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貧富矛盾中蘊含的突出社會問題

    盡管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是奠定在全國民眾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準普遍提高以及絕對貧困人口大量減少的基礎上的，但以部分社會成員的迅速致富乃至暴富為特征的過快速度的貧富分化仍然超越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心理承受力，並產生了一係列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本節討論的分配不公問題、城鎮失業問題以及社會貧困問題是其中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

    （一）分配不公及其社會影響

    在經濟體製轉軌過程中，由於缺乏新的利益協調和整合機製，20世紀90年代以後，社會公平問題凸現出來，而且集中體現在收入分配上。分配不公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麵：一是發展成果的分配不公。在發展成果的分配中出現了“暴富群體”。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方麵是，一些地區利用優惠政策先富起來，一些行業和部門利用壟斷資源先富起來，一些人利用價格雙軌製進行不規範交易先富起來，一些人利用手中權力“尋租”先富起來，一些人利用瓜分和侵吞國有資產先富起來，一些人利用偷稅漏稅先富起來。二是發展代價的分擔不公。改革和發展作為一個得失共存的矛盾過程，是一個通過付出一定代價換取進步、又通過補償和限製代價實現價值最大化的過程。發展成果由社會成員共享，發展代價由社會成員共擔，而且發展代價的分擔應該根據各個利益群體獲得利益的多寡為標準，這是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但是，實際情況是發展代價主要由獲利最少的群體，尤其是農民和工人來承擔。典型表現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民種糧賠多賺少，農民收入有減無增，農民階級成為改革代價的主要承擔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部分企業效益滑坡，虧損嚴重，有的甚至資不抵債，大量工人下崗失業，而社會保障體係又不夠健全，保障水平低，工人階級成為改革代價的主要承擔者。分配不公成為收入差距拉大、激化貧富矛盾的突出社會問題。

    1.行業差別是分配不公問題的淺表性體征

    人們所獲得的收入或報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憑借先天地位、特殊地位而非自身努力而獲得的收入，另一類是人們憑自身的實力或辛勤勞動而獲得的收入。如果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由於經營得當或勞動勤奮所致，那行業收入差距不僅不會引起不公平感，反而會起到獎優罰劣和獎勤罰懶的作用，最終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是職工按勞分配所致，而是由其所處的行業壟斷優勢決定的。在改革之後，那些有幸居於有利行業的職工並非個人更積極勞動和辛勤付出的原因而獲得較高收入；反之，那些不幸居於不利行業的職工則無論怎樣努力勞動也被限定了不可能獲得較高收入。這就使得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存在明顯的不合理性，其核心是機會不均等、起點不公平以及缺乏公平競爭的機製。換言之，那些高收入的行業及其職工的較高收入並不是較高的勞動生產率的結果。這樣，中國社會各行業之間職工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不會促進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和企業勞動生產率，而且會引發高收入群體的集體惰性和低收入群體的不滿情緒。

    從考察行業差別來看，學曆、能力和業績是次要的，人們所在的行業不同成為收入差別的現實力量。從行業工資差別圖表來看，1989年突破1000元，2001年突破10000元大關，2003年在2002年的基礎上翻了一番，迅速激增達到25000元，2004年繼續攀高。據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7年金融業平均工資為49435元，農林牧漁業平均工資為11086元，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差為38349元。行業收入差距及其不斷擴大的趨勢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巨大障礙。

    行業收入差距是分配不公的突出表現、也是民意反應較為強烈的重要方麵。行業收入差距之所以引起強烈反應，在於並未對這種分配不公予以高等重視，並且根本沒有對行業差距采取堅決有力的治理措施，這完全可以從上述數據所說明的近年來行業收入差距的走勢得到明確的實證。行業收入差別不僅體現為一種起點上的先天性不公平，而且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剝削的定義——“社會上一些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或壟斷無償占有那些沒有或缺少生產資料的人或集團的剩餘勞動或剩餘產品”，行業差別實際上是高收入行業的員工對行業外其他社會成員的一種間接性剝削。

