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梟雄——康澤

類別:都市言情 作者:吳學華 本章:軍統梟雄——康澤

    八大特務頭子

    黃埔三期生,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

    康澤,字兆民,四川省安嶽縣人,1904年農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嶽縣雙龍鋪(今來鳳鄉)山坳的一個普通的村民家。以屠豬為業的父親康曆全,依照康氏族譜給他取名代賓。代賓7歲那年,父親因病丟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親康何氏常年手工紡織來維持艱辛的生活。

    康代賓8歲開始在雙龍鋪村塾上學。兩年後,母親送他到聖泉寺通賢場學讀書,吃住在大姑母吳康氏家。學校有一位叫羅用之的老師,對康代賓發憤攻讀頗為賞識,常常給他鼓勵和幫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繼續升學。其母為減輕自己的勞動,給他收養了一個童養媳。這童養媳年紀雖不大,但卻非常賢惠勤儉,一心一意幫助康母操持家務,讓康代賓在外安心讀書。

    1919年,康代賓15歲,從通賢場學轉到安嶽縣城縣高等學讀書,翌年考入安嶽中學。在中學讀書期間,康代賓學習成績連年皆名列前茅,同時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慘象,萌生了救國救民的思想。

    194年,康代賓中學畢業時,聽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島創辦陸軍軍官學校,便躍躍欲試,想去投考。在進步教師李生、劉卓安的幫助和族人康紀鴻的接濟下,康代賓遠赴廣州,於19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因他對當年曾拚著一死去刺殺清王朝攝政王載灃的年輕革命黨人汪精衛十分景仰,便在入學後效法汪兆銘(汪精衛字兆銘),改名兆名,號澤。以後,以號代名,遂以“康澤”之名聞於世。從此,康澤講話的舉止、動作、辭令一概模仿汪精衛。康澤長於演講,記憶力很強,在各種場合講話從不帶講稿,而且詞句簡練,有條不紊,經長期模仿,還真有點汪精衛的風度和派頭。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康澤學習勤奮,性格剛強,生活樸實。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區農民那種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傳統美德,不貪玩樂,甚至節假日也不外出遊逛。有個星期日,康澤獨自在教室聚精會神地整理校長的訓話筆記,突然聽到有腳步聲,轉頭一看,見是校長蔣介石在教官陪同下進了教室。康澤趕忙放下筆起身作立正姿勢。蔣介石徑直來到他的身邊,翻閱了他的筆記,問道:“你叫什名字?為何不休息?”教官介紹道:“他叫康澤,學習很用功。”蔣介石頻頻點頭,叫他坐下。從此,康澤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學生”的印象。

    畢業後,經蔣介石推薦,康澤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繼續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康澤與賀衷寒、鄧文儀、鄭介民、穀正鋼、穀正鼎為同期同學。他們氣味相投,欲在政治聯合中形成自己的勢力。他們看到,在中山大學就讀的有三四百名中國國民黨黨員,就想拉這些人結成派係,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於是,大家推舉賀衷寒領銜,康澤助之,以留法學生中有國民黨、共產黨旅歐支部為由,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旅莫支部。這個活動,因遭到校方堅決製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批準,鬧騰了一陣子便流產了。

    197年10月,康澤從蘇聯回國,任北伐軍總司令部侍從參謀。同年冬,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199年11月,軍中政治部撤銷,康澤改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剿匪”宣傳大隊隊長,在職兩年,曾參加中原大戰和反共軍事“圍剿”。

    191年“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救亡熱潮在全國興起。但蔣介石此時並不熱心抗日,而是考慮如何對付共產黨人,於是南昌行營別動總隊成立,康澤任少將總隊長,在江西剿共時期為蔣所重用。在共產黨人曾建立過的根據地,康澤的別動總隊特別活躍,督促地方進行清剿,恢複政權行使。

    “剿匪”失敗,蔣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脅,他開始整冥思苦想,盤算著建立一個新組織,用以加強他的獨裁統治。他慣以采用罵人誘導的方式,讓下屬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

    該年11月初,蔣介石召集康澤、賀衷寒等十幾個得意門生開會,叫罵了一通就宣布散會,過了幾,蔣介石又連續兩次召集這些人開會,再三重複罵過的話。

    當這幫學生中終於有人提議要團結起來時,蔣介石順勢表露了一點心跡:“你們怎樣能團結起來?今團結,明就鬧意見。好吧,你們試試也可以。我想,我們要有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我們今的力量是夠的。”

    康澤這個忠實的學生對校長的話心領神會,便站起來:“據我所知,蘇聯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選最忠實最幹練的黨員去組織的。”

