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鄉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觀園的香菱似的剛在私私地學做詩詞，一見了這一區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極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等到榜發之後，要繳學膳費進去的時候，帶來的幾個讀書資本，卻早已消費了許多，有點不足了。在人地生疏的杭州，借是當然借不到的；二哥哥的陸軍學每月隻有二元也不知三元錢的津貼，自己做零用，還很勉強，更哪有餘錢來為我彌補？

    在旅館唉聲歎氣，自怨自艾，正想廢學回家，另尋出路的時候，恰巧和我同班畢業的三位同學，也從富陽到杭州來了；他們是因為杭府中學難考，並且費用也貴，預備一道上學膳費比較便宜的嘉興去進府中的。大家會聚攏來一談一算，覺著我手頭所有的錢，在杭州果然不夠讀半年書，但若上嘉興去，則連來回的車費也算在內，足可以維持半年而有餘。窮極計生，膽子也放大了，當日我就決定和他們一道上嘉興去讀書。

    第二早晨，別了哥哥，別了那位老秀才，和同學們一起四個，便上了火車，向東的上離家更遠的嘉興府去。在把杭州已經當作極邊看了的當時，到了言語風習完全不同的嘉興府後，懷鄉之念，自然是更加的迫切。半年之中，當寢室的油燈滅了，或夜膳剛畢，操場上暗沉沉沒有旁的同學在的地方，我一個人真不知流盡了多少的思家的熱淚。

    憂能傷人，但憂亦能啟智，在孤獨的悲哀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鄉的時候，大家都我長成得像一個大人了。事實上，因為在學堂，被懷鄉的愁思所苦擾，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就一味的讀書，一味的做詩。並且這一次自嘉興回來，路過杭州，又住了一日；看看袋的錢，也還有一點盈餘，湖山的賞玩，當然不再去空費錢了，從梅花碑的舊書鋪，我竟買來了一大堆書。

    這一大堆書，對我的影響最大，使我那一年的暑假期，過得非常快活的，有三部書。一部是黎城靳氏的《吳詩集覽》，因為吳梅村的夫人姓鬱，我當時雖則還不十分懂得他的詩的好壞，但一想到他是和我們鬱氏有姻戚關係的時候，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親熱。一部是無名氏編的《庚子拳匪始末記》，這一部書，從戊戌政變起，到六君子的被害，李蓮英的受寵，聯軍的入京，圓明園的縱火等地方，使我滿肚子激起了義憤。還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魯陽生孔氏編定的《普忠憤集》，甲午前後的章奏議論，詩詞賦頌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讀了之後，覺得中國還有不少的人才在那，亡國大約是不會亡的。而這三部書讀後的一個總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遲了，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和他去做個朋友，後又不曾躬逢著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去衝鋒陷陣地嚐一嚐打仗的滋味。

    這一年的暑假過後，嘉興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業的時候，我就仍舊轉入了杭府中學的一年級。

    （原載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人間世》半月刊第二十一期）

    孤獨者

    ——自傳之六

    外湖的荷葉荷花，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堤邊的楊柳，影子也淡起來了。幾隻殘蟬，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的一個下午，我又帶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為是中途插班進去的學生，所以在宿舍，在課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學生們，仿佛是兩個國家的國民。從嘉興府中，轉到了杭州府中，離家的路程，雖則是近了百餘，但精神上的孤獨，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隻好把熱情收斂，轉向了內，固守著我自己的壁壘。

    當時的學堂的課程，英文雖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還是舊習難除，中國文依舊是分別等第的最大標準。教國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將王老先生，於幾次作文之後，對我有點注意起來了，所以進校後將近一個月光景的時候，同學們居然贈了我一個“怪物”的綽號；因為由他們眼看來，這一個不善交際，衣裝樸素，話也不大會的鄉下蠢才，做起文章來，竟也會得壓倒儕輩，當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大的奇事。

    杭州終於是一個省會，同學之中，大半是錦衣肉食的鄉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飾美好，肉色細白，舉止嫻雅，談吐溫存的同學，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驚異的，是每一個這樣的同學，總有一個比他年長一點的同學，附隨在一道的那一種現象。在學，在嘉興府中，這一種風氣，並不是沒有，可是決沒有像當時杭州府中那的風行普遍。而有幾個這樣的同學，非但不以被視作女性為可恥，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裝腔作怪，賣弄富有的。我對這一種情形看得真有點氣，向那一批所謂fae的同學，當然是很明顯地表示了惡感，就是向那些年長一點的同學，也時時露出了敵意；這一來，我的“怪物”之名，就愈傳愈廣，我與他們之間的一條牆壁，自然也愈築愈高了。

    在學校既然成了一個不入夥的孤獨的遊離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時間與精力，當然隻有鑽向書本子去的一條出路。於是幾個由零用錢節省下來的僅少的金錢，就做了我的唯一娛樂積買舊書的源頭活水。

    那時候的杭州的舊書鋪，都聚集在豐樂橋，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臥在床上，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可以省下來的金錢，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冊籍，就先可以得著一種快樂的預感。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複，稽延得久了，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手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麵館去吃一碗清麵，心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麵的幾個銅子的浪費，快慰的是一邊吃麵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那的恍惚；這恍惚之情，大約是和哥倫布當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

    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是《留青新集》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西湖佳話》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以後是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了，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它們的好處，但不知怎，讀了之後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仿佛是當三春氣，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

    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曖昧的關係，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稚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有時候興奮得厲害，晚上還妨礙了睡覺。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發表欲，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後，當晚就睡不安穩了，第二一早起來，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隻能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還感得出滋味？講堂上更哪還有心思去聽講？下課鈴一搖，又隻是逃命似的向閱報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記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當看見了自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雖然是用的匿名，閱報室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但心頭正在狂跳著的我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朱紅。哄的一聲，耳朵也響了起來，頭腦搖晃得像坐在船。眼睛也沒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雖則從頭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幾遍，但自己還在疑惑，怕這並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場去跳繞一圈，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按住心頭，複看一遍，這才放心，於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來。

    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後，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年）的冬，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後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於標統底下的旁係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的縣，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麵的學堂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後，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部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年）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麵也曾經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隻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