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7章 正國本(一)

      “元輔所見深符朕意，著內閣核議具奏。”

      高務實的票擬“代王言”是如此寫就，僅僅不到一個時辰之後，禦筆朱批下達時也是如此寫就。

      這便意味著在萬曆一朝已經持續近二十年的“國本之爭”，此時此刻終於進入了最後的決戰階段。

      參與決賽的選手一共有三位，分別是皇嫡子朱常灝、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

      以上這個排名自然不是簡單按照年齡來排，而是從儒家禮教之傳統出發，按照三位選手各自身具之“正統性”來排的。

      正因如此，年歲最小、尚在繈褓之中，剛剛做完滿月禮的皇嫡子朱常灝反而能排在第一位；年歲最長的朱常洛依靠年紀這一優勢緊隨其後；皇三子朱常洵則主要依靠母妃鄭皇貴妃的聖眷而忝居最末。

      在這場決賽之中，原本不該有皇三子朱常洵的位置，但由於其母妃鄭皇貴妃的聖眷，他也能成為決賽選手之一。

      這有一個隱含的因素，與傳統的母憑子貴不太一樣，朱常洵是子憑母貴——前一章已經專門說過，大明朝正式的“皇貴妃”與尋常貴妃不同，她是“有冊有寶”的，地位可以說已經被明確為“副皇後”。

      既然如此，理論上她的兒子自然就應該比除了皇後嫡子之外的其餘任何妃嬪之子都要尊貴。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看，其實皇嫡子也屬於“子憑母貴”。

      事實上，皇宮之內，天家之中，“母憑子貴”與“子憑母貴”這兩種情況往往是並行不悖的。

      皇後無子仍是皇後，但在某些時候可能因此被廢；不過一旦有子，則無論其本人還是其子，地位都將獲得極大鞏固，至少在大明朝還沒有出現過例外。

      皇子誕生，其母即便原本隻是尋常宮女，也幾乎一定能躋身“妃”字輩，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但倘若她原先地位太低，反而會連累其子的地位也很難提高，除非……如朱常洛一般，趕上了庶長子這個身份。

      之所以朱常洛與朱常洵在皇嫡子出身前各有支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鄭皇貴妃的“有冊有寶”。拋開聖眷這個不能在立儲問題上被朝臣公認的因素，鄭皇貴妃本人在身份上力壓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是的，此時朱常洛的生母依舊隻是“王恭妃”，而不是原曆史上萬曆三十四年之後被晉封的“貴妃”與“皇貴妃”。

      這句話這樣講可能不好理解，其整個過程是這樣的：原曆史上的萬曆三十四年，王恭妃先是被晉封貴妃，同年又被再次晉封，成了皇貴妃。

      在那個時空，王恭妃晉封皇貴妃這件事，實際上意味著朱常洛的地位最終穩固——即便在此之前，他便已於萬曆二十九年被冊封為太子了。

      換句話說，朱常洛成為太子之後五年，其母王恭妃才晉封貴妃、皇貴妃，母子二人地位至此拉滿(畢竟皇後無過，不可能隨意廢後，況且朱翊鈞也沒這個意思)。

      這五年時間顯然不是那輕鬆度過的，明爭暗鬥還有很多，不過這與本書無關，就按下不表了。

      且說當前局勢：王皇後與朱常灝母子，屬於正統性拉滿，背後又有高務實的支持，無論是從倫理來說，還是從朝中實力來說，都可謂是國本之爭總決賽中贏麵最大的一方。

      王恭妃與朱常洛母子是典型的母憑子貴，王恭妃本人在朱翊鈞心目中的地位幾近於無，朱常洛在母妃那得不到任何一點有意義的支持，反而背負著不小的“負資產”。

      好在朱常洛畢竟占著一個庶長子身份，再加上朱常灝出生太晚，因此心學派早已經前赴後繼在朱常洛身上投下重注，如果此刻放棄，則“沉沒成本”未免太大，於是不得不咬牙繼續支持，這就讓朱常洛還有一點翻盤的機會。

      當然，除此之外朱常洛還有一點優勢，即在非常意外的情況下——比如皇帝突然駕崩之類。那按照“國賴長君”的傳統觀點，朱常洛的繼承正統性會臨時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過，具體有多大的提早則不好說，因為這其中有一些說道。

