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務頭子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在非浙籍黃埔生中，是少數受蔣介石寵信的佼佼者之一；成為一個受蘇俄教育又轉而反對蘇俄的人

    鄧文儀，字雪冰，1906年11月日生於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擺地攤的，父親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雜貨店的店主。當他還是個學生時，便深受他的校長王英兆的影響，王是保定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他使這個年輕的學生一頭栽入了遊俠劍客和盜匪的傳統與史詩之中。王先生每星期兩晚上要給學生們講《水滸》的故事，描述和分析書中的人物及其個性，他們的武藝、社會背景和“綠林好漢”的正義行為。於是，在校長的影響下，鄧和他的同學們逐漸地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平西》、《嶽飛傳》及《班超平中亞》等麵的人物視為自己的榜樣。

    於是，業主之子鄧文儀，與中國許多受武俠吸引的青少年一樣，懷著一種浪漫的決心長大。他決心做一個見義勇為、扶濟貧弱、救國救民、任勞任怨、不為財色所動的正人“君子”，一個現代的“遊俠”。他讀中學時所碰到的經濟困難更增強了他的這種決心。那時，他家沒錢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鄧兩次得徒步跋涉60路回家，乞求父母給錢付費。但無論鄧如何痛哭流涕，他母親最終隻能湊起一塊錢來，於是他不得不學會賭博來攢夠錢供自己上學。這隻能加強他對“綠林好漢”們的敬仰和對拜把兄弟“殺富濟貧”的尊重。鄧由於受到他們的啟發，拒絕結婚，而且在中學畢業的前夕，進入程潛在廣州的軍事學校，“參加了革命”。

    194年初，即在他19歲那年，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運動開始高漲。當孫中山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消息傳到湖南，三汀八澤的許多青年紛紛報名投考，鄧文儀抱著“到外麵闖一闖”的想法也參加了考試。經在湖南初試後，又到上海、廣州通過複試，被正式錄取，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大隊第一步兵隊學習。入校後不久，他即結識了湖南籍同學賀衷寒、陳明仁等，後來還認識了陳賡。

    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篤信“有軍則有權”，視軍隊如生命。因此，黃埔軍校一開辦，他就千方麵計地利用職權培植個人勢力，不僅在教職員中網羅親信，而且還十分注意在學生中物色對象。他經常利用集體訓話、個別談話、走訪學生生活區、視察學習區等方式與學生接近，對中意的學生給予籠絡。鄧文儀就是在一次座談討論會上引起蔣介石注意的。

    當時，黃埔軍校內部存在著革命的反革命兩種思想的勢力的鬥爭，圍繞一些原則問題，時常發生爭論。蔣介石表麵擺出一副超脫、公允的樣子，似乎對此毫不介意，但實際上對每個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觀點十分留心。在一次關於國民革命前途的討論會上，鄧文儀認為，國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三民主義國家。其他黨派隻有尊重這一現實才能存在，否則必將被曆史所淘汰。蔣介石覺得鄧文儀很有思想，會後便吩咐人將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詳細詢問了他的年齡、籍貫、身世和經曆，並繼續向他提出幾個問題。鄧文儀第一次被蔣介石單獨召見，雖誠惶誠恐，但“廷對”卻頗洽“聖心”，從此受到蔣介石的垂青。

    鄧文儀在軍校受訓的半年多時間，曾與第一隊的同學一起，作為孫中山的衛隊到韶關，後又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的戰鬥。11月，第一期學生畢業，蔣介石親自圈定鄧文儀留校，任他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區隊長。鄧文儀初入仕途，就受到蔣介石的青睞，是黃埔軍校一期的所謂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這成為他日後飛黃騰達、平步青雲的開端。在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中，鄧文儀是少有的受蔣介石寵信的佼佼者之一。

    195年月1日，孫中山逝世。蘇聯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同時也為了給中國革命培養幹部，在莫斯科遠東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山大學。當時，大革命正處於高潮時期，蘇聯在人們心中是一個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許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蘇聯留學。鄧文儀得知這一消息後，也躍躍欲試。他覺得到蘇聯留學，一則可以開闊眼界，增長才識；二則可以避開戰場上的廝殺。在軍校畢業後，他曾率隊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戰鬥中負了傷，想起那槍林彈雨的戰場，他就發怵。所以，鄧文儀未經軍校批準，便私自參加了留學考試，結果成績優良，居然在激烈的競爭中被錄取了。

    鄧文儀喜憂參半，喜的是留學有望，憂的是軍校嚴禁第一、二期學生自願報考，違者將受到軍紀處罰。思前想後，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開了軍校教育長王柏齡辦公室的門，向其據實稟報，希望這位教育長開恩批準。誰知王柏齡聽後大怒，斥責鄧文儀：“你不能去，你必須服從軍校的命令。你擅自報考，違抗軍令，要深刻反省，等候處罰。”鄧文儀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與其坐等處罰，使留蘇之行成為泡影，還不如到蔣介石校長那碰碰運氣。於是，他向王柏齡請了假，跑到前線去找蔣介石。