    蔣介石聽後便指示:“你們慢慢去研究吧。”過後,學生們對校長意思研究的結果是建立一個新組織,康澤被推舉為五個籌備人之一,負責起草紀律條例。

    19年月,蔣介石又召集這幫學生開會,康澤把起草的紀律條例呈報給蔣介石,其主要內容是:“(1)不得違抗命令;()不得有組織;()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傾陷同誌;違犯以上四條之一者,處以極刑;(5)不得貪贓納賄;(6)不得狂嫖濫賭;(7)不得娶妾;違犯以上三條之一者,視情節輕重,處以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對於新組織的名稱,康澤主張叫“複興社”,賀衷寒主張用“力行社”,酆悌主張稱“救亡社”,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和所提的名稱建議都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結果新組織就定名為“中華民族複興社”,簡稱“複興社”。

    19年月初,複興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會議選出康澤等9人為複興社中央幹事會幹事,蔣介石指定滕傑為書記,康澤任宣傳處處長。

    蔣介石非常信任康澤,常康澤是他的高參,他經常就某個問題征求其得意門生康澤的看法,但對康言的采納與拒絕,則視情而定。當時,康澤的軍校第六期同學楊周熙在軍政部交通研究所當隊長,他寫了《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一書,呈送給蔣介石,蔣介石讓康澤審查此書。康澤通過與楊的接觸,認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長匯報楊是想搞投機。但是蔣介石並沒有采納,而是把書名中“法西斯化”四個字改為“複興運動”,使書名變成《三民主義之複興運動》,書中內容照舊,便同意該書出版。蔣介石不但批準楊周熙參加了複興社,還指派他到德國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澤作為複興社的宣傳處長,竭盡全力為蔣介石搖旗喊。4月初,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拿出一紙條,上寫“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然後“你們就根據這作宣傳”。並指令康澤寫個宣傳提綱。康澤反複揣度校長的心理,並按紙條上寫的原則,寫了一份有16條內容的宣傳提綱。他向蔣介石口述所擬的宣傳提綱,蔣介石聽後十分滿意,當場拍板定稿。宣傳處是複興社的喉舌,康澤自然十分重視報紙宣傳。南京在《建業日報》原為軍校調查科陳奠南等人所辦,191年由於債台高壘,陳找到康澤,希望他能接辦。

    在醞釀成立複興社時,康澤曾向蔣介石提及此事。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後,在奉化溪口寫了個條子給康澤,叫他在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周守梅處領取000元。康澤領到此款後,就接收了《建業日報》,以此為基礎,開始籌辦《中國日報》。19年1月1日,《中國日報》創刊,康澤擔任報社社長。月初複興社成立後,該報即轉為複興社的機關報。

    複興社成立時,南京有70多名失業的軍校生在軍校畢業生調查處登記,經蔣介石批準,設立了“特別研究班”,專門對這批人進行短期訓練和考核,然後再委派工作,康澤被任命為研究班主任,負責此項工作的實施,該班以南京明瓦廊軍委會政訓處為班址,訓練期為個月,蔣介石對此很重視,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訓話一次,一些社會名流也經常來講演。該班在康澤的主持下,主要向學員灌輸“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理論,培養學生無條件服從命令,絕對效忠蔣介石。該研究班期滿後,學員被分配到《中國日報》、南京地區軍事學校、豫鄂皖三省“剿總”政訓處、厚生消費合作社等單位工作,成為一批忠蔣反共的骨幹分子。

    複興社成立初始,經蔣介石批準,還成立了兩個外圍組織,即“革命青年同誌會”和“革命軍人同誌會”。“革命青年同誌會”的發展對象是普通學校學生,由康澤擔任該會書記。由於他竭力效忠蔣介石,因而受到蔣介石的提攜,197年9月至198年4月,康澤曾提任第五任複興社中央常務幹事會書記長。

    19年7月,蔣介石在南昌開辦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康澤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學生來源為軍校1至7期的失業軍官和少數大中專學校的失學青年。康澤在任期間,身穿一套士兵服裝,腰紮一根窄皮帶,腳蹬一雙草鞋,腰間掛一支左輪手槍,經常與學員進行交談。不久,軍校駐贛暑期研究班改名為軍校特別研究班。

    此外,赴德國、意大利考察歸來的楊周熙上呈蔣介石一個考察報告,建立模仿納粹黨衛軍的組織、編製、裝備,搞一支“別動隊”。而康澤正奉蔣介石之命,準備成立一個“特務警察隊”,蔣介石就把考察報告交給他作參考。於是,康澤呈報蔣介石批準,正式采用了“別動隊”名稱。

