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8章 正國本(二)

      王家屏腦子有點炸，但此刻不是抱怨的時候。他是真想在自己致仕之前看到國本一事徹底妥帖，不要再糾纏不休了。這種事對國家的損傷太大，而且一旦搞不好，將來還要出大亂子，必須在自己手中解決。

      這是王家屏的堅持，為此他願意克服一切困難，包括忍受高務實與沈一貫之間的鬥法——隻要這不影響太子大位的順利冊立。

      “我方才問，蛟門公對皇上這份朱批有何高見？”王家屏耐著性子又問了一次。

      “哦，朱批答允徹查翊坤宮自然是好事，不過方才日新公也提到了，關於外廷三法司如何在此次調查之中發揮作用，現在看來的確是有些礙難的。”沈一貫腦子還沒理清思路，於是嘴上便盡量拖延著。

      王家屏對他這樣的回答當然不滿意，立即皺眉不語。沈一貫也知道自己這話隻是對高務實剛才那番話的鸚鵡學舌，實在毫無意義，不得不又補充道：“況且這其中最大的麻煩在於……倘若先將昨日之變定性為意圖君，那三法司反而不便幹預了。”

      這次沈一貫終於說了一個很關鍵的事實，那就是君等同謀逆，而按照大明的傳統來說，謀逆大案反而不歸三法司管。

      歸誰管呢？歸廠衛。

      這就不得不說一下真實的廠衛到底是個什樣的存在了。在高務實穿越之前的一段時間，當時以明代東廠、西廠以及錦衣衛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和學術研究作品層出不窮，雖然這些作品在對於史實的還原度方麵參差不齊，但基本上都強調了廠衛的一些較為鮮明的特點。

      例如這些機構不僅行事秘密、手段狠辣，而且作風陰詭、無孔不入；廠衛受寵於皇帝，其鋒芒則往往指向在朝的官員，而官員們在廠衛麵前大都敢怒不敢言等等。

      然而，這些基本都是對於廠衛外部特征的一些描述，不能說不對，但肯定並不全麵。如果對這些外部特征片麵地誇大、強調，則有可能對於一些曆史問題形成並不真實的認識。

      例如現在擺在高務實麵前的這個問題：有明一朝的廠衛與法司，互相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

      具體到個案的審判當中，為何在廠衛首領“中官”意見無人敢違逆，刑部等官員也基本依從的情況下，而製度仍然有審判權歸屬於法司的設計？如果要回答這類問題，則需要首先明晰廠衛機構的性質，尤其是在整個皇權體係中，它們的性質和地位究竟如何。

      後世學界有觀點認為，廠衛是一種特殊的監察機關。的確，在對於官員行為的監察方麵，廠衛的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必須明確，廠衛的監察不同於傳統的給事中或者都察院等的監察。

      由於其直接受皇帝指派，因而往往對於被監察的對象形成強大的心理壓力。這種心理壓力還直接來源於廠衛本身的職責，並不像都察院等其他監察機構一樣，有一套長期以來相對固定、相對公開的製度規則，因而實現了所謂“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效果。

      因此，廠衛的監察職能在傳統帝製中可以說是一種畸形的監察職能，而廠衛隻有與給事中、都察院乃至於法司等結合起來，才能夠融入朝廷完整而嚴密的監察臣下之體係中，從而達到其設立的初衷。

      具體來說，首先從時間維度上看，錦衣衛建製要早於東、西廠。早在明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即下令改儀鸞司為錦衣衛。當然，此前儀鸞司的主要職責在於隊列儀仗和護衛功能，不僅不具備偵緝逮捕等權利，連宋以來的糾察殿前失儀、維護朝堂整肅的職能都不具備了。

      儀鸞司改製為錦衣衛以後，其職級有所上升，內設的機構也有所變化，雖然大體上仍然還在從事原有的工作，但已經為後來取得偵緝之權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此後，雖然錦衣衛取得了一定的偵緝權力，但很快因洪武年間的“奸黨”案件逐漸平息而被收回。朱元璋似乎並不希望在法司以外再出現一個擁有“從頭到腳”的司法職能的部門，而無論他們偵辦的是何種重大的案件。

      因此，他的做法是“……悉焚衛刑具，以囚送刑部審理。(洪武)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鹹經法司”。

