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鄉索居獨學的生活開始了，親戚友屬的非難訕笑，自然也時時使我的決心動搖，希望毀滅；但我也已經有十六歲的年紀了，受到了外界的不了解我的譏訕之後，當然也要起一種反駁的心理作用。人家若明顯地問我：“為什不進學堂去讀書？”不管他是好意還是惡意，我總以“家再沒有錢供給我去浪費了”的一句話回報他們。有幾個滿懷著十分的好意，勸告我“在家閑住著終不是青年的出路”的時候，我總以“現在正在預備，打算下年就去考大學”的一句衷心話來作答。而實際上這將近兩年的獨居苦學，對我的一生，卻是收獲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預備時代。

    每日清晨，起床之後，我總麵也不洗，就先讀一個鍾頭的外國文。早餐吃過，直到中午為止，是讀中國書的時間，一部《資治通鑒》和兩部《唐宋詩文醇》，就是我當時的課本。下午看一點科學書後，大抵總要出去散一回步。節季已漸漸地進入到了春，是一九一一宣統辛亥年的春了，富春江的兩岸，和往年一樣地綠遍了青青的芳草，長滿了嫋嫋的垂楊。梅花落後，接著就是桃李的亂開；我若不沿著江邊，走上城東鸛山上的春江第一樓去坐看江，總或上北門外的野田間去閑步，或出西門向近郊的農村去遊行。

    附廓的農民的貧窮與無智，經我幾次和他們接談及觀察的結果，使我有好幾晚不能夠安睡。譬如一家有五六口人口，而又有著十畝田的己產，以及一間的茅屋的自作農吧，在近郊的農民中間，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中上人家了。從四五月起，他們先要種秧田，這二分或三分的秧田大抵是要向人家去租來的，因為不是水旱無傷的上田，秧就不能種活。租秧用的費用，多則三五元，少到一二元，卻不能再少了。五六月在烈日之下分秧種稻，即使全家出馬，也還有趕不成同時播種的危險；因為水的關係，氣候的關係，農民的時間，卻也同交易所的閑食者們一樣，是一刻也差錯不得的。即使不雇工人，和人家交換做工，而把全部田稻種下之後，三次的耘植與用肥的費用，起碼也要合二三元錢一畝的盤算。倘使時湊巧，最上的豐年，平均一畝，也隻能收到四五石的淨穀；而從這四五石穀，除去完糧納稅的錢，除去用肥料租秧田及間或雇用忙工的錢後，省下來還夠得一家五口的一年之食？不得已自然隻好另外想法，譬如把稻草拿來做草紙，利用田的閑時來種麥種菜種豆類等等，但除稻以外的副作物的報酬，終竟是有限得很的。

    耕地報酬漸減的鐵則，豐年穀賤傷農的事實，農民們自然哪會有這樣的知識；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曉得去改良農種，開辟荒地，一年之中，歲時伏臘，還要把他們汗血錢的大部，去花在求神佞佛，與滿足許多可笑的虛榮的高頭。

    所以在二十幾年前頭，即使大地主和軍閥的掠奪，還沒有像現在那的厲害，中國農村是實在早已瀕於破產的絕境了，更哪還經得起廿年的內亂，廿年的外患，與廿年的剝削呢？

    從這一種鄉村視察的閑步回來，在書桌上躺著候我開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來的日報。忽而英國兵侵入雲南占領片馬了，忽而東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廣州的將軍被刺了；凡見到的消息，又都是無能的政府，因**昏庸，而釀成的慘劇。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義舉失敗，接著就是四川省鐵路風潮的勃發，在我們那一個一向是沉靜得同古井似的縣城，也顯然的起了動搖。市麵上敲著銅鑼，賣朝報的販，日日從省城到來。臉上畫著八字胡須，身上穿著披開的洋服，有點像外國人似的革命黨員的畫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紙之上，滿貼在茶坊酒肆的壁間，幾個日日在茶酒館中過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嚨，皺緊了眉頭，低低切切，很嚴重地談論到了國事。

    這一年的夏，在我們的縣西北鄉，並且還出了一次青洪幫造反的事情。省派了一位旗籍都統，帶了兵馬來殺了幾個客籍農民之後，城的街談巷議，更是顛倒錯亂了；不知從哪一處地方傳來的消息，是每夜四更左右，江上東南麵的空，還出現了一顆光芒拖得很長的掃帚星。我和祖母、母親，發著抖，趕著四更起來，披衣上江邊去看了好幾夜，可是掃帚星卻終於沒有看見。

    到了陰曆的七八月，四川的鐵路風潮鬧得更凶，那一種謠傳，更來得神秘奇異了，我們的家，當然也起了一個波瀾，原因是因為祖母、母親想起了在外麵供職的我那兩位哥哥。

    幾封催他們回來的急信發後，還盼不到他們的複信的到來。八月十八（陽曆十月九日）的晚上，漢口俄租界炸彈就爆發了。從此急轉直下，武昌革命軍的義旗一舉，不消旬日，這消息竟同晴的霹靂一樣，馬上就震動了全國。

    報紙上二號大字的某處獨立，擁某人為都督等標題，一日總有幾起；城的謠言，更是青黃雜出，有的“杭州在殺沒有辮子的和尚”，有的“撫台已經逃了”，弄得一般居民，鄉下人逃上了城，城人逃往了鄉間。

    我也日日的緊張著，日日的渴等著報來；有幾次在秋寒的夜半，一聽見喇叭的聲音，便發著抖穿起衣裳，上後門口去探聽消息，看是不是革命黨到了。而沿江一帶的兵船，也每看見駛過，洋貨鋪的五色布匹，無形中銷售出了大半。終於有一陰寒的下午，從杭州有幾隻張著白旗的船到了，江邊上岸來了幾十個穿灰色製服，荷槍帶彈的兵士。縣城的知縣，已於先一日逃走了，報紙上也報著前兩日，上海已為民軍所占領。商會的巨頭，紳士中的幾個有聲望的，以及殘留著在城的一位貳尹，聯合起來出了一張告示，開了一次歡迎那幾十位穿灰色製服的兵士的會，家家戶戶便掛上了五色的國旗；杭城光複，我們的這個直接附屬在杭州府下的縣城，總算也不遭兵燹，而平平穩穩地脫離了滿清的壓製。

    平時老喜歡讀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筆來，也老是痛哭淋漓，嗚呼滿紙的我這一個熱血青年，在書齋隻想去衝鋒陷陣，參加戰鬥。為眾舍身，為國效力的我這一個革命誌士，際遇著了這樣的機會，卻也終於沒有一點作為，隻呆立在大風圈外，捏緊了空拳頭，滴了幾滴悲壯的旁觀者的啞淚而已。

    （原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人間世》半月刊第二十六期）

    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