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王權謀那點事

    16年（順治七年）冬多爾袞去世，接著順治帝親政，又經過一年多的政壇風雲，這位15歲的少年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力。

    順治帝主政後，麵臨著各種尖銳的矛盾。為此，他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下詔求言”。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年5月1日）的上諭：“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農民失業，朕甚憂之。意朕躬有缺失歟？祀享有不誠、詔令有不信、政事有未當歟？抑大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肯實心為國，曠廢職業，以致膏澤不下逮歟？抑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沽名釣譽，持祿養交，無濟於實事歟？抑民間疾苦無所控訴，地方各官不以實上聞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凡有關朕躬及下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奏，毋含糊兩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過失，朕不憚改。”（《清世祖實錄》，卷74）這道上諭，言詞不可謂不懇切，期望不可謂不殷迫。

    在以後的幾年，類似的上諭還發過好幾次。廣開言路，集思廣益，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共同應對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麵所麵臨的嚴峻形勢，這應該是一個很高明的舉措。

    但是，事實並沒有如順治帝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下詔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這一點，順治帝曾多次談及。如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員，麵諭：“朕年來屢飾科道各官，據實陳奏，以廣言路。乃不抒誠建議，或報私仇，或受囑托，或以瑣細之事瀆陳塞責。雖巧飾言詞，而於國家政治有何裨補？”（《清世祖實錄》，卷11）順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頒旨：“頃因亢旱為災，朕省躬引咎，宣諭求言。原欲大臣工，於朕躬闕失及關係國計民生利害者，指實陳奏，以圖興革。近見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飾繁詞，開列款數，沽名塞責，不惟無裨治理，反使虛文愈增，稽誤正務。其於朕躬闕失，並內外滿漢大臣工結黨循私，貪贓壞法，以及豪右侵漁、商市強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見確有指陳，殊負朕省改詢實意。”（《清世祖實錄》，卷16）此事對這位皇帝影響甚深，可以是終生未能釋懷。一直到他即將結束其4歲年輕生命的時候，他還在《遺詔》中專門寫了這樣一段話：“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禦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雲：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盡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實錄》，卷144）或者這份《遺詔》是別人代擬的，不一定代表順治帝的思想。但無論如何，把這件事情特意鄭重其事地寫入《遺詔》，表明順治皇帝“下詔求言”的失敗，則是確鑿無疑的。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詔求言”所以落得個失敗的緣由，我們會發現，根本原因不在別處，正是在大力倡導此事的順治皇帝本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