      到了朱棣在位時期，出於政治穩定等因素的考慮，又重新開始賦予錦衣衛一定的偵緝權力，但是同樣基於對錦衣衛機構的防範，朱棣又設置了東廠監督錦衣衛，以彌補錦衣衛的一些固有缺陷，並進一步加強對於臣下的猜忌、防範和監視——雖然這些行為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後來，都被證明並不能起到其預期的效果。

      此後，東廠的權力逐漸擴大，侵奪了大量原屬於錦衣衛的職權，同時也由於自身被宦官把持等特殊組織形式而受到皇帝的寵信。

      尤其是在紀綱伏誅以後，皇帝更加明白手中掌握有專門控禦臣下的機構的必要性，於是東廠便以一種國家常設機構的狀態繼續存在，直到成化年間憲宗又設置了西廠，進一步加強了權力的監控。

      有觀點認為，錦衣衛和東、西廠的權力劃分以及榮寵，是以成化年間為界的，此說頗有見地。如果以機構設置等角度來看，則確實可以明顯看出，成化前和成化後機構擴張和收縮的不同。

      廠衛的職權很寬泛，但後世學界對此問題倒是早有比較清晰的論述，大體而言，廠衛之職權與監察權和司法權有關者，大致包括三個方麵。

      第一個方麵是廠衛具有偵查緝捕之權。

      《明史·刑法誌》中說過，偵查緝捕針對的對象乃是“盜賊奸宄，街途溝洫”。這所稱的盜賊如果還可以依據明律或者傳統律學進行一個比較嚴格的界定的話，那“奸宄”所指的內容就要寬泛得多了，也很難給出一個準確的權力範圍。

      “街途溝洫”本意是指街市、道路和田間小路、水渠等，可以看出這同樣是個泛指，而並非說明錦衣衛的主要職責範圍是上述特定區域。

      可以理解為，錦衣衛對於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都具有偵查緝捕的權力。從性質上看，其時的偵查緝捕權與傳統的三法司權力不僅關係密切，而且多有交叉，外延權責十分模糊，難以區分。

      而且，廠衛的權力外延因其體製本身特點，更加寬泛不清。例如在景泰三年，皇帝對此問題有過專門的論述。

      “今後但係謀逆、反叛、妖言惑眾、窺伺朝廷事情，交通王府外夷、窩藏奸盜及各倉場庫務虛買實收、開單官吏受財賣法有顯跡重情，方許指實奏聞，點差禦史覆體實，方許執訊。

      其餘事情，止許受害之人告發，不許挾受囑，誣害良善及將實事受財賣放法司；亦不許聽從脅製囑托，致有冤枉違法重情，罪不宥。”

      從這段景泰帝的原話可以看出，雖然錦衣衛的偵緝職權以嚴重危害統治秩序類的犯罪最具代表性，但同時亦不妨礙他們接受受害人的檢舉揭發。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行緝捕還是受理檢舉揭發，廠衛的職責範圍基本上仍然是在錦衣衛衛戍的功能之基礎上不斷擴充而來的。

      前麵說了，錦衣衛本身具有戍衛宮廷皇室等職責，雖然比較特殊，但仍屬傳統衛戍軍隊的一種，自然也不免傳統的屯田、征戰等任務。與兵馬司等衛戍部隊類似，包括京城巡查交通、疏浚河道甚至是打掃街巷等職責，也都屬於錦衣衛的日常職責。

      甚至到了原曆史上的萬曆年間，還有錦衣衛巡街、疏通河道的直接記錄。不過這一條在當前的世界已經被高務實“解放”了大半。

      本書前文說過，京營改製之後，類似於疏通河道這種工程性任務，現在已經全部交由生產建設兵團處置，不必再勞錦衣衛費心——當然，對於這種任務，朝廷得額外給生產建設兵團撥錢。

      總之，維護京城治安必然是錦衣衛原有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自朱元璋一朝始，錦衣衛當中的一部分人便分化出來開始從事一些比較秘密的任務，而這一部分人雖然也是從錦衣衛當中選拔出來的，但實際上其職權範圍是被皇帝劃定的。

      因此，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看，錦衣衛更加類似於綜合意義上的警察部隊，其中一部分人逐漸分化為秘密警察，而大部分則仍然還需要從事一般意義上的警察職能。

      與分化後的錦衣衛相類似的是，東、西廠的偵查緝捕職權也是皇帝專門賦予的。由於他們並不需要承擔其他工作，行事上隻聽命於皇帝，更能夠實現皇帝本人的意圖，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何日後東、西廠的地位要淩駕於錦衣衛之上，而並非簡單的一句“東廠首領為內宦，較錦衣衛更親近皇帝”可以解釋。

