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朕即國家

    出暖閣，內閣方從哲等人已在乾清宮外恭候多時，因為軍機處和內閣分理軍政，互不幹擾，所以孫承宗欲識趣告退。

    朱由校知道他們為何而來，出言製止道，“今日所議之事幹係重大，孫師傅留下幫朕參詳參詳。”

    孫承宗見子並不避諱自己，有一絲觸動，安靜的並內閣四位大佬留在殿內，恭敬的看著朱由校走向設在殿中的寶座。

    “朕信賴之輔臣難得共聚一堂，就葉向高所請之事，先議一議吧。”

    原來，自《京報》創刊號中的《私開書院講學=謀逆》一文廣為流傳以來，便持續發酵，會極門每收到的在京官員及通政司轉來的各地上書少則五六十，多則上百，積累到現在已有上千封。其內容大同異，都要求嚴懲撰文者錢象坤，稱其禍亂朝綱，居心叵測，並要求停刊、嚴懲幕後指使。

    內閣為此也爭論不已，方從哲、孫如遊讚成嚴禁書院、，韓爌、劉一反對稱‘官學衰微，書院為輔，名士弦誦其間，而風教始著，應扶持，以振作鼓舞下士氣’。

    朱由校在獲知賦閑在老家福建福清的葉向高（1608-1614為首輔）不遠千上書後，便知道自己拿書院帶刀有些過早，有些懊悔。

    葉向高在上書中稱‘自國初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臥碑者，一本於德興，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複修濂洛關閩之餘業，書院講會使好學之士可質疑問難，使人知所自往，豈謂謀逆耶’。

    （濂洛關閩：濂指周敦頤的理學、洛指程頤的洛學、關指張載的關學、閩指朱熹的閩學。）

    朱由校沒想到一篇文章引起朝野如此大的反響，於是專門同各部了解當下的教育狀況。

    明代因‘科舉必由學校’，科舉製度也很完善，故教育受到重視。學校按照性質可分為官學、社學、私學和書院；按內容又分為儒學、武學（屬兵部）、醫學（屬太醫院）、陰陽學。

    官學教授朱程理學，按地域可分為兩京的國子監（有太學，但文獻中常混為一談，存疑）、內書堂（教育年幼內侍，屬司禮監）、宗學（教育宗室子弟，設在各地王府），地方又有府、州、縣、衛、都司、土司等學校。此外，還有教育孔、顏、孟、曾氏（曾氏為萬曆十五年所加）聖人子孫的四氏學。

    社學即為朝廷‘為訓童蒙’準民間興辦的半官方性質的學。如規定‘鄉凡三十五家皆立一社學，以生員、儒士為師，凡願讀書者，盡得預焉’。社學因是州府縣學的預備學校，所以朝廷教重視，在成化年間楊繼宗在嘉興任知府時，更是規定‘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

    私學按照性質可分為啟蒙及高級研修，啟蒙的私學有義學、鄉塾、私塾、家塾等名目；研修的私學多由名儒執教，如吳與弼、陳獻章和陸樹聲（袁可立、董其昌的授業恩師）收徒都屬私學。

    正如葉向高疏中所言，科舉的應試教育使得讀書人思維禁錮，隻知追逐功名，使得教育失去本來意義而成為科舉的附庸，所以有識之士為挽救這一弊政而創立了書院。

    書院通常為官民請旨所創，財務（收入來自荒地、捐獻地等學田收入）、人事、招生皆不歸朝廷管轄，他的興盛與明中葉官學稱為科舉的附庸（正德之後，‘國學之製漸墮，科舉之弊孔熾，士大夫複倡講學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之外，還與心學的傳播密切相關。

    終明一代，全國書院有大100餘所，以江西（87所）、浙江（199所）、廣東（156所）、河南（11所）為眾，其中民辦184所，占15%；官辦（包括地方官、督撫、京官等）88所，占60%以上；此外還有家族書院等。

    書院按性質可分為考課、祭祀、武學教習式、聚徒及講會式書院，其餘不論，隻探求時下最重要的後兩種書院。

    講會即為在某場所如期舉行的講學活動，屆時，各地學著聚集，會後便散去，是臨時性的學術討論。因其有相互探討、質疑問難的優點，受到讀書人的大力追捧，有的更是不遠千參與。如王陽明的門徒徐階就曾在靈濟宮開講，參與的官員、士人多達五千之眾。

    於是，各學派為招收門徒，便以此傳播各自的學術觀點，便廣建書院，如宋朝時朱程理學（白鹿洞、嶽麓書院），明朝的王明陽（會稽山書院）、湛若水（雲穀、大科等書院）的心學便為聚徒書院。

    朱程理學至嘉靖，‘且數百年矣，諸廉洛之微言大義既絕，乃言理爛然，即童子諳之’，與之相反，王陽明、湛若水各創的心學倒頗受推崇。

    但實物都有兩麵性，因王湛心學的門徒對師理解不一，相互紛爭，更有甚者徒尚空談，‘守仁倡良知為學者，久益敝…有以縱恣為自然者’，‘士之浮誕不逞’。

    為遏止這種‘矯誣不學，任性自適’的不良士風，東林學派應時而生，他們抨擊心學不務實學的空疏，希圖重塑朱程理學，提倡實學。

    顧憲成重新修葺東林書院後，為其撰寫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下事事事在心”出了讀書人心聲，所以‘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