    2.剝削的戲劇性和嚴重化是分配不公問題突出的根源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中的重要組成，這對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吸收剩餘勞動力、創造社會財富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雇傭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雇主對他們的剝削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必須尊重雇工的人格和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所謂剝削的戲劇性在於，從剝削的性質來看，剝削本身是不合理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本真意義上需要加以消滅的社會現象，隻是基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和國情條件方才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合理性，即使如此，剝削也是必須加以限製的和規範的，不能完全拋棄人道主義的關懷和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準則。遺憾的是，在一些地方，現實生活實際情況不僅幾乎不再言說這種終極價值準則，而且徹底走向了人道主義關懷的對立麵。剝削的嚴重化在於，上述徹底背離人道主義關懷的情況在一些企業中得到了充分展現，城鄉部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和承包租賃人以及三資企業老板等各類雇工經營者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程度比較嚴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違背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現象。在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媒體的監督下，剝削得慘無人道的違法現象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上述不正常現象都得到了處理，違法行為都得到了追究，並開始實施政府問責製，對瀆職、失職的政府官員追究了責任，這有利於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作為學者的使命，需要對剝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剝削的經濟強製性與超經濟強製性進行理論辨析。剝削對於社會公平而言，對於社會主體和人類道義而言，是不合理的。正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剝奪剝奪者，實現共產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共產黨宣言》聲稱：“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隻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但是，剝削對於生產力發展水平而言，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過程和曆史規律而言，則是合理的。合法性正是基於這種合理性基礎之上，沒有一定合理性的支撐，合法性是荒謬的、是怪誕的。非公有製經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恩格斯在回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一下子廢除私有製這一問題時，他講得清清楚楚：“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隻能逐步改造現社會，隻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非公有製經濟之存在和發展，是中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要求，是合理的合法的。盡管是合理合法的，但如果不對其收入加以調節和限製，就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這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典型的經驗和教訓。就雇傭工人階層而言，這種剝削在很大的程度上帶有經濟強製性，對任何人而言遭遇剝削可能都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現實選擇，至少從理論上來看，大概沒有人願意被剝削。在這，願意遭遇剝削的人隻有一種特例，這是緊接著下一段要討論的問題。換言之，剝削事實上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經濟強製，讓這種事實判斷更為尷尬的是，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剝削不僅具有經濟強製性，而且具有超經濟強製性，這種超經濟強製性就體現為在經濟強製性基礎上的對雇傭勞動者的基本人權和人的尊嚴的剝奪以及對其人格的公然踐踏和汙辱。

    當我們言說非公有製經濟不合理的時候，實際上存在一個隱性的參照係，即公有製經濟的合理性。公有製經濟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沒有剝削的基礎之上，在社會主義製度背景之下這是天然合法的。但是，如果考慮到在國有經濟中，工人的勞動絕非其全部所得的事實，那這種合理性就會被弱化。暫且不討論其剩餘勞動的去向問題及其公平問題。從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來看，公有製經濟中的個人越來越感受到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並進而淪落為雇傭工人，那這很難解釋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中作為勞動者的個體性的區別何在。所有這些現象的存在，使得理論在麵對中國現實生活的時候呈現出一種的理論“雙軌製”的現象和理論本身的“人格”分裂的感覺。

    （二）失業問題及其綜合分析

    失業成了全球性的問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一份全球化趨勢的展望報告中認為，日益增長的人口和日漸萎縮的就業機會，會使第三世界國家負擔更重，並將導致移民潮、加重國內以及國家之間的衝突。美國作家傑米·夫金教授在《勞動的終結》中告誡人們，信息時代的全球經濟正在使勞動的本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各國首先要麵對的根本問題似乎不是經濟的增長，而是成千上萬勞動力的失業問題。

    中國似乎沒有出現例外，在進入21世紀前後，失業問題便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和貧富矛盾中尖銳的社會問題。2002年中國城市居民在對城市主要社會問題的排序中，失業問題位列第一。2004年中國黨政幹部在對今後一段時期保持社會穩定的主要條件的判斷中，“解決下崗失業問題”位居第二；在關於中國要特別注意解決好的社會問題的判斷中，“失業問題”位居首位。從中國失業問題的發展情況來看，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政策路線和指導思想方麵的原因使失業問題隱而不顯，其真正緣起在於20世紀90年代的大量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而使失業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失業問題方才逐步引起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重視。

    城鎮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密切相關，是貧富矛盾尖銳化的重要根由。城鎮居民一般靠就業謀生，一旦失業就沒有任何收入而陷入貧困。大量的失業者已經成為中國的新貧困問題——城市貧困人口的主體部分。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失業率對警戒線的逼近，不僅使得城市失業問題凸現出來，而且加劇了城市的貧困現象，並進而成為貧富分化和貧富矛盾中的突出問題。失業者成為城市貧困人群的主體，使得失業問題與城市貧困問題交織在一起，失業問題的研究就成為城市貧困問題研究的延伸和對貧富矛盾的深層背景挖掘。

    1.失業問題的社會影響

    失業是一個關涉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多方麵的綜合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這所探討的失業問題主要是指有就業能力和就業要求的勞動人口沒有就業機會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或者有能力並願意從事適當的工作卻找不到工作的非自願性失業所產生的社會問題。當一個社會的失業率達到或接近一定程度(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為7％)或者當社會普遍感到就業困難的時候，失業就成為一個製約經濟發展、影響政治穩定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嚴重社會問題。

    一般認為，失業包括兩種類型：一是結構性失業，指因經濟結構變化或者勞動者正常流動而發生的失業。換言之，客觀上科技進步推動的產業興衰或者主觀上勞動者的擇業更替，使得勞動者和工作事實之間發生時空錯位而產生失業現象。對於勞動者主體來說，這種結構性失業表現為所謂的摩擦性失業。二是總量性失業，即由於社會總需求不足或者勞動力的數量始終大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而帶來的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