被當場槍殺，凶手們將他的屍體拋入一個幹水塘，然後上車一溜煙逃走了。雖然警報器很快響了起來，但警察頭子趙龍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河分所的警察別動隊和汽車檢查站人員會議，好讓趙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蘇的路上不受停車檢查。這時戴笠已經得知使命順利完成，因為趙龍文通過戴笠的內弟毛宗亮給特務處發了密電：“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購得。”

    蔣介石和戴笠雖然機關算盡，卻萬萬沒有想到殘害史量才並殃及其家屬在國內外引起的巨大轟動。著名人士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恐怖主義行為表示憤慨，上海市參議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雖然他們的辭職被上海市政府拒絕，但南京方麵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來平息公憤。蔣介石給史量才家屬發了一係列表示哀悼的唁電，並責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捉拿凶犯歸案。趙龍文假裝積極辦案，並懸賞1000元通緝罪犯。但後來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國，參加197年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以躲避輿論的譴責。由於此案一直未破，魯滌平當了替罪羊，被撤銷省主席的職務，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不久在恥辱中病死。

    政治謀殺很快就與抗日的恐怖主義密切相連：先是在長城抗戰期間和之後的華北，然後是盧溝橋事變後的華南。而與此同時，“刺殺王”王亞樵，繼續刺激著公眾的想像力，尤其是在發生於195年11月南京國民黨第四屆六中全會期間刺殺汪精衛的轟動事件之後。

    然而，暗殺更多的是集體行動。執政黨為“殲滅”共產黨而成立的秘密組織是一種政治工具，強調盲從和一心無二地服從蔣介石和黨中央。參加“剿共”組織“上海市政同誌會”的男女們必須進行會員宣誓，填寫登記表，並同意遵守一係列複雜的與親友、他人和組織內其他人員交往的保密紀律。至於謀殺技術，0年代特務處的刺客們越來越傾向於使用秘密特工暗殺隊和團體訓練單位的現代手段，而非具有傳奇色彩的個人英雄模式。

    在華中為戴笠的秘密特務機構執行政治謀殺的主要的秘密人員，全部由包括組領頭毛森在內的軍統臨澧特訓班的畢業生組成並領導，他們在那受到使用刀槍技術的集體訓練。同樣的集體紀律也用於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成員，如白世維、黃泗欽和陳恭澍。

    蔣介石對特務處華北區行動組的綁架和暗殺活動非常滿意。但讓蔣對戴笠最滿意的地方是出謀劃策擒殺“山東王”韓複一事。

    成功誘殺山東王韓複

    197年8月1日，上海抗日戰爭爆發，蔣介石9月4日自南京發來支電，令戴笠與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內組成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任務是配合國軍作戰，在上海近郊牽製阻擊日軍，並協同保安部隊，嚴防和肅清敵諜、漢奸的騷擾活動等。戴笠接電後，經與杜月笙幾次協商結果，複電遵命辦理，決定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極無線電傳習所為臨時辦公地點，指定沈醉為辦事處長兼人事科長。蘇浙行動委員會擬訂了組織大綱及別動隊總指揮部和各級部隊的編製預算等呈報批準。蘇浙行動委員會有委員9至11人，聘請杜月笙、戴笠、俞鴻鈞、楊虎、劉誌陸、俞作柏等人為委員，公推杜月笙為主任委員，戴笠兼書記長。戴笠設立龐大的書記長辦公室，一手操縱包辦，充分暴露出抓軍權的野心。杜月笙推薦劉誌陸為別動隊總指揮，戴笠推薦楊仲華為總指揮部參謀長。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衛登陸成功，國軍被迫撤退，潰亂不堪；別動隊全告瓦解，以後經過收容整訓，尚餘000多人。杜月笙對這支武裝遊擊部隊從此不再過問。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諸事，於11月15日前後，離滬赴港。後來這支殘部經過補充訓練，改編為忠義救國軍，先後委派俞作柏、周偉龍、馬誌超等為總指揮，將這支部隊擴充到0餘個支隊，號稱10萬之眾。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東省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複聯係，想讓忠義救國軍在山東立住腳跟，日後反攻上海。韓複因與蔣介石有矛盾，沒有答應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對抗日持觀望態度，所屬部隊在日軍的進攻下節節敗退，後於197年1月日棄濟南，繼後又丟失泰安、曲阜、兗州、青島。幾之內，使山東大半陷入敵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來的消息後，心十分冒火，可一時對韓複無可奈何。他從有關方麵獲悉：日本間諜土肥原賢二已與韓複有勾結，妄圖在山東建立偽政權。韓在濟南與日本領事會商五省自治，已經得到日方的允許，但沒有應日本人之請親自簽字。同時，韓又同劉湘、宋哲元密商倒蔣介石活動。蔣介石聞訊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召韓複參加，令戴笠去徐州將韓複逮捕。不料，韓複係山東一霸，聽委員長對丟失濟南有所指責卻哈哈大笑：“濟南丟失，由我負責，不知南京陷落應當由誰負責呢？”於是拒絕出席徐州會議，蔣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實，韓複作為山東的土皇帝，反蔣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擁有個師的軍事實力，蔣介石本來答允給他每個月60萬元軍餉，後來一直沒有兌現，韓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山東的稅務機關，趕走了鹽運使、煙酒印花稅局長，促使蔣、韓矛盾激化。蔣介石殺韓決心已定，遂問計於戴笠。戴笠覺得機會來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韓複於死地的計劃。