    複興社的五人團之一、別動隊魁首、蔣介石的高參;他積極反共,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獨裁政權用力賣命,被蔣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年10月日,軍委會別動隊在廬山成立,康澤就任別動隊總隊長。這是一支反動的特務武裝部隊,人員全部出自軍校特別研究班。總隊部設參謀、指導、總務等組,下轄三個大隊。大隊相當於營的編製,轄三個中隊,中隊轄三個區隊,區隊轄三個分隊。各中隊的第一區隊是便衣隊,身著便衣,持特務證,可優先搭乘一切公私車輛,出入各種娛樂場所,並可調用指揮當地一個連的兵力。別動成員分隊員和預備隊員兩種,隊員是軍校畢業生,預備隊員為部隊保送受訓的軍士。大隊和中隊都設有指導員,負責政治教育和對外工作。中隊以上幹部大多數是複興社分子。

    康澤所領導的軍委會別動隊不同於國民黨的一般部隊,它是一支執行特殊任務的武裝力量,以政治為主,作戰為輔,其任務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動於接近作戰地區的蔣軍後方,開展所謂的“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鋒。康澤經常訓導別動隊成員,要服從命令,效忠黨國,“生的進來,死的出去”,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獨裁政權賣命。

    別動隊一成立,就在康澤的率領下參加了蔣介石對紅軍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駐紮於江西、福建兩省。其具體活動是:(1)推行保甲製度;()在民間實施反共政治軍事訓練;()收容訓練蘇區逃亡地主;(4)推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5)維護國民黨軍隊的軍風軍紀;(6)吹捧推崇蔣介石。

    除此之外,康澤的別動隊還擔負監視非蔣介石係軍政人員的任務,所以,人們對別動隊都側目而視,稱之為“禦林軍”、“子門生”、“監軍”、“蔣委員長耳目”、“見官大一級”等等。在個別情況下,別動隊也同紅軍股部隊及遊擊隊打仗。195年夏,康澤將別隊擴編為七個大隊和一個巡輯隊,並於大隊之上增設支隊一級。

    蔣介石十分欣賞康澤的才幹,將其別動隊調往四川,讓他兼任行營參謀團政訓處長、四川省保安處政訓室主任、四川國民軍訓會主任委員和峨嵋軍官訓練團政訓組副組長等要職,把四川方麵的事都交給他負責。

    以康澤為代表的蔣派勢力伸入四川後,引起了以劉湘為首的當地實力派的極大不安,雙方明爭暗鬥,互不相讓。

    康澤到成都後,住在位於黃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一到晚車水馬龍,三請六宴,高朋滿座,不可一世。住在對麵的川軍李注東旅官兵看不過眼,有晚上在康澤乘車歸來時,李旅發動突然襲擊,將他的司機和衛兵抓走,康澤在副官易秋泰的保護下得以脫身。他當晚移住瀛環中學第一中隊隊部,加強了戒備,但仍感不安全,又連夜遷往鄧錫侯手下將領家中居住。這是蔣派中央勢力和四川地方勢力矛盾尖銳化的表現。兩派之間不但武鬥,而且文攻。與劉湘合作的張瀾寫了一篇名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製蔣派勢力的滲透。康澤馬上授意尹昌齡寫了一篇《異哉所謂川人治川》的文章,對川派勢力加以反擊。雙方唇槍舌劍,互不服氣。

    康澤及其別動隊在四川各地複興社組織和保安處各區政訓室的配合下,開展了一係列的反共活動,一是構築碉堡,阻截長征中的紅軍;二是訓練保甲骨幹,加強基層政權;三是監軍督戰;四是收買革命陣營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動在一定的區域內取得了一些成效,為此他進一步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並被蔣看作青年精英。

    喜歡別人稱其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勢力

    抗日戰爭爆發後,康澤更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等要職。並且還負責指揮李香權旅、公秉藩師和張蔭梧的河北民軍。

    但好景不長,由於國民黨內部的派係爭鬥,康澤所兼的一些職務不久就易手他人了。關於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主任的職位,陳誠為了將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將該班並入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改稱為留日學生歸國訓練班,把康澤拋在了一邊。關於中央軍事學校特別訓練主任的職位,196年曾被潘佑強奪去,不久,康澤又從潘手中搶回。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從19年7月開辦到結束曆時1年,它既是培養蔣介石係軍事、政工人員的場所,又是訓練職業特務、別動隊員的搖籃。特訓班是康澤效忠蔣介石的一大作為,也是他升官發財的資本,正如蔣介石喜歡別人叫他“校長”一樣,康澤喜歡別人稱其為“主任”,其目的都是為了培養個人勢力。關於政治部第二廳廳長的職位,因198年康澤與陳誠的關係惡化,廳長一職被杜心如搶去。就連禁煙督察處緝私主任的職位也被別人奪去了。