      “國賴長君”這個說法的出現是有原因的，而且還很具有現實意義。

      中國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皇位的繼承隻以血緣遠近來劃分，隻不過為了國家的存亡考慮，一般即位的皇帝多是年紀相對比較大的皇子，幼主繼位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發生在動蕩年代，亦或者權臣在朝之時。

      但是，“國賴長君”真正的隻是簡簡單單地為了王朝的存續嗎？

      古代的婚姻製度與現代還是十分相似的，男女什年齡嫁娶都是有一定規定，隻不過現代社會並沒有規定出嫁時間的上限，而在古代卻規定女子出嫁年齡的上限，即多數時候女子十八歲必須出嫁。

      這一點甚至寫進了法律之中，很多朝代規定是男子、女子如果不能在年齡允許的範圍內結婚，那就會受到處罰，而且是重罰，大明也不例外。

      同時，中國古代常常設有一個神奇的官位或者說機構，叫做官媒，換句話說就是官方媒婆。如果男女到年紀而不結婚，可能官府就會派遣官媒為男女保媒。

      到了這種時候，成親就是強製性的，如若不然，家庭或者家族就會麵臨大量的罰款或者其他懲罰。當然，這種通常都以金錢作為懲罰的製度，一個豪富之家估計可以負擔得起，而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平頭百姓是決計負擔不起的。

      何況，哪怕是這家人寧可損失這些錢財，但作為一個大齡女子在當時的社會能夠出嫁就十分不容易了，始終不出嫁反而可能遭到社會歧視。

      嗯，在這一點上劉馨是有發言權的。隻不過她長期待在高務實府，社會性歧視難以出現在她麵前，而她也足夠有錢——即便從個人角度來說，她哪怕不算京華秘書長的薪酬，其也有著京華醫藥的原始股，區區罰款不值一提。

      說回正題，古代女子出嫁的時間比較早，那男女雙方之間孩子出生的年齡也相對來說比較早。由於生育孩子的父母年紀尚小，孩子的身體也注定不會特別好，因此大多數的孩子都會出現先天不足的情況。

      具體到天家，古代皇室為了穩固政權，大多數會出現聯姻的狀況，皇帝或者皇子們大多數都會與自己的舅父家的孩子成親(注：大明不是)。

      這樣一代接著一代，兩家的血緣自然親密，但也就很容易出現極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生育畸形兒或者孩子先天生理條件不好，這對於皇室的禦醫們的醫術也是巨大的挑戰。

      在京城之中，自然名醫雲集，無論是小兒病症還是婦科刀傷，都有擅長者，但是還是抵不住皇室皇子們一些莫名其妙的傷病。

      一旦年幼的孩子們染上了一些奇怪的病症，禦醫們往往是束手無策。比方說，同樣是孩子染上了肺結核或者是水痘等病症，在現代社會問題不大，花錢就能擺平，甚至是提前擺平(疫苗)。

      但是，在古代可就不同了，哪怕是出生天家，也隻能依靠孩子們自身的體質挺過去，如果挺不過去，那也隻能看著他們病逝。

      韃清的康麻子之所以是康麻子，就是因為其幼年時就曾經出過天花，而太醫院所提供的治療方式也僅僅是外出避痘，避免傳染其他人，同時盡量做一些滋補的湯藥來保證玄燁的體力罷了。