      上麵說的主要是廠衛尤其是錦衣衛的職能劃分和形成過程，第二方麵則要說廠衛具有的部分司法性職權了。這一點也與當前內閣麵臨的問題更加緊密相關。

      眾所周知，廠衛具有羈押審訊乃至於刑訊取證的權利，亦可以實施一些特定的懲戒性的處罰。要注意的是，這的羈押並不是刑罰意義上的監禁，而是候審或者待審的一種臨時剝奪人身自由措施。

      相對於後世的法治社會而言，這種權力聽起來很反動，但凡事不能脫離時代背景，這種權力此刻有其存在的意義。在錦衣衛等具有了偵查緝捕職權的情況下，擁有這種權力其實是十分必要的。

      同時，此類羈押並不完全等同於皇帝設置的詔獄。錦衣衛從其機構設置上看，設有與其他兵衛類似的鎮撫司，而錦衣衛之監獄也就是鎮撫司監獄。

      長久以來，錦衣衛和東西廠都以其刑罰酷烈而臭名昭著，早在朱元璋辦理藍玉案的時候，錦衣衛就因為“非法淩虐，誅殺為多”而成了朱元璋的替罪羊，朱元璋對其焚毀刑具的行為則更像是為自己脫罪的一種手段。

      按照《萬曆野獲編》的記載，鎮撫司獄條件極為惡劣，與法司監獄有天壤之別。其采用地下或半地下的建築方式，牆體非常厚，聲音也無法傳出。而獄中人的待遇也極差，飲食經過層層查扣後所剩無幾，嚴寒時也沒有炭火或者禦寒的衣物，親屬也不能探望。

      正是因為其偵緝行動的無孔不入與刑訊手段的酷烈相結合，才使得皇帝以此來震懾官員，而廠衛之勢隨之越發肆無忌憚。

      除了羈押審訊，廷杖則是宦官和錦衣衛把持的另一項臨時性懲戒措施。

      雖然在形成之初，廷杖更多是對殿前觸怒皇帝直言進諫的臣子所進行的一種懲戒措施和震懾手段，但之後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使得錦衣衛和宦官將刑罰實際上牢牢把握在手。

      不過這一權力與此時內閣遇到的問題關係不大，這就略過不提了。

      說第三個方麵，廠衛可以用比較特殊的程序參與實質意義上的司法審判，這種職權可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是一種法律監督的權力。

      按照《明史·刑法誌》的記載，錦衣衛可以與法司一起在午門外鞫獄，對於一些重案，亦可以通過在秋後會審的方式來進行。

      在此類審判當中，司禮監的太監和錦衣衛往往都具有比較大的權勢，甚至司禮太監還可以作為主持者，在審判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廠衛擁有完整的司法權。

      例如，嘉靖朝尚書林俊曾談到：“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事無大小，皆聽平鞫。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文致冤獄，法紀大壞。”

      此後，嘉靖朝在規範廠衛參與司法方麵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事關貪官、冤獄，仍然要交三法司提審、申辯，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隱情或者暗通款曲，則仍需要聽從廠衛偵緝，上達天聽。

      也就是說，在廠衛逐漸取得大權以前，甚至是逐漸取得大權的過程當中，廠衛都不能“專任司法”，即不能夠單獨完成司法的整個過程。

      即便是在取得了某些案件的審理權以後也要明確，此種權力在某種意義上看完全得益於皇帝的聖心獨斷，但凡有任何機會，文官集團都絕對不會讓這種情況出現。

      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特殊案件的指向通常以文官集團居多，與其說這是廠衛等機構職權的擴張，不如說這是皇權與文官集團之間矛盾的權衡體現。

      綜上所述，將廠衛單獨定性為特務機構亦或是司法機構都有失偏頗。

      如果定性為特務機構，則否定了廠衛尤其是錦衣衛正常維護社會秩序以及戍衛宮廷皇室等職能，失之過窄；而將廠衛與三法司同列，甚至以某些個案當中廠衛首領的某些弄權之表現，就認為廠衛具有司法上的完整職能，則未免失之過寬。

      當然，在廠衛客觀上出現了一些職權的畸變以後，其性質也不能夠再以簡單的司法職能等去概括——這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顯然也並非某些宦官或者廠衛甚至於皇帝本人所能隨時左右的。