    當時，蔣介石正在指揮第二次東征。由於戰局進展順利，他的情緒很好。鄧文儀來得正是時候。他一見蔣介石，就裝出一副委曲的樣子哭著：“學生違犯軍紀，特來向校長請罪。”蔣介石聽他哭訴了半，才明白鄧文儀是為留學蘇聯而與王柏齡鬧翻了。他沉思了一會兒，突然問鄧文儀：“你到蘇聯留學的目的是什？”鄧文儀不敢實話稟告，隻好用大話來搪塞：“要看看蘇俄是怎樣統治國家的。”

    “你難道不知本校長的三令五申嗎？”蔣介石厲聲問道。

    “學生為達目的，甘願受處罰。”鄧文儀也顧不了那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蔣介石聽後竟哈哈大笑，走到鄧文儀麵前：“念你求學心切，意誌堅決，你可以作為中央特選的學生去蘇俄學習，希望你能不負期望。”鄧文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為笑，雙腳一並高聲道：“學生一定不負校長期望！”

    鄧文儀到蘇聯後，入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習。當時，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蘇聯的“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設委員會）和“格柏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上。19年他在江西搞特務組織時，曾對部下炫耀過這段曆史。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鄧文儀十分注意國內形勢的變化，但表麵卻裝成一個隻知埋頭讀書的“書呆子”，輕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觀點。當時，康澤、鄭介民、穀正綱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學經常受到學生們的圍攻、批判，顯得很孤立。鄧文儀十分焦急，私心勸他們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對康澤：“這是什地方？你們不要再頂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國，甚至連命也要搭上。”康澤等人聽了，遂有所收斂。

    196年月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鄧文儀表麵上不露聲色，暗地積極活動，準備回國。年底，斯大林派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到中國指導革命。鄧文儀作為從中山大學選派的40名學生之一隨羅易歸國，次年月到達廣州。不久，鄧文儀便秘密脫離共產國際代表團，跑到南京投靠了蔣介石。他一見蔣介石就表白：“我要成為一個受蘇俄教育又轉而反對蘇俄的人。”蔣介石覺得在鄧文儀身上花的心血沒有白費，遂把他留在了身邊。

    為力行社、複興社核心人物；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隨從參謀、書記、侍從秘書等職達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蔣見麵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之大，炙手可熱

    鄧文儀投入蔣介石的懷抱之後，便同賀衷寒等向蔣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張，並積極參與了反共政治活動。“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委任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讓他主持軍校的“清黨”和政治工作。

    197年4月日，鄧文儀走馬上任，這是他一生主要從事國民黨政治工作的開始。5月5日，在黃埔軍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擴大會議上，鄧文儀代表政治部向會議提出：徹底調查和清除p（即共產黨）、y（即共青團），由政治部與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論上考察甄別全體官長、學員、士兵、職工。5月18日，他主持召開了軍校清黨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本會是根據本校黨部聯席會議及政治工作擴大會議的決議案而成立的。它的責任，是要徹底肅清本校叛黨分子，貫徹清黨運動。清黨是本校級各同誌之職。因此，本會各委員，應該切實地負起責任去做，決不可存絲毫觀望不前之態度。”在這次會議上，鄧文儀被推舉為該會7人常務委員會之首，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該會製定了檢舉及審查實施細則，規定對共產黨人及其他嫌疑分子嚴懲不貸。一時，黃埔軍校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反動分子四處活動，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師生遭到了殘酷鎮壓和迫害。

    與此同時，鄧文儀還夥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極端仇共分子，組織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團。方鼎英當時是黃埔軍校教育長代行校長職務。黃埔軍校開始“清黨”前夕，國民政府後方留守主任、北伐軍總參謀長李濟深召見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黨部“清黨”密電，令他執行軍隊“清黨”任務。方鼎英出於對共產黨的同情，曾建議采取“準假支薪、自由離校”的清黨方式。這一建議雖然後來未能實行，但卻被鄧文儀等人抓住了把柄，攻擊他是包庇共產黨、私放共產黨、破壞“清黨”運動，迫使方鼎英離開了黃埔軍校。

    在組織方麵，鄧文儀除組建軍校清黨審查委員外，還傾力改造了軍校各級黨部，在各級組織廣布親信，排斥異己，控製了軍校的黨組織。在宣傳方麵，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時期的進步書刊。據鄧文儀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報告記載，從4月0日至1日，政治部封存的諸如《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國民革命》等進步書刊就達近10萬冊。黃埔軍校一時出現了“缺圖少書”的局麵。為了彌補這一空白，鄧文儀又組織了一些人編寫了《黃埔周刊》、《黃埔軍人》、《黃埔生活》、《清黨運動》、《蔣介石校長最近之言論》等刊物和書籍，內容除了清黨反共，就是為蔣介石歌功頌德。鄧文儀在黃埔軍校的任職時間不長，僅個多月。

