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5章 劍指東瀛(圓二)玉浦大捷

      高務實來到泗川還不到一個月，泗川小城已經被改造成了一個小型軍事要塞，在原先的四方四門基礎上加出來四個三角形的前突，變成了八邊形棱堡構造。

      當然，相對於此時京華的工程標準而言，這個棱堡的相應設施還不夠完善, 隻是已經具備了棱堡的基本構型，可以在火力發揮等方麵起到作用。

      這其實正是高務實底線思維的一種體現，他在安排蓮花山防線的時候就考慮過萬一防線被突破，或者日軍正麵進攻蓮花山而分出一路偏師奇襲泗川的可能，因此早就在泗川建造了簡易要塞。

      高務實在大明軍隊之中超高的威望有一點也來源於此：他在領兵作戰時從來不把自己當成文官老爺，不僅全程騎馬不坐轎，也和武將一樣睡行軍大帳, 在簡易工事中安之若素。

      他從不去搞什平權, 不會跟普通士兵說見了他不必下跪, 但他總能對得起他的職責，在朝則為相，在軍則為帥，允文允武，稱其所司。

      高務實從不與劉馨之外的任何人談論皿煮，甚至即便與劉馨談論，也大抵是為了說服她西式皿煮在大明行不通。為此，他還特意為劉馨解釋過，後世西方一說皿煮就扯古希臘純屬鬼話。

      能代表古希臘的主要是斯巴達和雅典，其中的斯巴達肯定不皿煮，這一點根本不必解釋，稍微有點歐洲史了解的人都很清楚。那關鍵問題在於雅典的皿煮與後世西方的皿煮究竟是不是一個東西，或者至少說是不是一脈相承。

      答案是否定的。

      後世的皿煮，至少從其文字本意上來說應該是民意主導的國家，其由於行政架構和治理手段等原因的限製而不得不采取了代議製。

      那，雅典的皿煮是這回事嗎？並不是，雅典的皿煮從來不是全民、全社會的皿煮，而是一種精英政治、貴族政治。

      一方麵, 雅典的皿煮政治是雅典的非精英階層對占少數的貴族階層所捍衛的貴族價值觀係統而有力的衝擊。它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一種有效的政治構架，帶給了那些哪怕是最窮的男性公民全麵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平等，也同樣成功地將自由賦予了最大多數的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麵，由於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隸、婦女和其他非公民從事必要的生產勞動來維持生活，因此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本身就體現了一種貴族的價值觀。

      簡而言之，雅典的階級層次非常明確，真正的貴族以及雅典的男性公民，事實上都是統治階級，而普通雅典女性、統治區的非公民、奴隸等，則是明顯的被統治階級。

      古希臘的哲學家們絕大多數也極其反對皿煮，不少哲學家將非精英的皿煮稱之為暴民政治——那玩意兒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後世西方認為的“極右翼”，搞的都是反智民族主義那一套。

      古希臘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們更認可的是人人按照能力各司其職，如柏拉圖、亞士多德等人皆是如此。這其實和中國古代的思維非常相似，就是星辰列宿各有其位，隻有遵循各司其命的原則才能最接近於天道。

      但是，希臘或者說整個歐洲長期以來沒法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貴族高官的能力是否配得上他的職司，如果不能的話, 如何把出身底層但能力上佳的人捧上高位？

      希臘先賢們曾經做過許多思考, 甚至有人跑去西西島試驗過, 但都失敗了。在全世界範圍內，在某個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的國家隻有一個，不巧正是中國。

      科舉製，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手段。誠然，科舉製本身也有問題，其中到了大明時期最大的問題在於科舉製選拔出來的人才是否真的具備治理能力。

      但是不管怎說，科舉製的問題在於考題的指向性，而不是選拔手段本身。也就是說，要讓科舉製發揮更好的作用，不必改變考試製度本身，而隻需要改變考題指向性——簡而言之就是別隻考四書五經。

      高考公平嗎？也許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誰能否認它已經是當前最公平的方式？

      所以，孟德斯鳩作為法國啟蒙思想家的領袖人物，之所以成為中國科舉製的鐵粉，可不是沒有原因的。按照西方的思維來看，它解決了“哲學家治國”的核心難題，即如何以能力決定其人職司。

      高務實不搞後世西方的那套皿煮代議製，很大原因就在於此——你本來就比人家先進，你還非要回頭學人家，那和主動“被發左”有什區別？

      況且代議製走到後來還出現很多沒法解決的問題，比如生產力先進時期看起來運行良好，一旦生產力的相對優勢開始下降，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出現兩極分化，互相攻訌，彼此拉著對方一起跳坑。

      當然，這頭還有一神教思維體係的深層次BUG，即二元對立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他們的腦子隻有“光明必將戰勝黑暗”，而不能理解中國傳統哲學思維中的“陰陽調和，萬物相生”之類。

      沒有黑暗，何其為光明？光明照耀不了黑暗，黑暗吞噬不了光明，二者永遠是互相依存的。這樣的道理，一神教下二元對立的西方思維理解不了，也不願意承認。

      所以歐洲隻能分裂，所以米帝兩黨互撕，隻要走不出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他們不僅對外部的力量崛起隻會窮盡心思去打擊、去鬥爭，對內部也一樣不斷打擊異己。

      高務實始終沒有對心學派發動全麵打擊，正是不希望把黨爭上升到不折手段的地步。他希望“爭道統”的方式被限定在“看實效”的層麵，即用實實在在的政績證明，治理天下需要的是我實學派的這套，而不是你心學派的那套。

      中國人其實自古以來就是最講現實主義的民族，全世界隻有中華文明講“人定勝天”，隻有中國人敢搞“神若害我，我就殺神”這一套——後羿射日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

      其實這有個重點，西方人將一切歸根於上帝的安排，而中國人不認為某個神能安排一切，中國人的崇拜是天道，而天道並沒有具體的指向，它隻是一種規則。

      換言之，按照西方人的觀點，如果上帝今天心血來潮，他可以改變規則，比如一加一就不等於二了。但是按照中國人的觀點，一加一等於二就是規則，是天道的一部分，它不會因為任何人而改變。

      所以西方人認為上帝就是一切，發生什都是上帝的安排；中國人不鳥上帝，隻是不斷尋找規則，尋找讓自己更加接近於天道的方法。

      各善其職，各司其命，即為天道。中國人要做的，隻是不斷尋找和改進讓適合的人去適合位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