    先是，戴笠佯裝奉命至河南開封，為籌劃“北方抗日高級將領軍事會議”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漢至鄭州，後到開封，一路上向有關方麵透露消息，政府要在中原召開重要軍事會議，會議地點設在開封南關袁家花園禮堂，會前要妥善布置出席會議者的住所，尤其如山東省韓主席要來參加，還須準備警衛部隊住宿的地方。鄭州警察局局長楊蔚心直口快，對韓複公然有所批評，戴笠立即嚴加斥責。戴笠的道消息傳進了韓複的耳，韓複果然寬慰自解，對蔣介石的疑慮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當，會了一下在開封駐軍的老友湯恩伯，而後從開封急返武漢，向蔣介石匯報後，又請示了開會的時間。蔣介石指示開會定於198年1月11日正式召開。戴笠建議以避免日本飛機擾亂為借口，開會時間定在當夜晚7時，接著又示意軍委會致電韓複偽稱：“因沿途不靖，蔣委員長關照保證韓主席的安全，特請多帶衛隊，嚴加防護”雲雲。韓複看過軍委會的電報，麵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衛一個團，隨身警衛員10人，由隴海路掛專列，浩浩蕩蕩，開往開封赴會。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鳳、王兆槐先到開封。11日，戴笠親隨蔣介石到開封。當日，韓複亦到開封，接待人員奉戴笠之命到車站迎接，轉告韓複是警衛團住地尚在打掃，請暫留在車廂稍候。韓複隨帶警衛員10人脫離警衛團至開會地點南關袁家花園禮堂，時已傍晚。

    開封南關袁家花園禮堂，經戴笠精心布置，門口張貼了一張“通知”：參加會議的各位將領請在此下車。韓複下車後，進入第二道門口，見左旁的門房上貼著“隨員接待處”字樣，韓的衛兵被留在“接待處”。隨後，韓複來到“副官處”，又看到上麵貼有一張通知：“奉委座諭：今日召開高級軍理會議，為慎重起見，所有與會將領，不得攜帶武器進入禮堂，請將隨身攜帶武器，暫交副官處保管，俟會議結束後，憑收據取回。”

    韓複不疑此中有詐，將兩支手槍交給了副官處。不想韓複交了槍；開封空襲警報大作，韓複稀糊塗被擁擠進入禮堂。他那留在車廂的警衛團，也被火車頭強行拖走，飛馳至湯恩伯部隊的包圍圈，被解除了武裝。

    過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劉峙、宋哲元等高級將領都已到場。會議開始，蔣介石手拿著一本書，先問大家，誰帶有《步兵操典》，結果隻有一個人回答帶有此書。蔣介石指責道，在俘獲的敵人身上，常發現帶有此書，而我們帶這本書的卻很少，足見我們不注意戰時訓練。蔣介石隨即把話題一轉，又，抗戰勝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從中央和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沒有命令，絕對不準擅自後退。但有的人就是不聽命令。你自己不聽命令，你的部隊怎能聽你的指揮？蔣介石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韓複而發的。韓複此時在座位上，臉色青一陣紫一陣。中間休息的時候，蔣介石派人請韓複到休息室談話。半時後，蔣介石在會上宣布，韓複違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戰場撤退，現在已經把他扣押交軍法訊辦。當時到會的人，均為之愕然。宋哲元將軍特別激動，當即站起來為韓複求情：“韓複不聽命令，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原諒他是一個粗人，從輕發落。”此時，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來，蔣介石連聲嗯嗯，遂即宣布散會。

    原來，韓複一離開會場走進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鳳和於兆槐指揮一批打手挾持韓複到開封火車站，登上事先準備好的專列。由他和龔仙舫直接指揮，憲兵便衣荷槍實彈，外加湯恩伯部隊的一個連押送。當夜專列開至漢口，將韓複關押在軍統局漢口招待所，禁止與任何人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