    鄧文儀在黃埔軍校卸職之後，從197年底至194夏，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隨從參謀、書記、侍從秘書等職達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蔣見麵都要事前通過他不可，其權勢極大，炙手可熱，是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中侍從時間最長也是最受寵信的一人。這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時期。雖然蔣介石喜怒無常，時而揮之即去，又時而呼之便來，但鄧文儀總是毫無怨言，以服從為職。他還向人解釋：“誰能離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的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因此，蔣介石對他倒也不像對其他非浙江籍的黃埔學生那樣疑忌，對他的親信程度幾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從們一樣。

    190年，鄧文儀利用侍從秘書的地位，以黃埔學生同學會的名義，創辦了一個拔提書店（拔提為英文pary的諧音），專門發行蔣介石言論集、蔣介石傳記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之類的東西，為蔣介石樹碑立傳、宣揚法西斯主義。如鄧文儀自己編寫的《領袖言行》一書載：“……或曰領袖與墨索尼、希特勒相埒，同為世界之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國相似，……而我領袖豐功偉績，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段話，深得蔣介石的欣慰。同時拔提書店還大量發行了諸如《剿匪手冊》、《剿匪主要文獻》之類的反共宣傳品，大量向部隊及一切有關機構強行推銷，借以擴大蔣介石的影響和反共宣傳，並以此謀利斂財。這筆收入相當可觀，其中有一半入了鄧文儀的私囊。後來拔提書店移入了複興社組織，但實際負責人仍是鄧文儀。

    鄧文儀在辦拔提書店的同時，還收羅留蘇學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誌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蘇聯的“契卡”、“格柏烏”為借口，著手研究和準備建立反共間諜組織。19年初，他提出了成立這類組織的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批準，隨即在南昌行營、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及保安行營分別設立以“調查科”或“第二科”名稱出現的特務機構。這些特務機構均以南昌行營的諜報科為總機關，鄧文儀為科長。這是軍事方麵的第一個蔣介石的特務係統，也是軍統的最早家底之一。隨後，鄧文儀又在各“剿匪”部隊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處設立了諜報股，負責在各軍事機關和部隊駐地搜捕共產黨人，鎮壓革命運動，並替蔣介石監視“剿匪”部隊各級長官以及地方長官。後來複興社的特務處成立，鄧文儀手下的特務人員，一律撥歸戴笠掌管。

    19年月，蔣介石為防止大權旁落，應付內外，以其倡導的“力行哲學”為基礎，效仿法西斯組織，成立了“力行社”，並親任社長。鄧文儀積極參加並為該組織核心人物。接著，蔣介石又以力行社為基礎，成立了複興社。鄧文儀是最初醞釀和籌備這個組織，而後又始終是該組織核心人物之一。收於複興社的社員絕大部分是黃埔學生，而鄧文儀在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期間，憑借其近侍的地位對黃埔將領廣行結納，在黃埔係中也頗有點地位；同時，他這個侍從秘書又是複興組織的一個“承啟官”，負有上承下達之責，因而在複興社的領導層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權威。他不僅被稱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複興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複興社中，鄧文儀以宣傳見長，與賀衷寒、劉健群並稱為三大“理論家”和“宣傳家”。他們到處演講，發表文章，編印發行了不少冊子。大肆宣揚“一個主義（即三民主義）、一個政黨（即國民黨）、一個領袖（即蔣介石）”的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但是，在理論和宣傳方麵，鄧文儀比起賀衷寒和劉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對於擁蔣和反共，一直都像發瘋似的狂喊亂叫，亂蹦亂跳，卻又張口結舌，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文章和演講，都隻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糟的口號，內容冗長而空泛，毫無理論特色。鄧文儀在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曾將一本清黨反共的書呈報蔣介石，蔣介石斥之為“狗屁不通”，把書摔在地上，不準發行。後來在任南京中央訓練團正工訓練班主任時，班學生流傳著這樣幾句話：“不怕，地不怕，就怕鄧文儀來講話。囉囉嗦嗦幾點鍾，講得大家頭發蒙。”甚至在前後稱之為“蒸人講話”（因為氣太熱受不了），罵其為“瘟神講話”。有人將這些話告訴了鄧文儀，並勸他講話要精練一點。可鄧文儀卻：“講了比不講好，多講比少講好。講的多了，終究要聽一兩句進耳，這樣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罵由人去笑罵，毫不灰心。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積極宣傳“以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運動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外國進步文化，創設中國新文化，”其中心內容是“樹立人民對於領袖及革命集團之絕對信仰與擁護。”同時，它還在各省市成立分會，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參加，推動運動的普遍開展。