    抗戰初期,康澤曾圖謀向軍事方麵發展,企望將別動隊改為警衛軍。他首先把各大隊的兩個中隊改為步兵營,隻剩下一個隊員中隊,然後到上層去活動,由於康澤與陳誠矛盾尖銳,便走軍委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長何應欽的門路。但陳誠是軍委會政治部長兼第六、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並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蔣介石的親信,號稱“委員長”。何應欽雖係軍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陳誠,對於康澤之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康澤的警衛軍長之夢終未實現。

    “八一三”上海抗戰時,別動隊曾派一、五兩個大隊到上海附近應付,上海撤退時第一大隊全部潰散。198年徐州會戰時,別動隊派了第四大隊的一個中隊前往,旋即撤回。抗戰時期,別動隊的其它大隊或從事搜刮民財,或駐在川陝大後方監視異己。

    因別動隊作用特殊、地位顯赫,許多要員都企圖染指於它。軍統頭子戴笠曾圖謀控製別動隊,向蔣介石保薦其心腹黃珍吾為別動隊副總隊長。後又借口康澤兼職過多,升任黃為代理總隊長,一舉取康而代之。康澤也不甘示弱,設計把黃珍吾趕走,又重新控製了別動隊一個時期,才以其親信劉伯龍升任總隊長。為牽製劉伯龍,康澤又提升親信馬維驥為副總隊長兼支隊長。199年別動隊被正式改編,大部分編為新編第二十八師和第二十九師,餘部編入軍法執行總監部執法總隊和軍政部補充兵員訓練處。新編第二十九師曾任重慶衛戍部隊,1941年在滇緬邊境為日軍所敗。

    康澤卸除了別動隊總隊長職務後,專任內政部青年訓導總團主任,該團設在重慶市郊五雲山。康澤此時努力執行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利用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派特務到八路軍、新四軍中搜集情報,然後借回軍委會述職為名,將情報報給康澤,由康轉報國民黨軍委會。康澤為發展個人勢力,還時常保薦其心腹出任要職,如舉薦王元輝當四川保安處長,等等,所以,雖然軍委會別動隊不存在了,但康澤勢力卻繼續發展,康澤的觸角已伸向更多的黨政軍機構。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過程中十分活躍

    197年5月至9月,康澤作為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談判。5月的一,康澤奉命到廬山牯嶺去見蔣介石,進入會客室後看到張治中也在座,蔣介石遞給康澤兩份文件,內容是有關國共兩黨合作的共產黨軍隊改編的問題。蔣介石:“這些問題,都談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鉛筆打了問號的,還有點問題,你拿去研究一下。”接著又對康澤:“你以後就參加國共談判。現在周恩來他們已經到南京來了,你和立夫先生、張治中一道去和他們談。”

    過了幾,康澤和張治中在南京與陳立夫會麵,陳立夫對國共談判的有關問題談了他的意見,康澤當時隻是恭恭敬敬地聽,沒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他知道,陳立夫位高權重,自己稍有不慎,就會得罪這位重臣。所以,康澤打定主意,關於談判原則完全聽從陳立夫的。臨走時,三個人約定,在和共產黨代表談判之前,先把預備談的問題商量好一個腹案。

    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後,召見了康澤,吩咐:“你去準備一批副職人員,從副師長到副連長,還有行政人員,從行政專員到縣長、區長,將來派到陝北去。”

    蔣介石當時的打算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就用這批人員去改造和控製中共的軍隊和政權。他還打算在八路軍三個師之上不設指揮機關,直接由國民黨軍委會來管理和指揮。當時,康澤問蔣介石:“毛澤東、朱德怎安置?”蔣介石斷然回答:“要他們出國到蘇聯去。”召見之後,康澤就從特訓班和別動隊中挑選了三人,擬任陝八路軍三個師副師長,挑選劉已達擬任陝北行政專員,還挑選了其他所需人員,並帶他們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召見時簡單地講了幾句話,勉勵他們好好為黨國效勞。後由於共產黨的堅決拒絕,這批人最終也未派去。

    7月間,蔣介石又召見康澤,商討向陝北派邊區主席一事。康澤向蔣介石建議:“共產黨提出在於右任、張繼、宋子文三人中擇一人去當邊區主席,我覺得都不適宜。張繼先生對黨雖然很忠誠,但易感情用事,於右任先生也是一樣,都經不得一拍,共產黨對他們好了,他們就會跟著共產黨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對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蔣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認為“他們三人都不適宜”。

    康澤又向蔣介石進言:“黨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樣?丁先生平時處人也很好。”蔣介石對此提議表示讚同。於是,康澤便奉蔣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見,丁表示同意。康澤報告,蔣介石當下午就召見了丁維汾。不久,蔣介石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陝北邊區主席,獲得通過。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希望中共趕快出兵,便召康澤吩咐:“快去通知周恩來,叫他們趕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編了。各級副職人員、政工人員、行政人員也都不派了。”康澤立即打電話通知了中共談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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