      因此，在古代的醫療水平的情況下，幼兒的死亡率極大，不僅民間如此，皇室麵臨一些重大疾病之時，其實也沒好到哪去。

      由於皇室為了子孫繁茂，所以皇帝一般成婚時間相對較早，更何況還要在未大婚之前安排一些試婚宮女伺候，因此生育的年齡也就相對來說比較早。

      而在這個時間段生下來的孩子們大多都很難活下來，隻有皇帝在成年之後，生育下來的孩子才有更大的希望存活下來——算一算朱翊鈞夭折了多少個孩子就知道，這都不忍舉例。

      如果皇帝和皇後的年齡足夠大，那皇子的年紀也會相對來說比較大，因此除去那些先天夭折的孩子們，所剩下的孩子隻有其中年長一些的，心智上會相對來說更加成熟。

      反之，如果繼位的皇帝年紀比較小，無法獨立處理軍國大事，權力往往就會落在太後、權臣或者是身邊宦官的手中。

      比如在漢朝初期，國家大一統剛剛完成，就因為劉邦去世而出現了呂後幹政的現象。而在漢朝末年以及唐朝末年，宦官的權力飛漲，甚至到了可以主導皇帝廢立的地步。

      至於在明朝，由於獨特的內閣製度，權臣專權倒是不常見，但原本萬曆年間朝廷大權掌握在內閣首輔張居正手中的故事也不能無視。

      試想一下，如果皇帝繼位時的年齡相對來說比較大，比如至少二十幾歲的年紀繼位，那皇帝既有雄心壯誌豪氣淩雲，又基本具備了治理國家的才能，自然也就不會有那多幹政事件的發生。

      但是如果皇帝的年齡較小，那上麵的三種幹政情況隨時可能會出現，或是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與此同時，幼主登基就意味著父皇已經喪命，這對於尚處於年幼時期的小皇帝來說也是心理上一個不小的影響，甚至可能影響其心性的養成。那就意味著也沒人知道這位皇子在繼位成為帝王之後會是什樣子，會不會在成長過程中被身邊的人教壞等等。

      反之，皇帝是一個成年人，那執政思想和個人性格基本是固定的，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具備高度確定性”，這樣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大臣、百姓都是好的開始。

      若幹年後出現的“現代國家”，在選舉國家元首時往往會有年齡下限的限製，其道理也正由此而來。

      當然，剛才說過，明朝由於體製獨特，其在這個問題上具備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明朝在永樂之後基本已經不具備諸子奪嫡的某些先決條件，即親王(皇子封親王)掌兵的權力和任意結交大臣的權力。

      這兩個改動使得皇子們在登基之前無法有效地培養個人勢力，隻能依賴其自身的正統性按照製度決定是否能夠繼位。若是不能，那就隻能等著封王之國，當個富貴閑人。

      其二，明朝獨特的內閣製度使得即使首輔也隻是具備“有限相權”，同時還連個宰相的真實頭銜都沒有。這就使得在明朝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權臣，錯非是特殊情況導致的特殊時期——比如曆史上的張居正，那權臣的威脅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話說回來，張居正那個“權臣”其實也很有水分，事實上他如果不能取得李太後的默許，且與馮保形成內外一體的攻守同盟，其權力本質上來說依舊有極大的局限。

      說得不好聽點，李太後隻要拉著皇帝下一道旨意，張居正也得和他的前任高拱一樣當場卷鋪蓋走人，時效性之強可謂是“政治死刑，立即執行”。

      別說李太後了，就算隻是馮保跳反，張居正也做不成事。正因如此，張居正才不得不多次包庇馮保。

      不是張居正不知道其中危害，而是他深知如果沒有了馮保，他這個所謂的“吾非相，乃攝也”就不過是一句笑話。

      其三，既然皇室兄弟和權臣的威脅都解除了，那按照中國曆代的傳統，就還剩下最後一個：外戚幹政。

      不過……在大明朝說外戚幹政，但凡讀過五分鍾明史的人都知道是純屬搞笑。

      關於這一點，首先要知道曆史上的外戚幹政是怎形成的。

      就以公認最強大的漢唐兩朝舉例：漢朝的外戚都是什檔次的外戚？前期都是名臣之家，或者世家大族出身，比如霍家、竇家；

      後期雖然也開始選擇普通人家，可是一旦成為外戚，立刻就會得到巨大的實權。比如說東漢末年的何進，他就從肉聯廠老板一躍而為掌握天下兵權的大將軍。

      唐朝的情況也與之類似。比如說貢獻了大唐皇室最多皇後的家族是哪家？正是大名鼎鼎的太原王氏。

      這樣的外戚家族有什特點？特點就是本身實力很強，一旦身居高位，家族之中有大量人才可以安插進朝廷班子，一下子就能把朝廷大權給接掌過去，直接架空皇帝。

      這的例外可能就是何進，何家本來是被宦官集團捧上去的，宦官們看重的就是何家根基淺，隻能與他們形成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