    中國文化學會成立後的短短幾個月時間，是複興社宣傳活動的高潮時期，也是複興社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但這也引起了係的嫉恨。陳氏兄弟認為複興社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文化學會在知識界的活動，是挖了他們的牆腳，於是處處與複興社為難，鄧文儀則成了他們攻擊的主要對象。

    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卻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年月，紅軍將領陳賡因負傷到上海醫治，不幸落入國民黨手中。當時，鄧文儀正隨蔣介石在南昌指揮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聞訊後喜出望外，自告奮勇向蔣介石請求前去勸降陳賡。他自以為與陳賡同是黃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鄉，在軍校內還共過事，滿有把握將陳賡爭取過來，為蔣介石立上一大功，卻不料一場唇槍舌戰過後，鄧文儀碰了一鼻子灰。

    鄧文儀一見陳賡，先故做寒暄，接著便轉入正題：“現在中國正處在緊急關頭，迫切需要團結，需要強有力的領導，需要有一個蔣校長這樣的領袖人物，第二次東征時你曾冒著槍林彈彈雨救蔣校長脫險，為什現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邊呢？”

    陳賡回答：“大革命時，他領導東征，討閥陳炯明，我擁護他。四一二政變他屠殺共產黨人，置中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就要打倒他！”

    鄧文儀繼續高談闊論：“北洋軍閥僅用三千保定生，就統治中國十幾年，我黃埔精英一萬多，定可在校長的領導下統治中國幾十年。現在校長的願望就是把所有的學生都爭取到他身邊來……”

    陳賡打斷鄧文儀的話，責問道：“鄧先生，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我東北，窺我東南，蠶我華北，為什蔣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揮的軍隊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圍剿紅軍。照此下去，國民黨的末日馬上就到了。”

    “校長是在積蓄力量，到最後關頭定會領導抗戰的，列寧不也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嗎？”鄧文儀憑著他在蘇聯學到的那點的東西，在陳賡麵前無理狡辯。

    陳賡反駁：“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根本不能與列寧的靈活策略相提並論，你這是對我們革命導師的汙篾！”

    一番論戰，鄧文儀感到為難，但他不能罷休，又轉而對陳賡誘以利：“庶康兄（陳賡原名陳庶康），你是我們黃埔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長的救命恩人，別是兄弟我，就是陳誠、胡宗南等也無法與你相比，你要過來，要什會沒有呀，這比你在紅軍穿山越嶺強多了。”

    “燕雀安知鴻鵠之誌。我所追求的，永遠不能為爾等理解。”陳賡轉而又譏諷了鄧文儀一句，“看在老同學、老同鄉的份上，我倒要勸你早日改邪歸正才是。”

    鄧文儀連續幾次勸降陳賡，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終，他以自己極端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去度察一個無產階級軍事將領的胸懷，最終是一定要失敗的。蔣介石見鄧文儀勸降不成，大罵其無能。但他親自出馬，也以失敗而告終。最後，陳賡在宋慶齡等民主人士的全力營救下，終於脫離了蔣介石的魔掌，重返紅軍隊伍。

    與宋美齡的親信發生矛盾，被蔣介石“發配”蘇聯

    194年，南昌飛機場突然發生了一起重大縱火案，燒毀了飛機十幾架。蔣介石聞訊大怒，嚴令鄧文儀迅即調查，限期破案。鄧文儀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線索，並親自到現場勘查。他一到南昌飛機場，時任航空總署團長的徐培根就滿臉堆笑地把他迎進了辦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幾句，鄧文儀剛轉入正題，徐培根就起身將辦公室反鎖，然後轉身打開保險櫃，取出一疊現鈔，手拿一支手槍，衝著鄧文儀開門見山地：“鄧秘書，你也不用查了，咱們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實話實，這是我派人幹的。”

    鄧文儀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團長，竟幹出這種雞鳴狗盜之事！，他起身回道：“為什要這幹？”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不為別的，無非是想弄幾個錢。前一段我拿航空署00萬元，想做筆買賣，不想運氣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00萬元全栽了進去。你想，我到那兒去弄錢填這個窟窿？沒辦法，隻有在賬上做手腳，幹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蘆灑了油，一把火把庫房點著了。誰想氣太熱，大火失控，釀成此禍。”

    鄧文儀聽完嚇得心快跳出來了，心想：老蔣要是知道了，非殺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鎮靜地問道：“你現在打算怎辦？”

    “很簡單，”徐培根攤牌道，“兩條路，一條是你老兄秉公辦事，把事情捅出去。這樣也好，你一槍我一槍，咱倆一塊見閻王爺去，一了百了，另一條路，見麵分一半，這是十萬美金，我送給老兄，此事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們來個瞞過海，一推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